江青在延安是如何恢复党籍的？

观众教育

江青在延安是如何恢复党籍的？风华正茂的江青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17岁的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2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观众教育

在博古不在延安期间，中组部的工作主要由副部长郭洪涛主持。在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近一年间，组织部内部机构变动不大，但人员有出有进。组织科科长金维映去抗大担任女生队队长，原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王观澜接任科长。干部科科长乐少华去抗大学习，科长由王鹤寿接任。

这时，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一座小院里办公，组织部的下设机构也很简单，只有三个科，即组织科、干部科和地方工作科。人手很少，各科都有自己的职责，严格按分管的范围办事。

1937年7月，卢沟桥的隆隆炮声，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大学教授、工程师、留学生心向共产党，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聚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这些热血青年中，有一大批是各地的地下党员，他们到达延安后，先向组织部报到，在组织科接转组织关系，干部科审查、分配工作。组织科长为王观澜。他们在接转、审查组织关系时十分认真、严格，并且铁面无私。

西安事变后，王观澜在中学时的恋人徐明清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委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她以西安北大街幼稚园园长的身份为掩护，与办事处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很熟悉。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停在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车上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女子走下来，拎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后不禁吃了一惊，大喊一声：“小李！”

来人是江青，原名叫李云鹤。

徐明清与江青是在上海时的好友，也是曾经一起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同事。

早在1933年时她们就相识。当时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在上海参加创办了晨更工学团。这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以及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1933年初夏一天，剧联田汉的弟弟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长得俊俏，性情也很活泼。她就是江青。徐明清那时的名字叫徐一冰，只比江青大三岁，但政治上却比她成熟得多，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田沅介绍说：“李云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晨更工学团谋点事。”

徐明清问江青：“识字不？”

“会，还会唱歌、演戏。”江青回答。

这时候晨更工学团正好缺教员，徐明清就把她留了下来，说：“那你就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吧，教他们唱歌，辅导店员识字、读书。”

工学团里的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生活很艰苦，她们三人同住在小楼顶上的阁楼，小阁楼只有一扇窗，没有床，只是在地板上铺着草席睡觉。可是江青也不在乎。但当徐明清和江青熟悉起来后，发现她在外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们也相处得不错，可一回到小阁楼里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一天问她：“小李，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呀，相信我，你就说吧。”

江青迟疑了一下，随即坦率地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徐明清。

原来她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木匠家庭，父亲有钱后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老婆，她是庶出的，小时候就常受父亲殴打，12岁时跟随母亲跑到济南投奔姐姐、姐夫。为了生计，她报考了管饭吃的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结识了颇具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一年多后，她在北平演出受挫，不得已返回济南，随后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1933年2月，经人介绍，19岁的江青也入了党。但7月由于叛徒告密，她被迫逃往上海。在上海，她投奔到田汉的门下。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后，田汉便让弟弟田沅介绍她来晨更工学团工作。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与团中央的交通员乐于泓在兆丰公园见面时，乐于泓已被特务跟踪。在公园门口，乐于泓发觉有人跟踪，低声说了句：“情况不妙。”就与江青分开走，他飞快地从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进租界，甩掉了特务。而江青却没那么幸运，一跑就被特务们在另一个大门口截住，就这样她被捕了。

江青被捕后，既没叛徒指证，也无任何证据，关了两个月，警察局多次审讯，但从她身上捞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只好允许保释。在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出面作保下，江青被释放了。

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时，由于叛徒出卖，被警察局押走了。在陶行知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她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受到严刑拷打，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批准她回家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她病愈后再次回到上海。因为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委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决定派徐明清等4名同志前去西安工作。

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这时江青已回到了上海，并且化名蓝苹，因演出话剧《娜拉》一炮走红，后因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结婚，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徐明清来到了江青的家。碰巧江青不在。她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徐明清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员们话别。在火车快开动时，她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仔细一看，认出她就是江青。可此时的江青却与徐明清的想象相去甚远，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江青见着她，拉着她的手，急切地问道：“一冰，你上哪儿？”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徐明清告诉她。

听到这话，江青似乎很伤感。徐明清看着她这副黄瘦的模样，叮嘱她：“小李要多注意身体啊。”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声，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

