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往事》系列之手艺人(作者：江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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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放电影

　　对于一个闭塞的农村，在没有别的娱乐活动的时候，突然听说村子里晚上要放电影，那可是件等同过年一般的盛事。一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那张紧绷的脸像沾了蜜一样盛开成甜甜的花朵，好比一个打了多年的老光棍娶上了梦想中的媳妇。太阳还没有完全西下，就能看到扛了板凳去祠堂坦上抢占位置的身影。去的早了，那块白色的银幕还没有挂上。可这一点不影响大家的好心情，嗑着瓜子聊着天催促着夜幕的到来。等待是有结果的。首先，村里指派的几个村民——更多是自愿加入到放映电影这一重大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出现了，他们拿来了那块正方形的白银幕，抬来了一张八仙桌子。一会儿工夫，就在两根笔直的杆子上，拉平了银幕的四个角。这时人群中有一些骚动。那是摆电影放映机用的八仙桌的村民在与占了这一特殊位置的村民在争执。一个说，你这里不能摆凳子，要留电影机。一个说，你不知道往后挪挪，偏和人家过不去。——即便是争吵，也是开心的，高兴的。我的父老乡亲在这一刻变得特别大度。往往几句玩笑之后，碍事的板凳自愿地移到了别的地方。他们知道，电影机的位置是固定的，射出去的光束得占满整个屏幕，不能前也不能后。八仙桌一落地，它的前后左右就会被一条条板凳所包围。放映机周边是看电影时最佳的观看位置，不前不后， 又能清晰地看到放电影的人换带子（胶片）。一些想和放映人拉关系的，还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递上一枝香烟，然后聊上几句下场电影在什么村子放，放什么片子等等机密话题。
　　我的一个童年的一半快乐是随着奶奶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看电影。奶奶踮着一双小脚，一手牵着我，一手拿一个用葵花杆子沾了煤油制成的火把，在乡间小道上走。为了节省燃料，往往吃了早晚饭，在夜幕到来之前赶到放电影的村子。火把大抵回家的时候再用。很小的时候，觉得奶奶特别有劲也特别有人缘，若是去一个较远的村落，奶奶都要邀上几个邻居，五里、十里的山路，踮踮脚，说话几声就到了。到了地方，自然有众多相熟的当地人好生招待。有的喊先生娘，有的喊老月嫂，更亲切的直呼奶奶的名字：桂梅，你来了，快，这里有凳子。爷爷是一条源里的医生，奶奶又是个豁达大度的人，源里的人来看病，有钱没钱的都不计较，一些路远的，奶奶还时不时地贴上一餐饭。如此一来，方圆数十公里的地盘上，就没有她不相熟的，在我看来，奶奶就是一个能呼风唤雨的人。
　　我记不得看过多少电影了，而记得起来的电影名就更少，充其量也就《地道战》、《上甘岭》、《红楼梦》，寥寥几部片子。其实，一个童年算起来也没看真正看过多少电影。认真回忆的结果，我更快乐于丈量一个村子与另一个村子的距离。在农村，电影毕竟是个稀缺物，许多时候半年一载的也看不上一两回。而放电影的人就成了人人羡慕的职业，当时我就想，长大了放电影去，想看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这一儿时的梦想，左右了我很长时间。而我的这一崇高理想也常常让父母唉声叹气而不自知。只是我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同村的汪金宏实现了。他比我大上十几岁年纪，读了一些书，认识好多字，加上为人务实，20岁出头就有了一份让我流口水的放电影的工作。同村人当了放映员，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在第一时间得知电影放映的确切信息，然后做好一切看电影赶场子的准备。有一回，奶奶和我一个晚上就赶了三个场子。记不得是个什么电影了，反正片子很难调到手，相邻的三个村子都要求放映。可片子停留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最后以抓阄方式决定放映顺序。一些精力 充沛而又无所事事的年青人，一下子来了劲，电影放到哪人赶到哪，奶奶和我，一老一少，夹杂在一堆年青人中，无形地把欢乐时光拉长了好几倍。
