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商的发展史

我是一只鱼

1、明代徽商的崛起     中国的儒商现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定为一尊。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融合与会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官方哲学。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业儒，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于是，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
    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官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江淹《孙x墓铭》赞扬他“体兼迁、云，学备儒史”。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刘因《张燕公读书堂》也说：“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促。”洪迈《夷坚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谢与权，世为儒医。”这期间，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佩文韵府》中未收此辞条，《辞源》《辞海》中也未曾收录。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坚持以“足食之本在农”、地方官“以劝农为职”，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也就难以载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之大贾，“藏镪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也”。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2、盐商
    徽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十分重视。明初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方可支盐行销。这种制度谓之“开中法”。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于是盐商中遂有边商、内商之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
    弘治五年（1492），明政府实行了开中折色制度；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引销盐。这些变化使行盐的商人可免赴边纳粮之苦，给徽商经营盐业带来方便。所以从这以后，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扬州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以至百万，且以“盐策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这时山、陕商人虽也纷纷改边商为内商，奔赴扬州与徽人争利，但他们远离故土，力不从心，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于徽商之下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为疏销积引，推行纲法，规定将盐场商人所持旧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听商人据纲册为窝本。每年派行新引时，都以纲册所载各商持引原数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得参加。其他盐场的做法大体与此类似。当时徽商在纲册上已占优势，于是随着纲法的依靠，他们把持两淮盐利的特权便固定下来。所以从这时起，直到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可以说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这时在扬州的徽盐商中，继黄、汪、吴数姓而兴者又有江、程、徐、郑、曹、宋、鲍、叶诸族。他们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他们利用贷本取利、压价收盐等手段盘肃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生产，牟取厚利。运商则专事办引销盐。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当时支商这中又有总商与散商之别。总商是由官府指派的盐商首领，一般由资重引多，办事干练充任。每年征课办引时，都以散商分隶于各总商的名下，由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朝廷有关盐政大计也每与总商协商。总商的这种半官半商身分，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牟利机会。他们或夹带私盐，牟取暴利；或放贷资本，盘剥散商；或以聚资捐输为名，中饱私囊。所以充任总商的人，没有一个不大发横财的。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徽人就常占其四。乾隆时，徽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乾隆帝每次南巡，他都大肆铺张，徘徊接驾。清廷对他也屡赐宴赏，优礼有加并授以布政使之衔。有一次还特拨帑银30万两，以供他周转资金。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现象，充分反映了徽盐商的财雄势大。
    3、粮商
    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不得不仰给于四方。自唐宋以来，徽人就重视经营粮食贸易。但那时徽州粮商的活动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其规模还不算大。
　　明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反而不能自给，必须依赖长江中上游的接济。于是惯为粮商的徽人便迅速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规模，一跃而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了。《古今小说》中曾描写万历时，徽陈商以二三千两银子作本，每年从襄阳贩过豆米至枫桥镇发卖的故事。这表明，当时在徽商中这种有固定贩运路线的专业粮商已经大有人在了。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而其中“徽人尤众”。万历四十八年（1620）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这两件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入清以后，苏浙福建等处粮食的需求大增，而湖广地区的稻米生产也大有发展。雍正以后，四川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商品粮供给地。在这种形势下，徽州粮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了。乾隆时，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川米沿江东下，适逢汉阳发生灾荒，他就在该地一下子抛售川米数万石。
    许多徽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之后，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满载而归。当时盐船贩粮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湖广粮价的涨落。康熙四十七年（1708），盐商江楚吉等禀报官府，自愿从江西、湖广运米至江苏“平粜”。巡盐御史李煦为防止他们采购粮食引起江楚地方粮价上涨，只许他们以销盐所得银两的十分之一购米东运。雍正八年（1730），盐商黄德光曾奏请领运湖广常平仓积压的陈粮30万石，随时随地发卖。他们贩运规模之大可一斑。
    4、布商
    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足见那时盛产棉布的松江，已经成了徽人竞趋逐利之场，棉布显然已成为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了。
