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往事》系列之手艺人(作者：江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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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系列之手艺人
　　弹 棉

　　我结婚的时候，已过花甲的老岳母雇来了弹棉絮的师傅，干了两天的活。那两天，一个小院里响彻着“嗵嗵嗵”的弹棉声。岳母说，手工弹的棉絮松软暖和盖起来舒服。弹絮人装束古怪，一个大口罩遮掉了半张脸，“嗵嗵”的弹棉声更是嘈杂出了一个农村院子的热闹。
　　那是公元1995年孟春，一个繁花似锦草木争春时节，也是农事最忙碌的时候，岳母所在的村里人大都上山采摘茶叶了，一个百余口的村落显得极其安静。也正因其安静，弹锤砸向弹筋的声响从沉闷中流泄出了些许的清脆。
　　弹棉花的是岳母的侄子，三十多岁，我应该喊他内兄。内兄长得清瘦，喜欢说话也特别爱笑，这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关系就融洽了。
　　内兄背上竖一根手臂粗细略向前头弯曲的木杖，腰间一条宽宽的黑皮带固定着，木杖前头垂下一根绳子，横挂一弓，左手握住，右手一木锤子，不住地敲击弓弦，经弦之弹力，把结实的棉团弹散……内兄说，手艺人吃的是年轻饭，一天到晚腰弓着吃不消。那时候，他正壮年，一天弹一床棉絮，也累得够呛。
　　在内兄断断续续的叙说中，棉花在两块拼成的弹床上蔓延铺展，他的故事也洇散在了我的记忆里。
　　小时候，特别好玩，冬天下雪了打雪仗，捏的雪球太实，打肿了同伴的脸,结果自己被父亲扇肿了脸;夏天一个劲地泡在水里，泡足了澡摸够了鱼，却不敢把鱼提回家，在溪边临时弄几块石头围个小灶，烧了火，棍子挑了烧鱼吃，吃够了再回家，父亲一闻嘴巴，也免不了一顿臭骂;秋天爬树摸鸟更是家常便饭。最有趣的就是头和脚把身子搁空了，搭人桥让小同伴们在身体上走。那腰劲真的没得说的。
　　内兄一说就笑，笑的时候，两排牙黑黑的。我及时递上香烟，五毛一个的打火机一按帮他点上。这时内兄就休息一下，他不敢边工作边抽，怕火星烧了棉花。
　　我们村里有个弹棉花的师傅，姓吴，大家喊他“棉花吴”，他是见过我的腰功的，有一天，棉花吴找了父亲，说是要收我做徒弟。父亲一下子就受宠若惊起来。棉花吴是远近闻名的老师傅，他弹的棉絮盖多少年都不结块，都暖和，村里好几个大人要把子嗣送他名下当学徒，都被拒绝了。小子，这是你的造化，还不快喊师傅。父亲一受宠，就逼我当面拜了师。呵，父亲太实在了，他也不想想他父子这样好的腰板，还怕没人要嘛，一点矜持也没有。
　　内兄很聪明。按现在的话说叫智商高。聪明的内兄只跟了三天就对师傅说，你这样弹太费事。师傅一下子怔住了。好在师傅是个开明的人，并没有责怪内兄出言无状，而是问他应该怎样弹。说到这里，内兄把话头打住了。我知道你能写，这可不兴写，写出来其他弹匠就都知道了。呵，绝技哈，吃饭用的，不传人的。我说不写。就算我不写，内兄也没再说。人家三年伙计、三年学徒，才能出师，内兄只用了两年就单干了。他的智慧从这里也能看出一点来。
　　我师傅常说，我是他的关门弟子。我也必须承担关门弟子的责任。师傅年纪一天天大了，长期弓着腰劳作，后来竟落下病根，直不起来了。接了活也干不了，我就得去帮忙。可做手艺是有规矩的，多一个吃饭行，却不兴多一个拿工钱。帮师傅做事，内兄只能赚口饭，工钱全由师傅拿。这在农村是规矩。内兄一直遵循着这个规矩，直到他的师傅迈不动步子真正从弹棉一族退出。
　　那时候，在婚嫁的随礼上，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除了娘家送棉送被，妻子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也要送，父母亲也要备上好几床。记得结婚当天，一个新房里全是红通通的“龙凤呈祥”“鸳鸯戏水”图案的棉被子。这些棉被，我和妻及一年后出生的女儿一家三口用了十多年。