　　其实，要说起放映员，汪金宏还坐不上头把交椅，比我们大上四五岁的江根旺才是。只不过，他放的不是电影，而是类似底片一般的胶片。那是一个能发光的小盒子，江根旺提了到处显摆。他的父亲是一个公社的书记，是村里最大的“官二代”，只是当时没有这样的提法，可也绝压不了他的风头。在我们的一再央求下，江根旺微笑着答应了。找一个人家，门窗全关闭了，像夜一般黑，江根旺在桌子上摆好机器，拧上开关，然后把一张张卡片往机器里插，墙壁上便出来了图像。有房子，有女人，有小孩。就算那一幅幅静止的画面，也让我和小伙伴们惊艳不已。江根旺俨然成了我们的头子，像奶奶一样能够呼风唤雨。
　　一个童年，除了有限几节跟电影有关的记忆片断外，我大脑的储藏室里再也找寻不出别的什么了。八十年代中期，我读初中的时候，那部炒作了好长时间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终于在乡政府边上的电影院里上映。连续几天，从早放到晚，依旧场场爆满。那时候汪金宏娶了老婆，成了 电影院的检票员。一个身体往电影院的门口上一靠，一只脚抬起来，搁在另一边的门框上，像个旋转了90度的“丁”字。当时的票价也就两毛钱，现在看来便宜，可在当时却是我一周的菜票钱。汪金宏老婆抬起的脚就是为学校里读书的男学生准备的。谁要想逃票，想趁浑水摸鱼，就得从她的胯下溜过去。班上的两个调皮蛋还真不顾羞耻地钻了进去。自然，我没那么大胆。最主要的是，汪金宏老婆认识我，要是自己做了糗事又被被抖了出来，那面子可就没地方搁了。正 当我进退两难的时候，汪金宏老婆看到了我，大声叫了我的名字，示意我进去。她的这一慷慨，让我受宠若惊了好多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凡是乡镇和稍大一点的行政村，都盖了电影院，结束了那种露天放映的历史。只是人们再也不能随处瞻仰免费的电影了。与没地坐和淋一场雨比起来，露天电影依旧是农村人最爱的。虽然需要耐心的等待，虽然需要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行走、角力，直到村子里头一台电视机的诞生。连续播出的电视剧，像一根魔杖一般，点了众人的死穴，牵着一个村子的眼球定时出现。那时候正在播放《霍元甲》，个个人的嘴里头都能哼几句“万里长城永不倒”，一些半大孩子更是哼哼哈哈地摆弄拳脚，打上一段迷踪拳。随后的几年，分得田地单干的农民鼓了腰包，电视机的普及特别快，那时候还没有有限电视，家家户户安了天线，看之前，要不停地旋转天线位置，尽管还是许多雪花点，却能看到不少好看的电视剧。电影，在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一段过往。那一间间庞大的原本人气十足电影院，也在一夜之间被一把锁锁了，随着锁上的锈斑老去。汪金宏和他的老婆回到了村里，干起了生疏多年的农活。
　　比起众多消失的物事，电影的轮回是最快捷的。放映员，我们叫做放电影的手艺人，不但没有消失，还在一定时间膨胀起来。电影下乡成了民生工程之后，农村里又放上了久违的电影。让人多少觉得遗憾的是，再也看不到赶场子的人了。一个硕大的坦子上，掰着指头就能数清楚观众。我在想，已经仙逝十年之久的奶奶，若是活着，是否还会如痴如醉般地赶场子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若是奶奶依旧痴心不改她的这一爱好，那么在那一条条逼仄漆黑的山道上，一定是我搀扶着她老人家了。

　　2013.7.18日，伟民于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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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罗 盘

　　在众多的手艺行当中，罗盘制造者是神秘的一个群体，由着木匠、漆匠、毛笔书法师等不同专长的手艺人组合而成。罗盘的制作，有着多项工序，每一个手艺人只负责其中的一项，以至终老。也许这是传承至今为数不多的手工流水线作业了。这样的分工合作，除了能够保证一个产业的良性发展之外，更多的是保证了技艺的唯一性，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手艺人的离开而把属于别人家族的技艺带走。
