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海外贸易的故乡

潘冬子

                                                          大家可能知道徽商胡雪岩,     知道王直不会太多

　　徽商王直，本名汪直。尽管他有着许许多多的身份和头衔：“倭寇”首领、武装走私集团头领、海盗、“净海王”、“徽王”，我还是宁愿称他为一个商人——徽商。这些年，关于徽商的研究已经靡然成风，可是，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很少有人对王直——这位最杰出的徽商，给予应有的关注。倒是在今天的浙江台州蛇蟠岛，有一尊王直的塑像，旁边是一副王直生前最欣赏的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徽州盐商出身的王直，具有天才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手腕，他是当时国际贸易界最出色的中间商。可是，在明朝皇帝的眼中，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个个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刁民，必先除之而后快。正是这种“逼商为寇”的海禁政策，使无数个王直被逼上了“武装商人”的道路。不错，这是走私，可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除了规模小得可怜的朝贡勘合贸易，哪个国际贸易商不在“走私”？

　　王直的势力最大时，在日本的平户建立根据地，称霸海上，屡败明朝官军。由于王直的根据地在日本的平户，而其手下也有少数日本人，因此，王直很长时间内背负着“倭寇”、“汉奸”的骂名。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和那些为日本人作帮凶的汉奸不同的是，王直是当时海上当之无愧的老大，号称“净海王”、“徽王”，是日本人在为他卖命、被他呼来喝去、调来遣去。这与后来俯首听命于日本侵略者的哈巴狗式的小人，岂可同日而语？更何况，作为典型的徽商，王直始终以一名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日思夜想的，是借着自己“平定海上”的功绩，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归顺朝廷，并屡次请求：希望朝廷使海外贸易合法化。然而，傲慢的嘉靖皇帝永远只有一个答复——“片板不许入海。”中国在强势地位中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又一次被明朝政府不屑一顾地拒之门外。

　　朝廷中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当时的名臣、同样出身于徽州的胡宗宪，他主编的《筹海图编》更是点燃了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王直，并且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盗不剿自平，而且，中国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站在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辙，开海拓疆，建立一个比陆上中国大上几倍的海上中国，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可惜，自大和愚昧、卑鄙和懦弱，最终战胜了理智和远见。明朝政府打不过王直，就抓了王直在徽州的妻儿老母，并用虚假的承诺诱捕王直。胡宗宪在朝中大臣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的险恶处境之下，被迫选择了明哲保身。据说，王直在宁波港口临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当时最有能力的名臣中，戚继光忙于解决明朝昏君“逼商为寇”惹出的大麻烦，而另一名有头脑、有担当、有能力的胡宗宪，尽管向皇帝献了两次祥瑞白鹿，并命他的幕僚徐文长写下了轰动一时的〈献白鹿表〉，但这位能征善战的名将，最终还是在明朝登峰造极的黑暗政治厮杀中败下阵来，惨死于狱中。

　　那是一个屠杀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商人和经营家王直被逼得“转商为寇”、人头落地，天才的战将戚继光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战略家胡宗宪在狱中惨死，天才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灭门。然而，最凄凉的还是天才的绍兴文人徐文长，这个曾被胡宗宪独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虽曾“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却只能贫困潦倒，身无长物。徐文长疯了，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称，晚年的徐文长有时用斧子砍破自己的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有时用“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里，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王直、胡宗宪、张居正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被同胞们陷害；要么像徐文长一样先是佯狂愤世，最终疯狂自毁。

　　然而，在王直被杀、胡宗宪惨死狱中约一百年后，中国商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那些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岛屿之间，依然可以频繁地见到中国商人的舰船横行海上。历史仍然为中国留下了最后一次机会。

　　郑芝龙，这个出生于福建南安偏僻乡村的商人，是当时世界贸易、航运业中当之无愧的“船王”。他是那个时代真正全球化、国际化的大商人、大玩家。他年轻时，曾经闯荡澳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取了个教名——尼古拉斯（Nicolas），这是宗教和姓氏上的国际化；他在日本娶了一位姓田川的女子，并在日本生下了民族英雄——郑成功，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这是他婚姻与家庭上的国际化；他的辉煌时期的势力范围，南至澳门、暹罗，北至山东、东至日本、菲律宾，今天的柬埔寨，是他的贸易中转站，这是他商业和事业上的国际化。

　　只可惜，在屠杀天才的年代，郑芝龙的商业天才，不能为国家效力，最终仍然被政治所摧残，归顺清朝的他，因为儿子郑成功是抗清领袖，于1661年被清廷杀害。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完成了成功收复台湾岛的历史杰作之后，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而那位号称“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收复台湾之后，也曾经一度开放海禁，允许对外贸易。可是，这道最后的希望门缝，在康熙晚年被他无情地关上了。他再次将“开海”政策改为“禁海”，企图以此来确保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永固，万年长存。无论小说家和影视剧将康熙塑造成怎样的圣君完人，他的禁海之举，注定了他只是一个懦弱而无远见的普通皇帝罢了。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此时正在励精图治，疯狂地推动俄罗斯发展海外贸易、鼓励工商业。而此时，距离英国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有一百多年了。