    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苏浙盛产棉布的城镇，几乎无一不是徽州布商辏集之处。他们或持有少量资本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手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压价收布。明末嘉定县钱门塘市居民丁娘子善于纺织，所织之布，细密柔软，质地精良。有一徽商在其里中赁屋居住，收购这种布，行销四方，深受用户欢迎。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从此钱门塘布也就成为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清代在苏州开设色布字号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镇上开设布庄，自行收布。如嘉定县外冈镇所产冈尖最宜染色，“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南翔镇所产之布厚实耐用，“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在松江的徽州布商往往既是色布字号老板，又是开设棉布牙行的经纪。他们的“字号在松，发卖在苏，且牙行亦多居松”。徽商吴舆藩在松江开设富有字号，同时又设立许多收布的门市部。他们在收布活动中，一般都利用封建牙行制度，操纵价格，把持市场为自己收购价廉物美的棉布。在那些地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如无锡就有许多徽商从事这种活动。他们以不等价的交换，贱价收布，运往北方发卖，获利甚厚。所以徽商把无锡视为利薮，称之为“布马头”。
    徽商还是江南棉布染色加工业的主要经营者。此外在常州、上海等地，也有许多徽商开设的字号。他们染色技术极精，又能选用上等的布料和颜料，所以染出的布鲜妍可爱，色泽宜人。他们为了提高信誉，扩大销路，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以防假冒。康熙时，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他暗中贿赂缝工为他的产品作宣传，益美的声誉大起，一年之内售布竟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货。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他们通过运河把江南棉布运往北方销售。当时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临清等处，都有许多徽州布商从事贩运活动。康熙时，徽商话定五等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场开设日成祥布店。该店从南方字号中提货运往北京发卖，然后把银子利用会票陆续况往南方偿付货价。其中有一次汇兑的银子就达三千两，足够偿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货价。还有许多“徽苏闽浙之人”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货物海运至辽东、山东、淮扬等处销售。当时长江中上游也是江南棉布的重要市场，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载米东下，贸布而归。安徽的芜湖，枞阳以及和县的运漕镇都是进行米布贸易的重要场所。这些地方的米布贸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间。明末清初，家产百万徽商吴逸公就曾“为米布于运漕”。
    5、茶商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以休歙所产的松罗茶最受消费者的欢迎。宋元以来，徽就已开展以茶易米的活动，以补当地粮食的不足。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于是茶叶贸易遂成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
    歙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清朝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几乎全是徽商开设的。为了扩大货源，徽商底盘在外省他乡采购茶叶。清朝在江西发放茶引，征收茶课的事务大部分都交由徽商办理。
    明清时期继续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为了严格管制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茶叶的产、运、销，官府实行招商中茶之法：或令人向边塞交纳银米而酬给茶引，或令人运茶至茶马司，以一部分纳官，另一部分归商人自卖。徽商在这种中茶活动中也十分活跃。明末歙人汪伯龄就曾贷资入蜀“榷茶雅州（今四川雅安）”，不久成了大富商。他家“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常满。推牛结客以为常”。清朝康熙时，歙人李遴入川贩茶，后来成茶商首领，众商纳课办引都由他统一办理。
    明清时期，茶叶还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物。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就是福建武夷山茶和徽州松罗茶。相传徽州茶叶向为广州行商所轻视。清朝嘉道时，广州人张殿铨曾同徽浙茶商交往其密，建议他们改进制茶技术。后来殿铨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开设隆记茶行，专收皖南绿茶，果然受到外商欢迎。从此，皖南绿茶畅销海外，殿铨本人也成了百万富翁。随着徽州茶叶外销量的增加，徽人贩茶入粤者也越来越多。道光二年（1822），广州发生一场火灾，许多徽商的茶叶化为灰烬。婺源茶商詹世鸾为了资助受灾者还乡的路费，总计用银不下万两。长期以来，徽商都是经由江西内地投茶入粤的，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闽、浙商人”乃改由海道贩运茶叶。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下令，禁止“出洋贩运”。这条法令表明，当时由海道运茶的徽商已经大有人在了。
    6、木商
    徽州山区盛产杉木，早在南宋时期徽人就已从事木材贸易了。他们每于冬季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青弋江运至芜湖，或由新安江运至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然后转销各地。明清时期，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但由于苏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了。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利用长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湘西沅江上游所产的辰杉，材质优良，销路极广。在这里办货的商人中以徽商资本最为雄厚。为了搜求良木，有些徽商还溯沅江而上，深入到贵州的深山老林之中。在沅江流进洞庭湖的入口处，有个德山镇，是湘西木材外运的必经之地。镇上徽商往来不绝，长年聚集在这里的徽州运夫就不下数千人。
    四川建昌卫（治所在今西昌）所产抬山，剖成木板，花纹极为可爱，又有千年古木名曰“双连”，都是难得的畅销货。有许多商人雇募人夫入山采伐，将木材投入河中，沿金沙江漂流而下，进入长江之后，始扎成木，运往南京。在这里活动的商人中有不少就是徽人。明末歙人许朴“西涉夜郎、邛笋之境”，甚至在深山老林中迷失道路，“供销偻扳崖谷，行冰雪中”，为的就是寻求木材。他转运到芜湖的沙板，仅被人盗卖者已值银百两。歙人程之藩少时随其父入蜀经商，后来在建昌雅州宣慰司辖地伐木贩卖，役夫常达数百人。
    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朝乾隆时，徽州木商在候潮门外创立木业公所，藉以维护徽州同行人的利益。他们在钱塘江畔用于停靠木筏堆放木材的场地达3600余亩。杭州的木材除来自徽州者外，还有不少来自浙西山区。衢州府的开化等县，民多种植杉木，杉木成材后，卖给徽商，由徽商募人采伐，运销于苏杭。徽州木商在北方各地也很活跃。明朝万历时，徽人王天俊等乘北京修建乾清、坤宁二宫之机，贿赂权贵，营求采办“皇木”16万株的证件，企图藉此规避关税钱五六万两。这个图谋虽未实现，但他们经营规模之大已可窥一斑了。
    7、典当商
    “无徽不成镇”。徽商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和吃苦耐劳，从事典当行业，遍及大半个中国。典当业古来有之。到明朝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以钱代粮的纳税制度，促使银作为货币使用更加普遍和频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小城镇不断出现和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当城市居民在遇到“意外”时，借贷也就不可避免。就典当业与其他行业相比较而言，风险小，获利稳。再加上明清时期当铺的税额极低。正因如此，徽商大举进入典当业。明朝中期，在南京有500多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他们不仅在大城市设典当行，而且把典当行设到了乡村小市；南北两京，随处可见徽商当铺的招幌，至此，社会上流传着“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徽州方言，也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
    徽商之所以在典当业中有如此大的发展，究其原因有：一，运作资本雄厚，从业经验丰富。徽商从事典当业往往是世传，上代或几代传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资金；二，兼营的业务多。徽商往往是经营当铺的同时，也在经营着其他的行业；三，有商业道德，设身处地的为当户着想，不收取高利，得到用户的拥护，而保证了客户的回头率，获得好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