　　罗盘的大小取决于木料的尺寸，选材成了首要的关键。徽州绵延的群山和八成以上的森林覆盖率为选材提供了足够的保证。罗盘的料只认准两种树，银杏树和虎骨树。随着需求的增多和古树名木保护力度的加大，可选的材料逐渐捉襟见肘起来。供求关系的改变，让一株料树从几年前的数千元涨到了数万元。买者和卖者在一株银杏树前站定，在双方主事人眼睛的考量下，卖者说一句“三万”，树还站在那里，估着堆开价。买者来一番讨价，卖者再还价，双方满意之后，请来斧锯，运出大山，搁在了仓库里。一搁就得三年。待到三年期满，树中的水份阴干了，才能取料锯板使用。锯板的是木匠。架一段圆木，平放在木马上，卯钉钉紧了，左右两人，持一把长约六尺的长锯，引着弹好的墨线，一拉一推间，木屑纷下，圆木也就成了一块块厚度均匀的木板。树心处的木板料度好，可以制成大尺寸的罗盘。树缘边上的脚料也能做不少小尺寸的半成本了。手艺人因材取料，一棵树的不同位置都能在他们的一双巧手中幻化出不一样的作品来。那作品就是一块圆形的木坯。如果说这一过程只需要一个粗糙的木工就能完成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就都是细活了。从光滑木坯开始，再到均匀刻画出圆心角为30度的12条角平分线，又用不同的半径把这些平分线取成大小不一的样子，不但需要细心更多的是耐心。线条刻画好后，交由下一道工序：上色。手艺人持一块黑木炭在线条上磨搓，再用面擦净，炭屑就永远留在了刻线里。接着又要再一次的打磨。在没有砂皮纸的年代，打磨用的是一种草，叫木贼草，晒干切段备用。木贼草柔中带刚，磨擦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它的功效还真能媲美现代的砂皮纸了。一个光润如玉的罗盘是少不了时间的打磨的。木贼草在光润他人的同时，让自己成了一堆细屑，连同木贼草一起消失的是手艺人的年华——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鬓角处几缕银发从严实的落了尘埃的毛线帽中露出头来。正在打磨的手不住哆嗦，却没有停止下来过。从早上旭日到夕霞满天。以一种淡定、从容和执著赶着时光在走。
　　罗盘上分成的格子是用来填字的。用的都是毛笔，或者准确地说成“眉笔”——专供画师画仕女时填眉毛所用，在这里手艺人持了笔尖细细的眉笔写字，写天干，地支，时辰……最小的如蚁般大小，大一点也就黄豆模样，的确需要不俗的功力。
　　最后一关才交由这一行业的传承人“上针”。罗盘的作用还是指向，只是四大发明中的一项指南针的运用与风水相结合的产物。针的精准与否，直接影响到风水大师对一块土地一个朝向的是非价值取向的判断，因此才是罗盘中的核心要素。而这一技术向来是传子传媳不传女的。
　　罗盘产业的发生发展是与一个特定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的。特定的外部环境就是辉煌明清三、四百年的徽商。徽商的发展和繁荣之后，众多注重风水的成功商人回到故土，兴建祠堂，建房搭桥。宝地的选取，吉辰的定位都离不开风水师，而风水师们的唯一工具就是罗盘。市场和兴趣取向，决定了罗盘产业的兴起。
　　徽州罗盘从明代肇始，在清中期达鼎盛，徽州府所辖一府六县的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罗盘手艺人的身影。位于休宁县万安古镇上始创于1723年的吴鲁衡罗经店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至今290年历史。随着徽商的式微，罗盘产业也迅速萎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文化革命，让这一带着封建迷信残余的产物消失殆尽。罗盘手艺人各自转行，不复再见。那个时候，吴鲁衡罗经店传到了第七代传人吴水森的手上。吴水森出生于1949年，三岁便从父学艺，可惜的是父亲在他12岁的时候就辞世了，吴水森又从母再习，待至手艺纯熟之时，罗盘早已列入了当时的生产禁令之中。吴水森进了县里的一家工厂做工，只在更深人静时，从床底下掏出一块面板，自习祖业，不使手艺生疏，直到八十年代末的春风解冻。终于可以让祖宗的绝活重现开日了，这让他很激动，甚至兴奋起来。90年代初期干脆辞了工厂的工作，回到家里，做起了手艺人。从一个人干再到招集工匠，支起了万安街上首个罗盘作坊。20年光阴似箭，吴水森也从一个壮年汉子就了一位花甲老人。现在主事的是他的儿子，尚不到30岁的吴兆光。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眼光，斥资500多万元建起了徽州地域上的首个罗经博物馆。不但收藏了明代以来吴氏家族各传承人的精品罗盘，尺寸大小也是应有尽有。走进馆中，静谧处仿佛能够听到数百年前的手艺人斧凿敲打的声响。