　　双屿岛、法国人岛、丹麦人岛、澳门岛、香港岛。中国在全球化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强势地位的机遇，始于宁波双屿岛，终于康熙晚年的禁海。面对这些岛屿五百年来的沧桑，你不得不承认：原来，我们曾经离成为世界财富中心如此之近，全球化的主动权和船舵，曾经有机会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原来我们曾经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扼杀机会，屠杀天才。

                                                                                                 转自宁波的《东方论坛》“人文安徽”版块

我是一只鱼

其实徽商做了很多的鼻祖

智者常乐lori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学习徽文化 谢谢

好摄之徒

敢为天下先是徽商崛起的一个大法宝！

潘冬子

智者常乐lori 发表于 2011-6-17 09:01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学习徽文化 谢谢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的海盗宣言。其实它与孔子有着密切关联。请看：关于“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的出典

论语·公冶长卷三第五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译文】孔子说：“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就乘上木筏子到海外去。能跟从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啊，好勇超过了我，其他没有什么可取的才能。”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译文】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做到了仁吧？”孔子说：“我不知道。”孟武伯又问。孔子说：“仲由嘛，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在一个有千户人家的公邑或有一百辆兵车的采邑里当总管，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又问：“公西赤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公西赤嘛，可以让他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接待贵宾，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原来并不是一句话，最早出典在孔子的《论语·公冶长》，原来的意思和现在的意思也有差距。这一段论语主要是讲述孔子评判他的几个学生的能力和适合从事什么岗位。它是从孔子自身讲起的。道不行，是指孔子的思想得不到统治者的接纳，行不通的意思，我就到海外去。有人才适用是根据思想是否和上司统一为前提的，这是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孔子认为，能够和他一起浮于海的就是子路了。所以子路听了很高兴，说明孔子对他的忠心耿耿是很认同的。于是孔子就开始讲子路的特长，就说他很勇敢，是胜过我的，其他都不行。说明子路可以适用的岗位是勇猛方面的。

第二段春秋诸侯鲁哀公的重臣孟武伯向孔子讨教他对其他弟子的看法。先问子路是不是做到了仁，孔子说不知道。孟武伯没有得到答案，就继续问，孔子说，他可以在一个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里面当国防部长。因为子路是勇猛的人嘛，但是是不是做到仁就不好说了。然后又说起了孔子的另外一个弟子冉求，孔子说冉求可以当总理。但是他是不是能做到仁也不好说。随后又说起了公西赤，公西赤的特点是懂礼，善于交际，所以孔子说他可以在朝廷上衣冠楚楚地当外交部长或礼宾司官员。这就是束带立于朝的出典。

所以论语中的这两句话的本意是分开的，意思是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得不到政府的采纳，我就到海外或别的地方去寻求发展。穿戴整齐而优雅地在朝廷上当官，接待外宾。

清朝嘉庆年间，在广东的洋面上有很大的一伙海盗，头子姓郭，虽然他是以打劫为生，但是比较好学。海盗船上到处是书，什么书都有。在船头上有一副对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在海洋上纵横很多年，官兵都不敢去追捕他。后来被百菊溪招降了，百菊溪是清朝嘉庆乾隆年间以诗文享有盛名的大臣，制军是一个官职名称，百菊溪要给郭婆带官做，郭婆带拒绝接受，在广州城里买了间屋子教教儿子，最后到死的时候还一直是普通老百姓。这里把那论语的两句话并在了一起，形成了海盗的一种自我评价。

江浙一带的大盗蔡牵伏诛后，其余党还有好几十个，他们往来劫夺，为害江浙一带，地方上是很不安宁，政府也没有办法。后来，总督就想了一个招安的办法——他就单骑往抚。强盗们也讲礼貌，就邀请他到船上就座，还拿出好酒好肉款待他。总督则先是饮酒吃肉，然后是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晓以利害、诱以富贵，而且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几十张空白任命书，要任命他们为千把总等官职。强盗们听了，十分高兴，都拜倒在总督脚下，要求投降。正在总督高兴的时候，却看到有一个强盗立而不跪，没有投降的意思。总督就专门找他谈话，要委以重任。但那强盗一点都不领情。这时候，总督才看到，那强盗船窗上挂了一副对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作者陆长春感叹说：“盗亦非常人哉！”意思是这海盗中也有非同一般的人啊！

这两个故事有区别，但也有雷同，区别是地方不同，一个是在广东，一个是在江浙。其他有很多相似：如都是海盗，都是在海盗船上发现的，都是总督收降，都是拒绝当官。其实那个立而不跪的强盗未必就是不降，可能是不愿意当官或者不愿意下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