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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孔子及古代儒学的演变
何 新
按：此文原是何新2005年的一次讲学谈话，被当时的与闻者记录后发到网上（原题《简论古代儒学思潮的演变史》）。这里发表的这篇，已经过何新先生本人整理，所论应以此为准。
一、真实的孔子是两重人格的孔子
汉代学术中极其重要的一大问题，就是所谓今文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斗争问题。这个问题过去钱穆论过（《两汉今古学评议》），周予同、金德建也研究过（《两汉今古学考》），但难以讲清，后人多以为只是由于文字字体记录经典发生歧义、分歧而导致的学派门户之争。殊不知，这场纷纭两汉数百年的思想斗争，其背后实质是重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
孔子一生生涯应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流亡归鲁之前的孔子，那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孔子，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孔子，试图用思想和学术去改良社会的孔子。
孔子的学团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活动的团体，是一个政党——儒党（古代确有这样的叫法）。所以孔子的团队在当时的一些国家被认为是在政治上有威胁性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又被欢迎，引做奥援。晚年执政鲁国的季氏之所以邀请孔子归鲁，其实也是因为鲁国屡遭强国入侵，不得不借助孔子及其弟子的力量以御敌保鲁——这同时也是孔子携众弟子归鲁的原因。
孔子一生尚武。他本身不仅精于射道和驾车，膂力和足力过于常人，而且精于技击，经常长剑在身。孔门弟子中包含三教九流，不仅有武士（子路），有侠盗（颜涿聚），也有辩士（子羽）和商人（子贡），还出了战将（如冉有）。孔子本身也是知兵的，不仅亲临战场实际指挥过作战（武子台平叛之战），而且能够克敌制胜。其身后隔代的弟子中还出了吴起这样的千古名将（子夏的弟子）。其实，得孔子之传的《左传》一书（或曰左氏为孔门弟子左丘明，或曰为子夏或吴起），此书多处论及兵道，不仅是一部历史政治之书，也是一部有价值的兵书。（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武、墨子也都出自孔门——《孙子兵法》中确有儒家思想影响。）
孔子流亡在卫国时， 卫 君及执政大夫曾屡次向孔子问阵问兵，但孔子故意讳而不言，原因是卫国内政乱得一塌糊涂，实在无意去蹚浑水，所以孔子遂被疏远。但是，孔子不仅在鲁国亲自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削三桓、墮三都），早年在齐国还曾参与田氏的改革活动，并因此得罪齐国权门贵族如晏婴等而被驱逐出境。
孔子在流亡周游列国时，与当时的庶族改革家如楚国的白公、晋国的赵简子都有交往。作为一个出身本末不明、谱系有攀附贵裔之嫌的庶子（即竖子，是当时的骂人话），孔子绝不是一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主张革新政治的改革者。晚清今文学派大师康有为曾著《孔子改制考》一书，论孔子为变法改革的大政治家，其实是极有见地的！
但是孔子的政治改革事业并未成功。所以经历14年的流亡归鲁后，孔子吸取了中年因触怒于三桓贵族而遭驱逐的教训。归鲁后的孔子圆滑了，他很少再干预和过问政治，而潜心于学术，研究礼学和古今制度之沿革，整理和传述古代经典。晚年的孔子是一个退隐书斋作为学者的孔子。
故早年、中年的孔子是主张尚贤、选举、“革命”（这个词的发明者是儒家）之道的改革家孔子；而晚年归鲁后的孔子才是体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一代醇儒孔子。必须了解历史上真正的孔子是具有以上双重人格的孔子，才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儒学两大派别的激烈分化、纠葛和斗争。
二、儒分为八，大流归三
孔子死后，据《韩非子》云，“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以上八派中，后来多数学说湮灭不传，唯有三派影响后世较为深远。