　　罗盘的加工生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一块尺寸中等的罗盘从取料到成品要历经45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吴水森的罗盘作坊里有20来名工人，日夜不停地生产，年生产能力也不过区区2000块。而市场的需求量是生产量的3到5倍，甚至更多。低生产和高需求之间这对供求矛盾，从罗盘的兴起到今天，似乎从来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过。吴家人坚持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需求多大，绝不让一块不达标的罗盘流向市场。吴水森吴兆光父子坚守的是一个百年老店的荣耀。
　　历经数百年的演变，罗盘也早已从定方位看风水的原始功能中蜕变出来，无形中成了能够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收藏品。吴水森的罗盘作品成了国家向国际友人赠送的礼品，走进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并屡屡在国家级工艺美术大赛中获得诸多殊荣，大有“一盘握手，如握乾坤”一般。而一代代熬白了头发的手艺人，以他们的不懈努力，再次让罗经文明在徽州大地上绽放异彩。
　　如果说，受了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的牵拽，诸多手艺人不得不放弃本行另谋生路，那么罗盘的制造者们正迎来一个明媚的春天。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

　　2013.10.22伟民于歙县七川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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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古 董

　　2004年，歙县杞梓里镇英坑村农民黄川木先生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徽州古董藏鉴》。可以说，这是黄先生十余年来在徽州大地上淘宝鉴宝的一个成果。一开始，黄先生和其他的古董商人一样，从一个地方淘得一方宝物，再转手出去获得利润。像这样的生意人，其实已经成为手艺人的古董“转手人”，在一个徽州当以千计。辉煌的徽商历史和厚重文化积淀，以及蕴藏其间的各种宝物为古董手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黄川木出生于上世纪七0年代，年纪不大，书读得并不多，却有着长远的眼光和忧患意识。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古董这东西卖了就没有了。妻子开着一家商铺，经营英坑当地出产的山核桃，所得的收入全被他“砸”在了古董收藏上。2010年，渐江和尚诞辰400周年时，黄川木私人开设的“渐江博物馆”在歙县徽州古城开馆，其镇馆之宝就是一平尺左右的一幅渐江画作。厚厚的玻璃罩下，300多年的画作古朴、沧桑，却依旧笔笔精到而传神。渐江是新安画派的创始人，俗姓江，名韬。为僧后名弘仁，自号渐江学人、渐江僧，又号无智、梅花古衲，歙县人。和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为“海阳四家”。他兼工诗书，爱写梅竹，但一生主要以山水名重于时。1663年卒，墓存歙县披云峰下的西干山，至今保存完好。渐江大师遗世画作仅百余幅，大多存放在故宫博物馆及省级博物馆内，也有少部分散轶台湾、海外。渐江画在民间是非常少见的。黄川木收藏的这幅渐江画是歙县乃至黄山市唯一的一幅。
