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著名冤案“强奸女知青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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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文革著名冤案“强奸女知青案”始末

      1974年，安徽省五河县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强奸上海女知青案”。“受害人”便是我，而“罪犯”则是我深爱着的一名农村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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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秋，刚满18岁的我就离开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安徽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为五河县东集大队集体户的一名新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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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个小伙子引起我的格外注意。他就是我后来的恋人，生产队会计柳谷光。
谷光当年20岁，生得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相。一头略显稀疏的头发，梳成规规矩矩的“三七开”，脸上总是带着苦丧的神色，好像有想不完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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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光那时候正为一桩婚事而苦恼，他有一个童养媳叫小芬儿，与他同岁，是母亲为他抱养的。谷光从小就把她当成亲妹妹，她也一直把谷光当成亲哥哥。当谷光渐渐长大成人，小芬儿也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父母便开始议论他们的婚事。小芬儿对谷光一往情深，谷光却无法接受这桩婚事，为了逃避，他发愤读书，以图学业有成远走高飞。1965年，他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城的高中，可是，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庆幸，便被一场文革风暴打回东集，成了一名“回乡知青”。谷光回乡当了生产队会计，父母便把他和小芬儿“圆房”的事提到了日程。谷光坚决拒绝这桩封建式的婚事，同父母当面争吵过，背后哭求过，婚事暂时拖了下来，可是“圆房”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使他常年累月地陷在苦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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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感到这个小会计有点古怪。出于好奇，我便想接近他，后来，我被指派担任生产队记工员。因为会计与记工员的工作关系，我们的接触多了，我和他一起学打算盘，一起算工分账。一天晚上，谷光终于忍不住向我倾诉了自己心头的痛苦。他说得很伤心，我也陪他落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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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回，转眼三年过去。知青们一个接一个飞回上海，乡亲们认定我早晚也会飞走，便渐渐对我冷落了，谷光一家却对我更加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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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是一个多雨的夏天。东集全村人都为烧柴发愁。那天中午，天下着大雨，我正为没有干柴做饭急得落泪，谷光抱着一捆干柴来了。我们一起烧火做饭，吃了一顿我感到最香最甜的美餐。不久后的又一个风雨交加之夜，我患了重感冒，高烧39度，躺在床上，我只想哭。正在外面风雨大作时，谷光淋着雨来查看集体户的房子，一见我卧病在床，他二话没说，转身就向公社卫生院跑去。这天夜里，谷光坐在我床前喂水喂药，陪我度过一个风雨之夜。从此以后，一种美妙的感觉开始在我心里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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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了，我第五次请假回到上海过节。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谷光，而且爱得很深，已经难以同他分开。这年春节，我只在家住了10天，就匆匆返回东集，回到谷光身边。小别重逢的那天晚上，我们倾吐了心中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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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秘密热恋了两个多月，便被小芬儿无意中撞破了。我绝没想到这个农村姑娘，竟然出奇地宽容和通情达理。她主动解除了同谷光的婚约，我和谷光的关系从此在村里公开，我也开始改口称谷光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叫小芬儿为“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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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一些回城无望的知青同农村青年结婚，被视为“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先进典型。可是政治风向突变，那些过去同女知青恋爱结婚，帮助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庄稼汉子一夜之间变成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坏蛋”。柳谷光被当成“坏蛋”弄到学习班学习半月，他的罪名是“强奸霸占女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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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五河县革委会人保组和“五·七”办公室分别收到了揭发柳谷光“强奸”我的匿名信，信中指控柳谷光身为“有妇之夫”以教我打算盘为名，把我骗到他家里强行奸污，长期以来，他或威逼我自己上门或半夜三更窜进集体户，长期对我霸占奸污……按照匿名信中的指控，在那种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谷光罪该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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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柳谷光被抓走的消息，我来不及多想，跑到公社去解救。时值“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破获一起“强奸霸占女知青”重案对于县、社“五·七”办、人保组的某些当权者来说，就是一次邀功请赏的机会。于是县“五·七”办一位头头亲自找我了解案情，我反复向他说明我和谷光恋爱的真相，他却好像没听见一样，反过来动员我控诉谷光对我“强奸霸占”的罪行，并且许诺，只要我能指控谷光很快就批准我回上海、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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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有人是想借我把谷光置于死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我当即愤然告诉那位主任：“我既然同谷光恋爱，就准备在东集扎根，没想什么回上海，上大学。柳谷光是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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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许愿诱骗，拷打柳谷光，专案组招数用尽，还是抓不到“强奸犯罪”的证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立了案，报请宿县地区革委会人保组批准逮捕谷光，并且给他挂上“强奸女知青罪犯”的牌子，在全公社100多个村庄游乡示众、巡回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