一是子思及孟氏（孟子）之学，此二人实际同出于曾参门下，故后人称之为“曾参、思孟”学派。此派所传主要继承的是孔子晚期的礼学、经典学、辞章学以及修身齐家之学，属于儒门的人格主义一派。此派与汉代的古文学派有较多关系，但其大倡而被尊为儒学主流则在南宋、明清时代。今人所知的儒学，其实主要是此派。
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即颜渊一派。此派似亦失传，但庄子之学与颜渊之学貌似有关。不仅颜（严）、庄两姓文字可互通，而且颜渊的避世、苦行、犬儒主义，与庄子思想也多所相通。故有人认为《庄子》一书实即为颜学后人吸纳老子思想，兼容儒道而成。此可备一说。
八派中对战国以至秦汉影响至大的，实际则是孙氏之学。孙氏者，即孙卿——亦即荀卿、荀子也。（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荀子乃赵人，其学之源据西汉人所述谱系，是源出自子夏一门。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其先世当为卜人，其出身微贱，家业贫寒，是孔子在卫国所收的弟子。实际汉代所传的多部儒学经典如《易经》、《诗经》、《春秋经》及《尚书》学，多是传自于子夏的。
孔子政治思想的来源，于上古为伊尹、仲虺（古老子）、周公；于当世（春秋）则为管仲与子产，孔子礼学思想之源在子产（见《左传》子产论礼，子产曾为孔子师），而法治思想则承自管仲。孔子学术中本来就兼含儒家之礼学与法家之政治学。故孔子治鲁，其任中都宰时，是立制度用礼学；而任大司寇时斩少正卯，任代国相时谋削三桓、堕三都，则是用法治治国。孔子的政治思想多在《尚书》中，实际也是战国法家思想之源。
子夏之学援儒入法，其弟子以魏文侯魏斯、李悝、商鞅、吴起以及隔代的荀子、韩非、李斯为最知名。这几位都是战国最著名的法家政治家，他们都是出自子夏或子夏弟子的门下。这一派援儒入法、“外儒内法”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术，也是战国时代直接与政治接轨的显学。
然而文革中，江青一派批儒扬法，在当时的历史学家中竟无一人指出战国法家实际其源流皆出自孔子，以至包括冯友兰这样的大家也都跟着乱批一气，实在是不读书或者读书误，够荒唐也。（台湾钱穆三十年代写的《先秦诸子年表》中，对儒法相交的这一谱系已有所注意，但可惜其考索未深。）
三、子夏一派学术在西汉发展为今文儒学
秦汉之际子夏、荀学一脉的传人为公羊氏父子，故称公羊学。公羊父子则是后来伏胜、鲁申公、晁错、王臧、赵琯、田蚡、董仲舒、公孙弘的师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所尊崇的儒学，并不是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人格主义学说，而是子夏、荀子、公羊高、贾谊、晁错、董仲舒一派为政治服务的“国家主义”儒学，“外儒内法”的儒学。因其所传儒学著作都是根据伏胜等的记忆和口述，而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所记录书写，因此称“今文儒学”。
汉武帝一朝是一个制度大变革的时代，政治斗争极为激烈，意识形态斗争也非常之激烈。汉初曾居主流的黄老学派被汉武帝即位后彻底罢黜而边缘化了，反对汉武帝大规模改制与变法的刘姓贵族们在淮南王刘安谋叛案发被杀后，不得不放弃以“不尚贤、使民不争“以及以“无为之治”的道家思想（这一派思想主要集中在刘安的《淮南子》书中）来对抗刘彻，而不得不“打起红旗反红旗”，另外找到一面也号称“儒学”的旗帜，这就是所谓“古文儒学”。
反对汉武帝政策的刘姓贵族亲王们（如鲁恭王刘余、河间献王刘德等）乃在其封国的领地上积极扶持一种标榜弘扬周礼和周公之道，其实是主张复古思想的“古文儒学”。所谓“古文”学派就在此时兴起。古文学派宣称，他们找到了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时被学者暗藏在墙壁里的古经书。这些经文都用上古蝌蚪文（甲骨文、金文、篆文等）所书写，一般人读不懂，只有他们的专家才能读懂和解释。他们说，这些古经不仅比朝廷所奉行的今文经典更准确，而且其中涵有诸多的微言大义和致太平的道理，是周公和孔子的真正学说。因此，应当以这些古文经典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废弃那些旁门左道的今文经书。
如果简括言之，除了书写文字的不同，今文经与古文经义最主要的区别，最主要的一点是古文派鼓吹周公以及古周礼的严格宗法制度和分封（封建）制度。古文派主张效法古制，以古非今——回到周公去！正是古文经学一派把孔子涂抹成一个保守尊周、主张恢复周礼的守旧人物。例如孔子的《论语》作为孔子教诲弟子的语录，本来西汉时有多种传本——或者应当说今文学派有今文一派即子夏的传本，古文学派则有古文学派的传本。但后来传下来的却只有一个以古文派思想为主体的传本，这就是今传的《论语》。我们在书中通过只言片语所看到的基本是一个守旧顽固的道德伦理学的孔子了，这正是古文学派所需要的孔子。