　　棉花吴退出江湖，内兄的招牌真正响了起来。而且响度得超过了师傅。棉花吴一床棉被一个半工，他徒弟只要一工就行了，真是后生可畏呀。当然，表出于蓝胜于蓝嘛。那些年，内兄就算一年到头一天不歇也弹不完四邻八乡的活。当然，内兄是个有分寸的人，他不能把所有的事都揽了，也得留给同行一碗饭。因此，内兄一个月只干二十天，剩下的时间做做农活，家物。
　　三年前，妻子无意中说，表兄都50多了，还在弹棉花，真不知道累呀。我说，这怕是一个弹棉人施展手艺的最后时光了，表兄的手艺真不错，要不我们家再弹几床吧，留着以后用。妻子说，边上不是有家棉絮加工厂嘛，挺便宜，挺方便的。再说现在超市里什么棉被没有呀。我说，盖惯了手工弹的棉絮，那份温暖不想换了。妻同意了，打了一通电话，预订了三床。一个月后，内兄亲自把棉絮送到了城里，却坚持不收钱，妻把钱放进他口袋，他又把钱掏出来，如此推辞了好多回。最后只收了棉花的钱，弹工却死活不肯要了。内兄说，都是亲戚，只要你们盖着舒服就行。后来听说，那次弹棉是内兄“金盆洗手”前的最后一次手艺表演。50出头的内兄威风不减当年，依旧一工一床棉被。从那以后，内兄就“退休”了。买一条被子才一两百块钱，被面被里都有了，人工再便宜也便宜不到这个价呀。内兄的退休是被迫的，他没有输给和他一样的手艺人，他输给了一个机械化的时代。
　　春节回家，去内兄家转了转。接待我们的是内嫂。内嫂长年身体不好，得的又都是不能做事的“富贵”病，只能一年四季呆在家里看看门，守守户。内嫂说，他闲不住，正月初三就下杭州打工了。我问打什么工。工地上看仓库，没事的时候还捡点废纸什么的。我不敢再问。内兄凭着一手弹功称傲八乡，临了临了，却只能选择背井离乡讨生活。这样的结局其实是无法避免的，我清楚也认同这样的结局。莫名的，心中依旧有些失落。回过头，堂前照壁的边沿处，挂着内兄称雄的家什：弯弯的手臂粗细的木棍，弹弓，弹弓上挂着的木锤……

　　2013年4月6日，伟民于七川新村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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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系列散文 手艺人之
　　二、 劁 猪

　　一劁猪二打铁，三开当铺四捉鳖。在古徽州，劁猪手艺是被摆在第一位的，究其原因，就是特别能赚钱。我差点儿就成了舅舅的徒弟，当个劁猪匠，如果不是我一再坚持那玩意儿太血腥、太霸道，坚持不学的话。
　　早上，父亲分完猪食，对母亲说，也不知明清什么时候来，这猪都快“叫花”了。“叫花”是家乡方言，就是指发情。是哦，得寄个信进去，让他这两天就来。母亲说。到了晚上分猪食的母亲大叫，老国快来，这猪劁过了。父亲几步赶到猪栏边一看，那头50斤左右的母猪左侧的肚皮上还粘着血迹。咋也没听到猪叫唤哩。父母亲对视一眼，几乎同时说道。明清就是我舅舅，不但会劁猪，还会做油漆，年纪大了还捧个罗盘四处给人看风水……自然他的拿手绝活还是劁猪。
　　我曾亲见过舅舅的绝活。舅舅的裤袋里时常搁着一把刀，那刀有些特殊，一头是刀口，一头是个小钩。刀一出装着的皮革小袋子，就白得晃人眼，显然特别锋利。舅舅干活的时候，从来不用旁人帮衬。若是公猪，一只手提着后腿，往猪栏门上一靠，一只手掏出刀子，不出三分钟，就取出了小猪的卵子。舅舅说，这叫割卵，是最简单的，只要你胆子大些，一天不到就学会了。要是母猪，可就要麻烦许多，舅舅就要用上一只脚踩住猪头，左手臂摁住猪身侧躺地上，在腰腹部拉一口子，用嘴咬住劁刀中间部位，腾出右手指来，伸进刀口中掏出一边的卵巢，找准方位，一刀下去，还在流血的卵巢被舅舅抛去老远。到这时远没有结束，舅舅还得掏出另一侧的卵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舅舅凭着经验，两根手指在猪的腹中游走，头开始冒汗，终于找到了正主，依旧掏出腹外施刀。接下来，舅舅再把那些掏出腹外的花花肠子慢慢地送回去……舅舅说，这才叫劁猪，就算他能割下两个“花心”（即卵巢），在送肠子这一节要是没送好，就会肠打结，猪必死无疑，一般人学一辈子也是劁不好的。说话间，舅舅松开脚，沾满鲜血的右手往猪身上一拍，被摘取了生殖器的猪仔飞跃而起，像躲瘟神一般躲进圈里去。这时舅舅还不能走，他得盯着一会儿。一般来说，受了重创的小猪在反抗过程中，早已声嘶力竭，没了气力，一进猪圈就想躺下。舅舅却不让，手中拿了小棍不住地哄赶，一直让小猪站立着，这个时间绝不能少于半小时。要是主人家在场，这个任务的执行就不是舅舅的事了，但他却要一而再地交待一番，防止意外的发生。