两人没说几句话，火车就要启动了，两人依依分别了。

此刻徐明清万万没有想到江青也追寻在她的后面来到了西安，真是又惊又喜，惊讶的是她怎么孤身一人跑到西安来了？！喜的是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她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告诉徐明清说：“我这次北上，就是专为找你的。”

“快进屋，进屋谈。”

徐明清领着江青进了幼稚园自己的房间，两人亲热地谈起了别后之情，得知江青与唐纳已离婚了，并且她随后在上海演艺界的一些情况，最后询问她：“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急切地说道。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介绍信，就是指上海党组织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说：“没有。”

“没组织关系，这可就不好办了啊！”

“有你在，就会有办法的。”江青说。

徐明清问道：“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里面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出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这些表明她确实是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还不能证明她是个党员。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说：“不要着急，我想想办法。”

随即，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第二日，徐明清和江青坐了辆黄包车，来到了在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徐明清正好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办公，忙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递上自己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然后，她告诉他们说：“这事由博古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他便答应了。”

第二天，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住了。7月下旬的一天，她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欣喜地告诉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第二天，江青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前去延安，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结果，一行人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他们到达洛川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这里开会。这天晚上，正好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夫人朱仲芷介绍，江青认识了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随后，她就跟随他们到了延安。

在延安，江青被安排在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名字时，她没有写“蓝苹”，也没有写“李云鹤”，而是写上她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然而，她尽管经过了组织部部长博古的面试考查，但由于没有组织介绍信，她来到延安组织关系却接不上，只好等候进一步接受调查。

9月中旬，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也离开西安，到达延安，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第二天，她去报到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并且是中学时的恋人、中组部组织科科长王观澜，不久两人就结婚了。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是请客人们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顿饭。

得知徐明清也到达了延安，正为接转不上组织关系发愁的江青立即跑来组织部招待所找她。见面后，她对徐明清说：“我要求到抗大学习。我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我是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但没有党的组织介绍关系和证明人材料。组织上还在审查。真是急死人了！”

徐明清同她一起去找王观澜，王观澜答复说：“没有组织关系介绍信，我们不能随便接转关系，你要有证明人。”

“一冰就是我的证明人呀！”江青说。

“你没有介绍信，她一个人说了不算。”王观澜接着又说：“我说了也不算，你还是等候组织的调查吧！”

结果，就是组织科长的妻子做证明人还是不行。

但是，中央组织部对此也没有不闻不管。为证实江青的党籍问题，组织上要求接触过她的人写出证明材料，组织科派人找过徐明清和其他人，请他们各自写出证实江青情况的材料。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过党领导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徐明清在和江青接触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党员。因此，她在证明材料中没有提及江青入过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党员之类的文字。结果，江青在延安待了两个月，还是恢复不了党籍。

江青多次找到组织部，将自己入党经过写成材料。中组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江青入党介绍人了解。对方写了证明材料。

几经周折，江青才在延安接上组织关系，并恢复了自己的党籍，11月进入了抗大学习。  

观众教育

题记：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是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年至此结束。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宣判。就在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人主张判处江青死刑。而陈云则力排众议反对对江青进行死刑判决，认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在《陈云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记述了审判“四人帮”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曾对叶剑英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会后，他面临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大量问题。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陈云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意见，他认为：

   首先，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陈云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他还说：“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又提出了增加建国前２８年历史的建议，对邓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原则，给予了有力支持。

   其次，要从制度方面认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陈云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1958年起，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这其中有许多帮倒忙的人。”后来，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再者，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和帮助，树立正确的党内风气。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有４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后两年犯有严重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辞职。陈云指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地考查，既应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不赞成“扭住不放”，检讨没有完没有了。同时，他也严肃地指出，这些同志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

   最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处理。陈云曾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即使对江青集团的首犯，陈云也不主张完全按刑事犯罪处理。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人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事实证明，不杀的处理在国内外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根据陈云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由原来的100多人集中到10个主犯。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交织、严重混淆的错误政治运动，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解决起来很困难。陈云在复杂形势下善于冷静思考，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正像陈云所说的“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为党和国家渡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的彼岸，作出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

   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陈云始终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勇往直前，是为了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的典范。早在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就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又坚决支持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张正确认识和评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凡是认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陈云从不轻易放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也不论形势多么险峻，他都会下大决心，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陈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充分展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

观众教育

四人帮 的带头人，反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