当时的刘氏贵族多数反对汉武帝大破大立的变古改革政策，反对汉武帝实施的削弱贵族诸侯的“削藩”、尊王攘夷、打击匈奴、开疆拓土的大一统政策；而董仲舒、公孙宏等却以儒家的今文学术为汉武帝的这些政策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辩护——由此而发生了今文一派与古文一派极为激烈的论争。大体而言，古文经学有贵族主义的倾向，是一脉保守主义的学说；而今文经学则主张应世变法，是主张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学说。
古文学派实际也贬低孔子、子夏以及荀子。他们用《周礼》中的“亲亲”思想与“别嫡庶”的制度来反对汉武帝实施的选贤能、立考试、破格用人的新制度。汉武帝是中国庶民考试选拔文官制度的开创者，他将卫青由骑奴提拔为大司马（国防部长）、大将军，不拘一格选用大批有才能的庶民担任文官，贬抑宗亲贵族世袭的旧制度。这也是今文学、古文学在当时的最大政治分歧之一。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所尊的并不是愈古愈好的古儒之道，而是现实需要的子夏、荀子一派鼓吹大一统、尊王攘夷的儒表法里之道，为削弱诸侯、加强帝权，攻击匈奴提供理论根据，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新派儒学。
当时对武帝这些政策不满意的一些诸侯王如河间王刘德等，也不管是真是假收集了一大批古书进献过来，要求汉武帝效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主张实行分封制的《周礼》。刘德的意思是：你刘彻不是依托于孔子为圣人，以其经义而变法吗？好，我就献给你更有圣人资格的周公的古书，比孔子资格还老，这书里讲封建、讲宗法，看你尊不尊啊？刘德是武帝刘彻的异母兄弟，是曾经与刘彻竞争帝位失败自杀的废弃太子刘荣的亲弟弟。刘彻很难再杀他，否则会有灭亲之恶名，会得罪一大批宗室王爷们。刘彻一时奈何他不得，但这种做法也把刘彻气得不行。于是他训导刘德说：“很好啊，原来你是要学周公、文王之道！好，你好好努力！当年周文王靠百里国土而取得了天下，你今日的封地可不只百里，你努力吧！”这话里暗含了对刘德的严厉警告——你是不是有篡位的野心啊？！这话把刘德吓了一跳，献书回国后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后，汉武帝特别赐他一个谥号——河间“献（书）”王，其实是在骂他。
因此在汉武帝时代，对古文学派，中央不予承认，也不感兴趣。武帝把各地送来的古文经也一概束之高阁，封存不看，也不让当时的学者们研读。终武帝一代，古文学派一直备受压制，是一种“私学”，抬不起头来。
四、王莽复古使得古文学派抬头
到后来，西汉末的新莽时代，因为王莽要改变汉制，试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取代汉统而别立新统。于是也出身刘姓贵族的刘歆从汉宫的档案库中把古文《周礼》等古文经书找了出来，鼓吹起来。于是古文经学从此得以复活翻身了。后来的东汉时代，贵族门阀制度再度确立。于是意识形态上主张尊亲世袭制度的古文学派大为流行，取代今文学派成为主流学术，古文经书成为选荐官僚的准则。而今文经学反而逐渐式微，成为少数人的秘传家学了。
但是，东汉时代今古两派之争仍然一时平静、一时非常激烈。到东汉末，马融、郑玄试图调和今、古经义。在三国人物中，刘备属于马、郑弟子，是古文派。但出身宦庶的曹操，政治思想则是外儒内法，属于变革古法的今文一派。
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来，政治权力的纷争，今文、古文经学的兴亡递嬗，事实上都是反映了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门争夺政治资源的兴、替问题。
五、曹操用人惟才不在乎忠孝
高门豪族的出现和成为统治阶层，并非一朝一夕事，其制度是始于东汉品评清议的风气和定型于曹丕以后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