　　舅舅个子矮小，也就一米五几，长得如母亲一般高。真想不到一个如此矮小的人，哪里来的那股劲道。舅舅家在大山里，进进出出的都要经过我家，因此小时候与他照面的机会特别多。我虽然不愿意做他徒弟，却在不经意中了解到舅舅的劁猪功夫竟是通过“解剖”得来的。
　　外公当过伪保长，文革时被按了个“四类分子”，属专政对象。受外公的牵累，舅舅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十几岁时跟过一个劁猪师傅，无奈“遇人不淑”，一年下来竟没摸过劁刀。舅舅并不甘心，自己去铁铺打了刀，回到家里，就把外婆养在圈里的一头母猪提了出来，一把摁倒在地，舅舅刚制的刀见了红……外婆的猪死了，舅舅却把手艺练成了。那个上午，舅舅做了一回外科解剖学医生，他几乎剖开了小猪的肚子……只是他的师傅并不知道。劁猪匠就是一个走南闯北的活。你赶上了，生意就是你的，你没赶上，就被别的起得更早的鸟把虫吃了。
　　有一次带着舅舅四处转的师傅得了病，却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好几头要劁的小猪。师傅一咬牙，冒着虚汗上，活才干到一半，人就虚脱了。事儿没干完，口子拉开了，没法停。舅舅说，师傅你歇会儿，让我来。师傅一脸不屑地盯着舅舅，小子，死了可要赔的，你赔的起吗？舅舅说，死了我赔。随即蹲下身子，有模有样地干了起来。更让师傅惊奇的是，舅舅不但完成了他余下的半截活，还顺带着把那几头等着阉割的猪仔也解决了。半个月后，舅舅随师傅再经过村子时，那几头经舅舅的手施功的猪仔都活得好好的。师傅说，小子，你偷艺哩，不错，可以出师了。舅舅并没有离开师傅，而是更加虚心学习。有了好感，师傅也就愿意教了。一年后，16岁的舅舅成了我们源里头第二个会劁猪手艺的人。凭着这一手艺，舅舅让外婆能在冬天里涂上雪花膏。那是一个玻璃大瓶装的，里面的雪花膏呈胭脂色，香喷喷的，特别香。那一年代，能够享用如此喷香雪花膏的农家，一条源里都是绝无仅有的。
　　许是职业的习惯，舅舅的装束显得邋遢，比个要饭的好不到哪儿去。母亲说，年轻时舅舅可爱干净了，要不然，一个高山顶上的人家，怎么把乡镇住的舅妈娶上山呢。让人痛心的是，舅妈39岁得了脑溢血，过早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表妹、两个表弟，最小的表弟还不到十岁。从那之后，舅舅的衣着更不讲究，手艺也难得干了，除非到了有上顿无下顿的时候，才露上一手，换点米钱。有一次舅舅到镇上赶集，被城管当作叫花子赶了出来。当时我在镇上工作，舅舅找到我，看他的那身装束，不由鼻子酸了起来。那时候，表妹去了浙江打工，好多年也不回一趟家，舅舅担心的不行，随着家境的恶化，两个表弟也辍了学。舅舅想让他们学个手艺，却一个比一个态度坚硬，舅舅没辙了。让人欣慰的是，几年之后，大表弟在打工时学了服装设计，把小表弟也带了出去，一年也能赚上不少钱。可在当时，我从舅舅干枯无泽的脸上读到了茫然和绝望。而我，却无法安慰他。他的伤痛，只能等时光来疗治。揠苗助长，可能适得其反。
　　细细算算，舅舅也快古稀了。自然，他早就不再劁猪了。但劁猪这门手艺不会消亡，只要农村存在，只要家家户户的猪圈存在。后来听说，舅舅带过一个徒弟，只是资质略显愚钝，不知多年过去现在能否接济上这门手艺否？

　　2013年4月7日，伟民写于休宁金色华府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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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系列 手艺人之