　　徽州名人辈出，似乎用不着我在这里卖弄笔墨绍介。歙县雄村有着宰相故里之称，说的就是曹文埴、曹振镛父子。2009年6月，黄川木听说邻省浙人家中有曹振镛手书的匾额。于是立马驱车前往索宝，几经讨价还价，终以7万元购得。后识货中人欲以超十万价格要求转手，却被黄川木笑拒了。“孝思维则”匾长242.5厘米，宽82厘米，厚5.6厘米，包杉木胎，蓝漆为底，厚达1.1厘米；字体镶金，有曹氏落款印鉴，至今已200多年，保存完好。曹振镛是新安曹氏的杰出代表，在朝为官53年之久。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到了道光朝，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被传为佳话。据考证，此匾系1807年，曹振镛52岁时的作品。“孝思维则”四字，饱满苍劲，极见精神，与作者当时志得意满的心情十分相符。据考证，这是歙县迄今为止收藏曹振镛书法作品中品相最好、匾牌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块。自然，曹氏手匾也成了渐江纪念馆中炙手可热的宝贝。
　　作为古董界的手艺人，黄川木干得是“花钱”、“赔钱”的买卖，只“进”不“出”，让他离一个真正的手艺人的“成功”越来越远。若不是有着妻子的佐辅，生活都会陷入困苦境地。面对这些，黄川木依旧痴心不改，他说他只想为徽文化的传承做点事。
　　而我见识的更多的古董商人大抵家底殷实，富贾四方了。这也无须多少笔墨去赘述。说说日日奔波为了生计的普通人吧。他叫方石川，算起来算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他的家住一座老高笔陡的山上。那座高山我很熟稔，小时候一年得去好多次。那是外婆的家。三十岁之前，方石川还是个本份的庄稼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一次，外地来了两个古董商人，央着他出售一块老屋的木雕构件，出价自然不菲。方石川没想到这块搁在家中多少年的破木板还能卖钱，心中尽管高兴，却从对方给出的价格中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只是一个劲地不愿意。商人悻悻然走了。方石川却没有闲着，苦于当时没有相机，于是找出笔纸画出木雕的大致模样揣兜里出门了。半个月后，意气风发的他扛着那块木板出现在了出山的逼仄小道上……很快的，他成了我的家乡首个吃古董饭的手艺人，也是一条程家堨源首个富裕起来的庄稼人。可惜的是，即便富裕起来的方石川依旧干着苦力和老板两层角色，而陡峭的大山在运输过程中借助不了他力，只能依靠自己，却不料落下了病，后来转了绝症，五十岁不到就去世了。当时我在他家的山下教书，隔山差五的清晨或是黄昏，就能看着他负重出行的模样。没曾想，那时的画面竟成了永远的回忆。
　　说起古董，还得说一个不知真伪的故事。说其真，是因为一个地域一直在广泛流传。说其伪，是因为我没办法去考证一段过往。歙县小川乡政府往山里走，就是小川中学。中学往里是条深坞，上得山来是个叫呈城坑的自然村。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具体的年代不很清晰，大抵是民国初期吧。话说一个云雾飘渺的日子，村中一老农正坐在屋前吸旱烟。这时来了个外地人，先是盯着烟管看，接着掏出香烟换得烟管在手中把玩。随后问道：这烟管可卖？老农说不卖，天天管它抽烟哩。外乡人掏出两块银元递过去。老农的心活泛了。想了想，却还是不想卖。老农说，这破烟管，值不了这么多钱。可我要卖了，还得重新置一根，用起来肯定不顺手，这钱你收好吧。外乡人本想再掏一些钱出来，可惜袋中空了。于是对老农说，他愿意出五块大洋来买，老农同意了，心想莫不是遇到贵人了。外乡人下山取钱去了。老农仔细琢磨着这根祖传了不知多少代的烟管犯起了迷糊。真的这么付钱吗？看着烟管上积攒的灰尘烟垢，老农起来擦拭起来。又找来木锯，把头上不甚平整的一节竹节锯去。满心欢喜的等着贵人前来收购。外乡人很快折回呈城坑，当他看到收拾一新的烟管里，立马傻了眼。嫆惜地摇了摇头，走了。原来被锯下的那节烟管上有一行刻字，有着乾隆年代的印鉴。老农这一收拾，把一件传世佳品全毁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徽州的古董手艺人呈几何基数增加。只是与增加的手艺人相较，可供他们用于转手和炒作的物件却越来越稀缺。于是一些专事“古董”生产的艺人出现了。仿制的伪造品充斥着整个市场，没有几分眼力和本事，弄得血本无归的大有人在。自然也有一些手艺高超的书法绘画大师，他们的作品经过处理和包装后，还真在一些拍卖行出过惊人的天价。在这里，我就不去具体指哪位艺人了。1999年，在北京一拍卖行，今人仿制的黄宾虹巨幅画作拍出了1200万的价格。