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唐棣教授关于徽商与明代经济的研究文章之一 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

我所欲也

资料显示相对财富较少的李家富可过二至三代，而财富宠大的家庭像程家则可以维持五代之富。由此我们不必惊讶像程晋芳只是继承到他第四、五代祖先的一小部份家产，他就那么不切实际。他拿到的那份家产不可能多到足以让他过著和他叔叔程梦星一样的生活，或者培养像马氏兄弟一样的奢侈嗜好，很幸运地马氏二人在世时家庭成员都维持在较小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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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注喜孙的估计必需认真的检试。他估计在两淮盐商的黄金时代，总资本约在七到八千万两之间，（注：《从政录》，〈姚司马德政图序〉。）事实上，这与我们估计十八世纪后半期盐商总盈利约二亿五千万两并无矛盾。汪氏和我们的估计数字之间的差异，正可以用两淮盐商无尽的捐输报效来解释；（注：除了在乾隆三年（1738）与嘉庆九年（1804）两淮盐商捐献了36，370，968两外，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们还花费了4，670，000两招待皇帝南巡。《清史稿》， 卷四三五，页2b。）盐商的生活型态与社会流动此两个因素，促使盐商将大量的资本转入非经济的用途；也因为要使其宗族组织可以运作，所以也将其大量资本作此用途。如果投入的商业资本数量非常的庞大，（注：汪喜孙宣称在1830年左右，两淮盐商的可运用资本已经萎缩到只有四到五百万两。见《从政录》，卷二。无疑地，安部键夫〈清代　于　典当业　趋势〉，《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大学，1950）一文的假设是有部份真实的，他认为两淮盐商的资本有许多转投入了其它更有利的行业，特别是典当业；典当业的兴起与两淮盐商的衰弱几乎一致。然而作者把汪中错认为是《从政录》一书的作者。）那么就可以很正确地解释在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会出现辉煌文化与知识发展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