　　三、 石 匠

　　嘿哟，嘿哟。一个原本四人抬的大石头，在上磅口的时候，受行走路线的限制，改成了两个人。过来点，再过来点。砌磅师傅一边用手牵引着套着石头的绳索，一边发号施令。嘿哟，你喊一声；嘿哟，我应一声。在师傅的牵引下，石头按照他的意愿轻轻落下。好！师傅喊一声，抬石人用小钢钎撬了石头一角，拿出套绳，口中喘着粗气。
　　还好意思“嘿哟”，这么点大个石头，年青时，我一个人扛了来。砌磅师傅口不饶人，一边笑，一边说。你就吹吧，可别太使劲，把天吹破。可不是，现在的火车还烧煤，我看有江师傅在，只吹上两口，火车就开出老远了。两个打零工的伙计一人一句地回道。江师傅笑了，露出一排黑牙，都是让旱烟筒熏的。好，不吹，不吹，咱抽！江师傅说着掏出一包香烟，一人发了一只，把香烟放下袋子，掏出一根半尺长短的小旱烟筒，下面挂一个黝黑的小袋子，从袋子里夹出一束烟丝，把烟筒按结实了，点了火柴，“吧嗒，吧嗒”抽了起来，一股乳白色的烟雾带着呛人的难闻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把一些不抽烟闻不得烟味的女人熏得直往后退，不时夹杂着咳嗽声。这老烟枪，真受不了他那味。一个女人说道。你又不是他老婆，谁让你受得了了……接着就是两个女人追逐嬉笑的打闹声。
　　这是工作时的休息时间，一天里有那么几回。这一时间一般人不能定，得看做师傅的高不高兴，或者恰逢做主人的父亲来了吆喝大家坐下来抽烟喝水。从今天的气氛来看，江师傅心情大好，究其原因，是我家的后磅马上就在竣工了。看着自己的杰作，江师傅喜上眉梢。这磅，表面光整，就像铺在地面上的石板一样，是他一铲一铲收拾出来的；磅还笔直，每按放一块石头，他都要用线吊上一吊。父亲说，磅口一丈太高，是不是沿着山势砌得斜上一些。太直了，可不牢靠。那得看谁砌的，斜斜的，像什么样子。江师傅一口回绝。
　　我家住在新安江边上，源里的人走出大山搭船进城，都看得见。江师傅要做一个属于他的形象工程。一个让他的手艺得以全面展现的形象工程。而我家的地理位置，成了他的首选。父亲说，马上盖房子了，墙壁一砌，一下子就挡住了。江师傅找出各种理由来游说，父亲也就答应了。江师傅知道，这一免费的宣传招牌至少可以打上两三个月，有这点时间，足够了。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个时候，农村里也已经广泛使用钢筋水泥了。家乡除了山就是水，没有多少平地，房基都是从高高的山体上凿出一个凹槽来，到溪边放上几炮，打些石头做地基，上面再筑墙盖房。起始盖的都是土坯房，九十年代时，农家人多少攒了些钱，改做砖瓦房了。作为一个石匠，江师傅总说自己生错了时代。江师傅的时代不再做石桥，不再砌石房，不再雕牌房……一切代表徽州历史的徽州石雕都与他无缘了。他只能当个砌磅师傅，而这样的活，一个山里的大汉就能完成，甚至比他的耐用许久。
　　后磅完工了，父亲却不敢立马封墙。这条光鲜垂直的石磅让父亲担忧。俗话说，砌磅无师傅，全靠垫屁股。磅越直，就意味着里面垫用的砂石越多，砂石越多，遇到梅雨季节，磅内的蓄水量就越大，水的冲击力也就越大。父亲要让时间检验石磅的耐受力。果不其然，一个大雨倾盆的早上，父亲发现，石磅被雨水撑大了“肚子”，必须放倒重砌。
　　父亲没有把信息告诉江师傅，对他的兢兢业业的从业态度，父亲是肯定的。可放倒重砌这样的大事，一条源住着的江师傅还是很快就知道了。父亲另外请了村里一个退伍回来的军人当师傅。退伍军人没有学过石匠手艺，回到家里也就一个地道的农民，父亲相信的是他的经验。生产队址的后磅就是他砌的，好多年过去了，一直稳稳当当。那段时间，江师傅经过我家地基的时候，始终一个斗笠遮了，匆匆而过，竟边摘下斗笠看上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我只知道，江师傅没有树成“牌坊”，而是把自己的“一世英明”败给了一个退伍军人。父亲重砌石磅多花了700元，江师傅一直耿耿耿于怀。总说要赔上一点损失。父亲是个实诚人，不但没让他掏一分钱，还把上工的工钱一分不少地给了他。父亲说，做手艺的人，哪有不出漏子的。无心之过，无心之过呀。