那位艺人已至耄耋之年，依旧笔健。也就是这一次的成功拍卖，让他跻身于新安画派顶级画家行列。自然，他的画作本身的艺术品位也是极高的，却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中附在了一代宗师的身上，让他的名头有了损污。于他，这是一件并不值得的事情。而在整个古董行，这样的故事多了去了，徽州有，全国各地亦有。文化、艺术的传承离不开古董行业，但文化、艺术的传承更经不起制假售假的风险。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怕是前贤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吧。

　　2013.11.12，伟民于歙县七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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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挑山工

　　一条扁担，一头搁在一只煤气罐上，一头搁在一袋米和一扎矿泉水上。她在休憩。就是休憩的时候，一双眼睛也在不时地审视那些衣着光鲜，装束不凡的来来往往的人群。
　　她坐在景区的一个山洞里，身后是历朝历代的碑帖石刻。块块都十分有名，极富价值。可这些，她并不关心，也不屑在意。在她的眼里，这些石头和这些字，虽然不是个个认识，却是旧识的朋友。20年了，她每天都要经过这里，少则三五趟，多则七八趟。早就相熟了。她坐的位置叫象鼻崖，对着象鼻崖的地方是“天开神秀”四个大字的石刻。这里是齐云山最繁华、最热闹的所在。沿着石壁有着四五处深达数米的山洞，洞里供着各种神像，求雨，求学，求平安，求富贵，求姻缘……有了这些菩萨，游人也就不会少，她想她的生意会好上许多。
　　2011年4月19日中午时分，我路过象鼻崖的时候，她就以这样的眼光对我审视，看看我是不是一个能给她带来生意的人。其实，我更在观察她。她面前的那条竹扁担，深黄近褐，显然有了年份，上面更是沾了主人不少的汗水——那些汗水和一个个日子浸染了它，也让它显得稍显弯曲变形……我是知道一罐煤气的重量的。我的家在六楼，一罐煤气从一楼扛回家，我会喘上好长时间，才能调匀气息。
　　不用猜，眼前的女人就是一个挑山工。她的个头不算小，脸上棱角十分分明。一头长发显然少于打理，又或是经受太多的风霜雪雨，虽然被一根头绳扎了个紧，却依旧凌乱。额前发束裹在一起，发梢处湿漉漉的。两只裤脚卷了起来，小腿肚子干练结实。脚上套一双半旧的解放鞋，鞋面看起来还好，脚底却磨下去了一大层，似乎用不了再走多远，它就会宣布罢工了。
　　这是我第一次上齐云山，也是第一次见到挑山的竹扁担和它的主人，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但在交流的过程中，挑山女人却并不十分配合。我在她的眼里并不够份量。她从一个包里掏出了一本《初中生必读》、一张老旧的报纸，上面介绍了她仅靠一双柔弱的肩膀，挑山挣钱养育三个子女的故事。她开始讲话，讲起2007年的时候湖南卫视的记者编导来齐云山做她的报道经过——我在回单位之后，曾上网查阅，她所言不虚，湖南卫视所做的报道十分精彩，但报道的重点却并不是她，而是拿她作个样榜，教育一个嗜赌的女人，让那个女人跟着她挑山，感受生活的艰难。我从她拿出来的宣传资料上知道了她的名字——汪美红，齐云山最后的挑夫。
　　显然，这些宣传她的资料成了她向外人介绍自己的佐证。而我却并不觉得她的这些行为有多张狂，有多炫耀——尽管周边熟悉她的人都曾经这样置疑过她。她的炫耀或者张狂，只是为了向游人多卖出几瓶负荷上山的矿泉水。仅此而已。我看到了一个挑山女人的质朴。
　　汪美红被我们的真诚打动了。我们获得了采访她的权力。她的家就在齐云山脚下的岩脚村。一间两层楼房挂满了斑驳的黑点和蛛丝。家中就她一个人住。她的大儿子是个白化病患者，眼睛近乎失明，去上海学了盲人按摩的手艺，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算是能够自食其力了。剩下的一对双胞胎在休宁两所中学读书。他们的学习都很优秀，但小儿子却没有进当地的重点高中，原因是进普高能够减免部分学费，能为一个家节省一大笔开支。
