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

我所欲也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0年11月15日第09版，作者：张剑锋，原题：《霸王别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从太史公司马迁笔下流传下来的这荡气回肠2000多年的《垓下歌》声，连同“霸王别姬”的凄美故事一起，在中华文化中牢牢地刻下了西楚霸王项羽这样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对于霸王别姬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和司马迁那样一个震古烁今的史学巨匠，如果我们说这种悲壮形象完全是假的，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虚假报道，可能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荒谬绝伦，认为除非是又出土了什么爆炸性的竹简帛书才有可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论断。但其实这里什么新的史料也没有，就从司马迁《史记》的字里行间，只要不带偏见地仔细寻觅，我们就完全可以把事情的真相还原出来。

在《史记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这样4个与霸王别姬有关的场景。

首先是四面楚歌：“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然后是霸王别姬：“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第三是项羽突围：“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

最后是乌江自刎：“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

这些史料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所熟知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分别，其实除了虞姬自刎的这一个小细节之外，霸王别姬的故事也正是源自这些史料。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被司马迁成功的隐藏了、同时也被后人们视而不见达2000多年之久。

在场景一和场景二中，项羽身在楚军垓下大营，虽说“兵少”，但也只是相对汉军的重兵而言。《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垓下之战时“项羽之卒可十万”，虽然经过此前与汉军的拼死搏杀会有所损失，但到被围时为止，汉军还没有对楚军构成歼灭性打击，因此守卫在垓下大营的楚军至少还有数万，否则汉军也不用唱什么楚歌了，直接大军一拥而上灭了项羽即可。而且后来知道项羽率800骑出逃后，汉军只派了5000骑去追，若不是垓下大营中还有大量楚军英勇奋战，刘邦是不会如此不把项羽放在心上，让五六十万大军在营中睡大觉的。

然而，到了场景三和场景四，项羽“直夜溃围南出”时，身边却只带了“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那么其他在垓下大营的几万楚军到哪里去了呢？只有一个解释——他们被项羽抛弃了。就在司马迁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描绘项羽和他那几百亲信如何在汉军重围之中杀入杀出，“斩将刈旗”，“汉军皆披靡……人马俱惊”的时候，对于这几万楚军被统帅遗弃后的遭遇，却耐人寻味的缄口不语，只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整场垓下战役中，汉军“斩首八万”。考虑到楚军一共也就是10万人，可以说基本上全军覆没，除了个别侥幸逃走和数千至万余人被俘之外，其他都血洒疆场了。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极高的战斗意志，在主帅弃军而逃、被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围攻的情况下，败军一方是很少有如此之高的死亡比例的。因为远在死这么多人之前，部队就会崩溃、投降，成为战俘。垓下一战中，10万楚军竟然死了8万，而又没有任何刘邦杀俘的记载（刘邦一直把坑杀秦俘20万作为项羽的一大罪状，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因而自己自然是不能擅杀俘虏的），足见楚军战斗之英勇顽强。

与英勇的楚军官兵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表现得如此怯懦的项羽。要知道，在垓下大营中的项羽还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手下还有数万精锐之师，江东还有广阔的天地，汉军的围困看起来也不太严密（否则不会直到天亮才发现项羽突围），他是完全可以率军突围，再谋求卷土重来的。曾经一度英勇无敌的项羽为什么在垓下表现如此不堪，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项羽一生纵横疆场、所向无敌，虽然楚军在其他战场上吃了许多败仗，但项羽自己统帅的部队还从未大败过，因此他也从来没有过经受挫败的经验。然而，在垓下他平生第一次兵败被围，这对他肯定会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四面楚歌和与虞姬离别的刺激，当众“大惊”和“泣”的项羽很可能已经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否则作为一军主帅，他是绝不应当当众有这样的行为的），一曲《垓下歌》充分反映出了他绝望的内心世界。一向偏爱感情用事的西楚霸王，终于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勇气，做出了弃军而逃的决定。而项羽最终“不肯过江东”的决定，反映出项羽开始为自己的卑劣行为感到悔恨，他所说的无颜以对江东父老的话，其实很可能就是针对自己弃军而逃的这一行径而言。

分析到这里，霸王别姬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简而言之，就是一场项羽在战事不利的压力下、在汉军心理攻势面前，精神崩溃，弃军而逃，最终自刎谢罪的丑剧。然而，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之下，通过突出局部（别姬、突围、自刎）、无视整体（弃军而逃的性质、剩余楚军的命运）的方式，竟把一场丑剧装裱成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以无韵之离骚为载体，深深铭刻进了中华文化之中。当然，司马迁这样写是有他个人原因的。史学界许多人认为司马迁因为受到汉武帝的冤屈，而在史记中特意抬高项羽、贬低刘邦，霸王别姬的这一幕可能也就是因此而产生的。然而，太史公的一介个人恩怨，却造就了这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懦夫成了英雄，真正的英雄却被遗忘，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地下有知，情何以堪啊！