　　十多年后，原本死气沉沉的石匠，一下子又红火了起来。歙县县城在搞开发，许多地方都要恢复古徽州的建筑格式，歙县老政府更是要扒了重修徽州府衙。一时间，四邻八乡的石匠都被请了去雕石头，一时间，叮叮当当的凿石声把个古城中和街填得满满的。江师傅却没有去成，终其原委，盖因年近六旬，挥锤舞铲的，体力根本吃不消。那段时间，江师傅时不时要来我家新房子里坐一坐。其实也不算新房子了，而是一幢十年历史的准新房。江师傅说，生不逢时。干了一辈子石匠也没干出点名堂，要是我能雕一个徽州府衙里的木柱礅子，也是好事呀。唉，人老了，这头脑里还东想西想的，活该一辈子不安宁哩。父亲说，别想了，喝酒，酒喝好了，回去睡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一个小老百姓，又都这把年纪了，把自己管好就行了。是哦，是哦。江师傅应一声。提起杯子与父亲的酒杯猛地一碰，发出清脆的“砰”的一声，像铁铲敲击在石头上一样。

　　2013年4月8日，伟民写于休宁金色华府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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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系列 手艺人之
　　四、箍 桶

　　若不是看在老黑有个箍桶的手艺，又不想女儿嫁到远地去，四叔公是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其实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应该说，四叔公瞅上了老黑这个女婿，让人上门说亲，就把水灵灵的未出五代的姑姑的嫁到了村东头。
　　四叔公是爷爷的堂弟，他们有个共同的爷爷。以爷爷开水碓开药房做医生当教师数职兼营的家势，即便是堂侄女的婚姻大事，也绝不是可以草草而就的。可那个特讲“家庭成分”的年代，早被划入了“中农”的爷爷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本”。能说的也就一句，老黑，好，人实诚，话不多，又是贫下中农，又有手艺，小女过去就能当家，不会吃亏，好。
　　小女是未出五代的姑姑的名字。小女一过去还真当了家。以她娇好的姿容，遇人就如桃花般的笑容，老黑的活计多了不少。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任何塑料制品，脸盆是木头的，脚盆也是木头的，杀猪桶，水桶，粪桶，马桶，全都是，甚至用竹子打的火篮也能用木桶代替。遇到婚嫁，娘家更是要雇了老黑箍“子孙桶”，大盆小盆一大溜，一干就是十天半月的，老黑不但能上工挣钱，还能为家里节约不少粮食，小女一家生活成了村子里的滋润一族。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老黑显得木讷，说话也不知轻重，憨憨得几乎有些傻，当时村里人说他就是“一根筋”到底，不知道拐弯的主。可这样的一根筋却特别听老婆的话。这个优点，其实也是缺点，让他在姑姑去世后一直未再婚娶，30出头就孑然一身。当然这是后话。
　　桶匠手艺与木匠有些相近。唯一不同的就是，木匠是把木料撸平了以榫头的方式拼装起来，而桶匠则是把木料刻意做成一个弧度，围成圆形，用竹签拴牢后，再用钢丝或竹子打成箍，扎扎扎实实地套在外面。受工艺和技术影响，这样箍成的桶漏不漏水，就成了评判一个桶匠手艺高低的标准。其实，如果不上一层土漆，把缝压严实了，刚箍成的木桶大抵盛不住水，因此，桶匠的另一个功夫还得有些油漆工的底子。所谓土漆，都是老黑从山上的漆树上获取原料熬成的。漆树长着长长宽宽的叶子，割皮之后会留出乳白色的汁液，老黑取了这些汁液再回家调制。我没亲见过这样的调制过程，只能从老黑不多的话语里去想像加工工艺的繁杂和精密。我只知道，土漆不是任何人都能接触的厉害东西，许多过敏性皮肤会在接触后生“漆疮”，一大块一大块的红肿模样，其痒无比。因此，家乡并不多见的桶匠里，老黑是能箍又能漆的大师傅。而别的桶匠却只能箍桶却无法漆桶了。有了这一优势，农家人为图方便，大抵不愿一事烦二主， 老黑的生意越做越多，名气也就越做越大，一年到有大半年都在走村串户上工干活。后来听说，我那个水灵的姑姑出了不少好点子。但关键一点还是老黑皮肤糙，不怕生漆疮，也生不了漆疮。没有这个做保证，一切都只能白搭了。