　　从岩脚村出发，上到山顶就有十来里的登山路。汪美红的脚步很稳健，却经不起漫长笔陡的山道的耗磨，时间一长脚步就缓慢下来，她在不停地搁担歇气，不停地调整自己的气息，一张脸像被暴雨浇过一样，汗水不住地往下流。一个初春的日子，正是游人踏青观赏风景的好时光，落入一个挑山工眼中的只有一级级褐红的漫长的台阶。那些嫩绿的枝蔓和满眼的山花与她无缘。
　　挑山工，作为一个职业，或者手艺人来说，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只需一身好力气，一双好脚板。需要的是进取。在挑山工的人生理念里，没有退缩，没有抱怨。他们流着汗，却始终保持着微笑。因为他们只想让自己的汗水，为一个家撑起一片温暖。如果说，每个挑山的家庭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景况，那么汪美红负担上山20年痴心不改，带给大家的就是震撼了。
　　自从丈夫一次意外溺水身亡，丢下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后，她就别无选择了。好在家门前就有一座名山，山上还有许多人家，她能从这一原本属于男人的重体力活中寻找到自己生存的希望。一百斤20元，是现在的价格。以前就更低。一低就想挪位置。她去了黄山。在黄山挣得比家里多，但却放不下孩子，只干了很短的时间就回来了。她知道，她只属于齐云山，只属于自己的家。尽管赚得少，孩子放学回家后，能吃上热饭菜，没有比这更让她舒心的了。
　　孩子一天天长大，一个家的生活开销一天天加剧，汪美红肩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了。她必须加大挑山的频率。就那几年，超负荷的劳作，汪美红的身上处处积伤，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舒缓的肌肉带给她的只有痛楚。为了节省开销，她甚至连买一瓶红花油也舍不得。过年的时候，孩子们只能从窗户里钻出头来，看他家的烟花升上天空，开出五彩的花朵。说不清楚多少年了，汪美红没有为自己置办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她的衣服都是隔壁邻居给的。给了就穿，有的衣服过于艳丽，与自己挑山的身份和年龄不合适，汪美红从不计较这些。
　　这些年，汪美红走了多少路，磨破了多少双鞋，挑断了多少条扁担，汪美红记不清。一些媒体人却十分想搞清楚，于是就开始计算和想像，企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而这些看起来能够说明问题的数字，却永远说明不了一个从34岁守寡挑山，一直坚持到54岁仍没放下扁担的女人的心酸。
　　我采访的新闻在安徽卫视及全省多家纸媒中报道了出来。犹如向平静如镜的湖水扔进了一个石头，石头溅起了不小的浪花。
　　2012年的夏天，对汪美红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一段日子。她的一对双胞胎子女纷纷上了一本线，上了大学。她的事迹上了央视新闻联播，引起了目前中国好多大牌栏目的关注，接受了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的采访和报道，上海沪剧团以她为原型创作了沪剧《挑山女人》。只是她在剧中的名字叫汪美英，为了艺术创作的需要，给汪美英加入了一段美丽的爱情。而在现实生活中，寡居的汪美红几乎没有什么能够点缀生活的故事，仅有一丝情愫，也在三个孩子一个家的牵扯下断了红线。红线断了，鞭炮却响了。这年春节，她高兴地买了几串鞭炮，让孩子们在家门口燃放。这是她的孩子第一次燃放鞭炮。自己的鞭炮。那刺耳的声响和硫磺味道，让一个年年味十足。
　　新闻让汪美红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成了挑山工中的传奇人物。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有不少游客来齐云山旅游，其中一个愿望，就是能在这座道教名山上见一见汪美红，见一见一名普通挑山工负荷登山的风采。更有许多人从她的身上得到鼓励。
　　从聚光灯下演播室里回来的汪美红还是原来的模样。她的扁担永远搁在煤气罐和大米、矿泉水上。一到饭点，她依旧从一只挂在扁担头的帆布包里掏出一只大茶缸来，里面装着她的午饭，冷冷白白的米饭上，盖着萝卜干、豆腐乳，最好的菜肴就是当地的竹笋。无论春秋冬夏，她都吃得很香。

　　2013.12.19，伟民于屯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