如果说司马迁关于霸王别姬的虚假报道只是扭曲了史实，骗取了2000年来无数人们的同情和眼泪，而不致有什么现实危害的话，我们今天媒体的虚假报道就不只是这样了。那些与司马迁类似性质的媒体报道，即通过突出局部（例如抢险救灾的英雄事迹、各级领导如何高度关注、受灾群众如何谱写出一曲曲生命赞歌等等）、无视整体（例如灾难为什么发生、除了天灾之外有没有人祸的成分、哪些人应为灾难负责、救灾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改进、如何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等等）的方式来扭曲事件的整体形象的行为，也会对现实社会带来重大的危害。因为这种报道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无法在痛定思痛之中汲取经验教训，来避免或者减轻新的灾难。当同样的问题引发下一次灾难的时候，这些媒体又会大唱生命赞歌，而那些原本有可能逃过此劫的生命，却只能在九泉之下哭泣了。如果新闻媒体上甚至是在决策者的眼中，几乎全部都充斥着这样的报道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社会的进步，对于我们在吃一堑长一智、跌倒了再爬起来的过程中的不断成长，无疑是不利的。

我所欲也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9期5版“争鸣”文章，作者：郑志强，原题：《项羽并非“弃军而逃”的“懦夫”——兼与张剑锋商榷》

“垓下之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与“汉族”的诞生有某种内在联系。但由于《史记·高祖本纪》中有“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这么一句述评，因而自《汉书》以来，对垓下之战中的项羽及其将士的表现产生了诸多误解。

如近期张剑锋先生于《学习时报》2010年11月15日发表的《霸王别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以下简称《虚假报道》），即是典型一例。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学界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轰动效应”，甚至被人称为“惊天动地的论断”，《新华文摘》于2011年第2期进行了转载。

笔者认真读后，认为《虚假报道》中认定项羽是“弃军而逃”的“懦夫”，而《史记》对项羽作了“虚假报道”的论点和论据均是不妥当的，因而有必要对《史记》中与“垓下之战”有关的重要史料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拨开“垓下之战”的层层迷雾。

错判局势与盲目自信

在“垓下之战”中，对项羽这个楚军统帅的分析，应分为两个方面讲，即他为何而败，又为何而亡？

先讲因何而败。我们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鸿沟之约”签订后，项羽即“解（通‘懈’）而东归”，这是他作为统帅犯下的第一个重大错误。由于“懈”，他既没有深入了解已占领他的首都彭城的韩信及其军队的实力，又没有积极地与江东楚国后方进行有效联系，对兵员与后勤补给漠不关心。

项羽犯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建立在第一个错误基础上的，即“军壁垓下”以图夺回首都。以今天的军事眼光看，他当时正确的选择是不在垓下建“壁”驻扎，而应率军直过江东，以获得必要的军事休整与补给。但由于他有“巨鹿之战”以十分之一兵力战败章邯、在第一次彭城之战中以不足二十分之一的兵力大败偷袭他首都的刘邦这两个成功战例，再加上他没有与韩信正面交过手这一因素，因此犯了盲目骄傲自大的错误，妄想续写“巨鹿之战”和“第一次彭城之战”以少胜多、一战而扭转战略态势的辉煌。

但这次他失算了。韩信当过项羽的部下，但项羽却不了解韩信，这是项羽的悲剧。他在垓下第一次与韩信的大决战中，因盲目反击而中了韩信佯装“不利，却”的“调虎离山”之计，在勇猛追击的路上中了韩信的埋伏而大败垓下。

这一战《史记》写得很清楚。它告诉我们，正是这一仗，项羽“可十万”中的主力被歼灭殆尽，被四面包围的剩余楚军已基本丧失了再次进攻的能力。因此，“四面楚歌”只不过是压垮垓下楚军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那么，对于项羽率八百余骑“直夜溃围南出”到底应怎么看？笔者认为，这是项羽在垓下之战中所作出的唯一清醒正确的决策。如果他能将这一决策贯彻到底，他是能够做到“善败者不亡”的。

下面再讲他的“亡”。综观《史记》中的记载，项羽在“垓下之战”中的确不必“亡”，也不是“亡”在刘邦或韩信手中，而是“亡”在他自己手中。请注意，《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两个细节：一是他在“南出”突围中，于阴陵“迷失道”，项羽发出了“此天亡我也”的感叹。在项羽看来，他身经大小七十余战，从没迷失过道，而如今怎么会在最紧要的关头、在自己的国土上大白天“迷失道”呢？他认为这是天意。

二是他率领仅存的二十六骑“欲东渡乌江”，而这时却只有一只容纳一人的小船。请认真读《史记》，这二十六骑不是一般的士兵，是他“率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仅存的二十六骑。乌江亭长让他撇下这二十六骑独自过江，这是一个清醒而正确的建议。但此时的项羽显示出他性格中独特的一面，又认为是“此天亡我”。他主动放弃了国王的责任而作出了与二十六骑同生共死、血战到底的抉择。