　　姑姑得病是在四叔公去世后不久的时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82年。当时生产队正在包产到户，也不再叫生产队，而改成了“组”。自然公社改成了乡，大队改成了村。其实也算不上改，只是叫回原来的名而已。就像一个作家为发表一篇不愿署真名的文字而临时用上笔名一样。当时四叔公得了肺病，小女又嫁在本村，自然得经常回娘家照应。到得后来，四叔公开膛吐血，小女更是寸步不离，直到四叔公仙游他乡。却不料她的孝顺换来的却不是什么好报应，很快就染上了肺结核。有了病却又怕花钱，不愿去医院治疗，只当成一般咳嗽对待，直到走完自己年轻的29岁生命。
　　姑姑育有两女一子，临时前，姑姑对老黑说，她怕死后老黑再娶别的女人孩子会受苦，最好就不要再续弦了，如此一类的话。老黑握着瘦骨嶙峋的妻子的手，含泪答应。
　　村里人说，本来姑姑死不了的，肺病在当时已经不算是不治之症，姑姑说不去医院，老黑太听话就没再坚持，才导致了这一结果。村里人说老黑太傻，在这样的大事大非上一个男人都没有主见，裤档里的那点肉也就白长了。多少年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即便妻子死去多年，老黑也依旧把亡妻临死前的话奉作圣旨。
　　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老黑的表现真达到了“哀而不怨，怨而不伤”的最高境界。苦只苦在家里，笑只笑在家里，一走出门，依旧一副从前的模样。箍桶，上工，赚钱，养家。无法想像一个身体健硕的男人，是怎样熬过一个又一个独处的黑夜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老黑的生意依旧红火。“子孙桶”的徽州传统让他大半辈子吃足了手艺人的甜头。可任何一种传统的加工手艺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行的脚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老黑也依旧避免不了五花八门的电器时代的影响。当一些富裕家庭开始从原来的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转到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时代的时候，子孙桶早已成为了过往。一个百来平米的单元格里，洗浴方便的器皿里再也找寻不到“桶”族的身影。让人欣慰的是，现在的老黑也已过了花甲，抡不抡斧头已经不再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他的孩子都长大了。木讷的老黑没有像其他手艺人一样，说一些有关时代变革的怨言。老黑从来没说过，或者说，我没有听到他说过。或许，木讷的老黑早已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偶尔有人请他上工，手艺纯熟如昨，就像他一根筋到底数十年再不婚娶一样。

　　2013.4.10，伟民于休宁金色华府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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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系列 手艺人之

　　五、打 铁