东汉儒家豪族兴起，遵行周代的宗法和礼教，鼓吹君臣、父子之道，其基础为古文儒学，古文儒家的道德标准即所谓礼义廉耻等四纲八维。名教之大者，莫若父子君臣，孝于亲才 能忠于 君。当这一原则被用于人材的甄选上，便发展出察举征辟制度。能否入仕全靠豪族依名教标准来举荐，变为亲亲相荐的豪族间的游戏，而把寒门出身者基本排斥在外。这种选任方式发展到极端，便是魏晋两代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门”。出身高门者与寒门者的阻隔对立愈演愈烈，势成水火了。
曹操出身宦官和商人的家族，年轻时颇受出身高门者之挤压，因此得志后就着力打击削弱高门豪族，杀杨修、孔融，斥逐弥衡都与此有关。他公开下求贤令，宣称老子用人惟才是举，不忠不孝以至偷金盗嫂之人，只要真有本事，尽管过来！公然挑战和彻底打破了征辟制度的儒教标准。但是儒门贵族的势力强大，伟大如曹操也无力铲除之。曹操三分天下有其大半，仍然不敢称帝，就是怕给天下反对他的力量以大集结的口实，处虚名而招实祸。所以孙权上书表态支持曹操称帝，曹操笑着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到火上烤啊！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决心篡汉当皇帝，就不得不寻求儒门豪族的支持，于是搞出了保证贵族世袭制度的九品中正制度。出身豪族的司马懿是中原儒门豪族的领袖，他乘曹氏子孙孱弱，夺去曹氏手上的皇权。在两晋时代，儒家高门豪族的世袭门阀制度达到全盛之局面。司马懿的篡魏得到高门豪族的支持，寒门备受压抑，其大反动，就是八王之乱后数百年的天下大乱、民族大乱、分裂与崩溃。
六、玄学与佛道的兴起
司马懿父子当权后，就全力反对、推翻了曹操那一套学术和政策，于是标榜儒门正统的王肃所代表的古文学派扬眉吐气了。为了打击今文派，王肃甚至伪造一些经典和编撰了一个基本全是伪托的孔门家谱——《孔子家语》。
两晋时代要当官必须熟悉尊习古文经义。于是，在政治上同情曹氏政权而不满司马氏的文人们，特别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学者们，就都不愿再谈儒学，也不愿出来做官，而不得不放浪形骸，玩山水，当隐逸，谈玄学去了。
自东汉末年以下天下发生百年大乱，不仅国家分裂，而且兵连祸结、瘟疫流行，死亡人数众多，人口锐减了过半。当时的“建安七子”中有诗句云：“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可见悲惨之一斑。至西晋司马氏亡政后，东晋政权迁安江左，江淮以北成为胡狄鲜卑匈奴的牧马荒原。而晋室代代无能，屡次北伐均无功失败，国运衰微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许多文化人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在心灵上或行为上希冀得到自由和解脱，于是清谈之学大兴，许多人皈依老庄、道教和佛门。佛、道以及玄学大行于世，儒学则衰乎其微了！
清谈又叫玄谈。清谈主旨在“三玄”，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易学本来属于儒门经典，但晋人王弼以道家观念来解释易学，把它也变成玄学了。这种谈玄的风气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以名士何晏、王弼为首，人称“正始玄风”。其实这是当时士人对当时已经居于正统主流的古文派儒家经学的一个逆动。名士们厌倦了僵化死板的道德和礼教的束缚，改而推崇老庄放任乎自然的思想，故意搞出一些怪诞、放诞的行为显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玄谈者标榜清流（即不爱钱财也不爱做官），鼓吹放任自我，放纵自我的主观感受和自由心灵和性灵。这实际上是哲学的“存在主义”（因此玄学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也是非理性主义。此道魏晋时代大为盛行，竟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显学（可参阅《世说新语》）。
古文派儒学一本正经的伪君子礼教以及人格主义，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在一代一代君王篡位、弑君乱伦而逆取天下的黑暗政治背景下，早已经被现实击得粉碎！在这样的时代，一切人文礼教伦理道德还有真实意义么？所谓修身、齐家、治平天下的大道又与我何干？救国济民，再也不是当时士大夫们所关心的事了。
清谈玄谈风气的形成，另一个后果是令魏晋公卿以及儒门贵族一代一代地近亲交配和繁殖，于是不仅在生理、心理上发生畸形变异，发生弱势化、弱智化。例如晋惠帝的著名问题：天下人无饭吃？他们为什么不食用肉糜呢？——就正是弱智化的典型！
