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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徽州历史文化考察与再认知
2013-07-15 19:37:29 来源:安徽日报
[提要] 学界普遍认为,徽州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社会的浓缩,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明清文化的代表。我们今天研究徽州文化,弘扬徽州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培养品德优良、学养丰厚、勇于实践、不懈奋斗的年轻一代。
学界普遍认为,徽州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社会的浓缩,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明清文化的代表。
一、多元因素共同发力与相互作用,推动徽州文化产生
徽州行政区域始于秦代。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在这个地区只设黟、歙二县,并未设郡,说明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山越人生存的偏远山区,尽管境域广阔、山峦起伏、江河如练,但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黟、歙二县地域很大,具有州郡规模,实际上为后来设徽州府预留了空间。
徽州古代土著先民属三苗族和古越族。早在秦代,朝廷驱赶越人进山。汉末三国时期,本地居民被称为“山越”,当时孙吴征服了山越。秦汉之后,中原战乱频仍,北人陆续南迁。中原人口南迁有三次高峰,即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和北宋靖康之乱的北方人口南迁。到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徽州府属六县共有217489丁,约80万人口。当时黟县西递村有“三千锅灶三千丁”之说。中原人口南迁,带来了中原财富、中原人才、中原文化、中原社会关系、中原道德民风,对改变本地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古代徽州是中原“飞地”,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再说得确切一点,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楚文化在徽州交汇、融合的文化。如果说得全面一点,徽州文化是中国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徽州交汇、融合的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徽州文化虽然是地域文化,但高于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徽州则是中国北方和南方传统文化汇合节点。南宋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靠近了徽州,使得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开始加速发展。自唐代以来,徽州进士共有2297名,其中以宋代为最,于此可见一斑。
朱元璋决战陈友谅时以徽州为大本营,由于朱元璋祖籍徽州,又求贤若渴,登门拜访徽州名士,以朱升为代表的徽州各界人士坚定地支持朱元璋,出奇谋、划良策、冒流矢,招揽刘基、宋濂等“浙东四贤”,为推进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初在南京建都后,将徽州划为直隶州,直接受朝廷管辖。自此,从政治、经济、文化来说,徽州从秦代远离中心,到南宋靠近中心,再到明初成为朝廷直系,中心地位越来越高了。徽州发韧于秦,兴起于宋,鼎盛于明清,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程颢、程颐与朱熹的学说,形成了“程朱理学”。二程治学于前,朱熹集大成于后,最得孔孟真传。南宋以后,朱熹理学被确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支柱。朝廷举行科考,朱熹的学术著作是必考科目。朱熹穷其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与治学,提倡“读书穷理”。由于朱熹祖籍徽州,其徽州学子又多,加上徽商鼎力支持,捐资办书院、兴义学,徽州儒学教育遂成为全国模范,“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歙县瞻淇村有条老虎巷,不是说那里真有老虎,而是村学的诵读之声胜于虎啸。徽州教育之兴盛,不只有赖于朱熹理学和徽商。早在元代,由于徽州人属于南人,社会政治地位很低,于是徽州有识之士就在家乡兴学校、建祠堂、修家谱,管理家族,培养人才,为后来徽州之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
明清徽商在全国独领风骚300余年。徽商实际上是儒商,他们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做生意,“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这是做大买卖的人文基础、成大气候的先决条件。徽商崛起之所以出现在明初,是因为朝廷实行并调整了盐业开中制。明政府为了巩固北部边防,让商人把军需运到边境,换取盐业经营权,经营盐业可以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由于山西、陕西一带商人占据地利,成为最大受益者。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朝廷调整开中制,允许商人在两淮、两浙产盐地区直接经营,于是徽州商人捷足先登,迅速称雄中国商界。清代两淮盐业八总商,歙县商人占了一半。时代变迁、徽州文化、朝廷政策与艰辛创业,造就了徽州商人。徽商在鼎盛时期,活动范围东抵淮海,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在中心区长江流域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的足迹还远涉日本、泰国,乃至欧州。
北方人口几度南迁,使徽州成为南北文化交流中心;而徽商在全国乃至海外范围经营,又把徽州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和海外,继而又把全国各地文化和海外文化之精华带回徽州,徽州文化的空间更大,层次更高,密度更强,内容更丰富,境界更升华,代表性也更广泛。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徽州文化正是如此。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共同发力与相互作用,推动了徽州文化产生。彼此关联、血脉相通、自成一体,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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