作为领袖，这是愚蠢的；但作为将军，至少在他的子弟兵和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目中，他的确是视死如归的英雄，并不是什么“懦夫”。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灌婴军的“斩首八万”并非垓下军

关于这一点，《史记》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淮阴侯列传》中的确均无直接、明确的记载。也许正因为这三个传记的“留白”，使《虚假报道》一文产生了误解。

在读《史记》时，我们必须首先明了太史公“水墨画留白”的写作方式。他为避免史料重复出现，采取了“互文”、“互见”的方式——对同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处留了白，不等于不在其他地方画龙点睛地作出交待。

关于项羽率八百余骑“直夜溃围南出”后垓下残余楚军的命运，司马迁并非“成功隐藏”、“缄口不语”，而是在《樊郦滕灌列传》、《淮阴侯列传》、《季布栾布列传》、《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相关文献中分别作出了交待。

本文不妨归纳如下。第一，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投降了灌婴军。这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载明了的。结合多个传记综合判断，灌婴在“下东城”前所降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既不会是东城守军，也不会是江东援军，只能是垓下残军中没有战死又愿投降的最后的战士和“军将吏”群体。“左右司马”是两个仅次于大司马的行军副司令高级将领。他们既不愿就地死在垓下战场上，也不愿主动投降四面合围的汉军主力；但他们知道自己的项王“南出”，所以就沿项王的路线从西南角空隙突围南出。但第二天白天，冻饿伤残得只有“走”而无“战”之力的这部分楚军，没有找到项王，而是遇到了杀气腾腾的灌婴五千骑兵。面对此绝境，投降是顺其自然的了。

第二，另两部分在随名将钟离眜、季布从其他方向突围中或死或降。限于篇幅，单举钟离眜为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汾阳侯靳强条载：“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眜，功侯。”可见在项羽溃围南出的当夜，钟离眜亦率军在另一个方向进行了激烈的突围战，军队被“破”后单独逃走。根据《史记》对季布、钟离眜的记载看，他们两人是成功突围出去的。

第三，还有一部分垓下楚军当由楚内奸项伯、丁公所率，稀里糊涂投降了汉军，这部分楚军当不在少数。这些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互文”中有迹可寻：项伯“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至于丁公，也许“功”大到难赏之地步，所以他竟得意地主动找到刘邦请赏，但刘邦却大怒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并“遂斩丁公”。

将以上三部分加在一起，说明在项羽率八百余骑“直夜溃围南出”后，留在垓下的大部分楚军是被俘而不是壮烈牺牲。《虚假报道》中的“整个垓下战役中，汉军斩首八万”一句，明显是误解了史料，张冠李戴，把《高祖本纪》中“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中的“斩首八万”戴到了“垓下战场上的汉军”头上。

试推理，如果灌婴五千骑在垓下战场上就“斩首八万”，《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又说他所将军队在“下东城”前“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那么，两个数字加起来，仅灌婴五千骑就将垓下“可十万”的楚军斩首、生俘九万二千人。果若此，“（垓下战场）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将无“英雄顽强”可言，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羊或一堆西瓜，而韩信和刘邦率领的近百万汉军简直就在那里观战，而战胜后的刘邦岂会说：“我不如韩信。”他一定会说：“我不如灌婴，他五千骑兵就斩俘垓下楚军九万二千人！”可见，灌婴军的“斩首八万”决不是垓下军。因为司马迁明言“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那么这个“斩首八万”定是灭项羽、占东城后，一路东渡乌江所略定的楚地“五十二县”中尚不投降的分散楚军。

《史记》并未“特意抬高项羽、贬低刘邦”

由于上述核心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下述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一方面，《史记》中是否有“特意抬高项羽”的写法？我们认为是没有的。诚然，今天在读《项羽本纪》时，一般读者大多会被项羽英勇无敌、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感动，甚至会一洒同情之泪。但《史记》同时在另外许多场合无情地列举了项羽身上最突出、最可憎的缺点：“项羽有一增而不能用”（刘邦语）；“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范增语）；“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韩信语）；“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从《史记》中摘引的这些评论项羽的史料中，我们能看出半点“抬高项羽”的笔墨吗？

那么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否有意贬低了刘邦？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熟读《史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随机应变而又胆识过人的汉高祖而并非一个“无赖”。退一万步讲，司马迁即使“因一介个人恩怨”而想贬低刘邦，他能做得到吗？我们知道，《史记》是在汉宣帝时代经过皇帝批准而“宣布”的，《汉书》对此有明确记载。试想，在信奉“霸王道杂之”、嗜杀成性的汉宣帝手中，《史记》得以较完整保存并“宣布”，唯一可信的解释是，其中的记载确属“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就连西汉高祖的嫡亲后代也愿意尊重它。

三分半堂主

中国需要英雄，汉民族需要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