而且两晋在军事制度上也极其腐朽衰败，将不能战，兵也不能战。世袭高门出身的贵族将领没有本事带兵打仗，只知吃药、酗酒、空谈玄理，不务实事，生活败坏颓废，结果一代代兵权旁落。于是给了一批有本事的寒门鞞将以机会，他们实际逐渐掌控了军队力量，这就为后来的宋齐梁陈四代的寒门武人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所以魏晋时代的清谈并不仅是讨论辨证、谈玄说理的客厅沙龙，而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立场、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
七、唐宋以后复兴的儒学是打着孔子牌号的新礼教
唐太宗贞观时代，规定儒学成为国教，命孔颖达校正和重修儒学经典，以古文经学为主，统一经义解释，在天下恢复统一的背景下，重新倡导尊儒。
南宋周、朱、陆等理学家结合佛教的内省和禅悟理念，发挥曾参、思孟一派的人格主义，并且把先秦的宗族主义礼教改造成家族主义的理学——新礼教，强化鼓吹君权、父权、夫权，并且近乎变态地极端强调先秦礼教并不甚重视的贞操守节的两性伦理概念，以至鼓吹“饿死事小，失节是大”。这些伦理化礼教思想其实已经更加远离原初的孔子之道了。南宋儒者的新理学在明初被朱元璋大力发扬，曾、思一派礼教成为圣训国教，于是而有八股取士的“四书”，并且甚至位居五经之上了。而明末李贽、徐渭一派非圣人、无礼法，也几乎无厘头的反理学狂儒思潮兴起（《西游记》、《金瓶梅》、《肉蒲团》、《笑林广记》之类就是当时无厘头的书），成为对新理学正统的一种逆动。
八、清初汉学在复古的名义下有民族主义的异动
清初所谓汉学，针对的也是批判宋学及宋明理学。最初倡导汉学和实学的是顾炎武，他推崇汉学的深意之一是排满，鼓吹“黜夷狄”的民族主义，此学在南方大兴。
康熙皇帝是聪明人，他因势利导，也提倡汉学，一方面把一批硕儒大师都集中弄到北京来，国家发银子养他们为朝廷传学和编书（著名如《康熙字典》）；另一方面用文字狱诛心，压制那些有叛逆倾向的异端。后来的雍正、乾隆继承其术，于是出现了所谓乾嘉学派，出了一批提倡复古主义的新古文派经学者和文字学家，如戴、钱、段、王诸辈。
乾嘉汉学的主干是古文经学。要想读懂古文，就必须精通古文字学。早在汉代的古文派学者，许多人就是古文字专家，例如写出《说文解字》的许慎。乾嘉时代的古文字学称作“小学”，清代古文学派的副业是研究“小学”。所谓大学，则是治国平天下之学，在清初特别是乾嘉时代反而式微了。
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再次面临国破家亡。于是有魏源、龚自珍一类先知先觉者的醒悟，甲午战败后康有为、谭嗣同更高呼变法，于是倡导经世致用应时变法的今文学派——公羊式、董仲舒一派的汉初今文经学再度受到改革派的重视，成为变法的思想武器。日本明治时代主张变法的儒学者中，许多人就是受魏、龚影响的今文派学者。
康有为有三大名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这三部书突破几千年传统思想的藩篱，在当时震动学界风靡天下。正是康有为振聋发聩地指出：孔子并不是一个保守派，而是改革家，是一代政治领袖（所谓“素王”）。康氏的书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据说当时是光绪皇帝的枕边书。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失意流亡。五四运动兴起以后，得到外国支持的西化派和激进革命派鼓吹打倒孔家店，孔子被塑造为一种彻底的保守反动派形象，而康有为的著作遂被沉埋。
但近代蜀派学者廖平（康有为最初思想颇受廖平影响）及蒙文通两人仍守持类似康氏的主张，属于现代的新今文学派，大可研究。其实这三人的书，在经世致用方面要比主张死读书、读死书，陈陈相因、恪守旧说的古文派儒学（领军人物如钱穆）高明一些。特别是蒙文通博古通今，堪称通人，其学问比陈寅恪高明！陈氏无知于经学，陈寅恪自己承认两汉、三代以上书不敢观，这不是自谦是实话。其实他只是通于于唐史的断代史家，不算通人。而蒙文通则博通经史，是近代少有的新今文派儒学大师，也是一位已经被沉埋多年的高人。但他的书多用古典文言撰写，文字功夫很深，今日尚能全部读懂他的书的人，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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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30 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