　　比我大上十多岁的、二十岁的叔辈人中，大多会用上猪、猫、狗、牛等作为自己的名字。程小猪学会了铁匠手艺，在一间被烟熏得漆黑的老土坯房前，搭上几根木头、木板，支起作坊，把风箱拉得呼呼作响的时候，他就被叫上了另一个名字“程打铁”。这个叫法来源于“上流社会”，或者说是从“上流社会”抄用下来的。譬如，姓江的当了老师，叫江老师;姓李的做了医生，叫李医生;姓汪的当了乡长，叫汪乡长……在当地的民谣“一劁猪二打铁”中，打铁在手艺行列中，仅次于劁猪，其身份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当程小猪被叫做程打铁的时候，他也成了有身份的人。其实，所谓的身份地位都是一个源里的乡村给的，得到的人更加需要自己的为人和本事来挣下这一名份。因此程小猪刚被人叫做程打铁时，见着人就笑，一开口就说“好的，好的，您稍等，马上好”之类的话。他在做人缘。或者说做人。
　　从小说或是电视剧中看到的打铁匠，大抵虎背熊腰，个子高大，气力非凡。毕竟是铁呀，要敲成这样那样的模样。程小猪的个头不大，人也廋弱。比起他的弟弟程小猫来差远了。程小猫一担可挑300斤，也能扛起300斤的石头。到了扛水泥的时候，人家一次一包，他三包，惊得许多男人不敢与他共事。家里的一些婆婆妈妈的媳妇在数落自家的男人时，就拿程小猫来做比较，羞红了丈夫的脸。村里人都说，程小猫要是打铁会更合适。对于这些议论，程打铁只是一笑而过，不做任何说明和评价。作为家中的长子，程打铁怕说多了，会让人家误解父母偏爱他而让他从事了“第二好”的职业。
　　我从记事起，就去过程打铁的铺子。那是奉父母之命，把断了齿的农具送到铁铺去维修。受施工工具的要求，打铁匠是不好被人雇了上工的。支起一个小作坊往少了说也要大半天工夫，还要运载风箱、铁鼎、大锤、小锤一类的物事。在我的印象中，程小猪似乎就没穿过上衣。一年四季光着膀子，不是拉就是敲，一张脸始终黑着，什么时候见了也只两眼珠子在转。
　　我在前头带着维修的农具，母亲背着一篓碳后头跟了走。打铁需要碳，背碳去了就能省下柴火钱。农家人能省就省，母亲说，这一篓碳能抵五毛、一块哩。自然也有不背碳的，就得多付一笔碳火费了。家离得远，没法子。程小猪的铺子前堆满了要维修的农具。上面连个标签也没有，我真不敢想象他能记全都是谁家送来的。维修农具是件比新打还费劲的活。那时候还没有电焊机，也没有电焊条，本来只需要几分钟搞定的事情，在一个手工作坊里，就得全部用火烧得通红，以锤打的力量再把断齿接上，稍有不慎，就会接不完全，断齿没有融入一个整体，会在下次的劳作中，一不小心再断裂。这是个考验手艺人的活。程小猪的从业生涯中，就遇到过不少尴尬。
　　这齿十天前接的，我才用了几回又断了，你可不兴这样害人，多费工夫。程小猪一边被人数落着，一边替数落人重新接齿。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三包，可手艺人也得讲信用，十天半月就坏的，再重补，不但不能收到工夫钱，就连碳火钱也得自己贴。当然这样的事不是很多。农家人实诚，许多时候，还是要再付上三毛、五毛的。这锄头用了也多年了，齿也瘦光了，是不好接的，这钱呀我还继续付。听到这话时，程小猪就会流露上伯牙子期般知音终觅的笑容。
　　修修补补的都是刚支生意的头几年。到得后来，程小猪真正成为程打铁后，一般的修补就被拒绝了。这玩意没法修了，卖废铁吧，挑个新的用用。程小猪生意做开了，脾气也见长了。要是坚持着要修补的，程打铁呶一下嘴，意思是搁边上，空了再说。也许他再也没有空过，或者是空了也不再为人修补。十天半月的，农家人熬不过季节，只得买了新的了事。农活谁耽搁得起呀。这样一来，就要多掏上两三块钱，心里被割得痛涌的，却没办法喊叫。
　　打铁，鬼呀！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我的哪位家乡人的原创，至此后，程打铁被冠上了“打铁鬼”的美誉。当时一斤粮食用购粮证买，一毛三分九，两三块钱能让一个人吃上半个多月了。不经意间，就被呼呼作响火苗乱窜的风箱和几声沉闷的叮当声吞噬了……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必定是对程小猪的污蔑。但偶尔会发生，却是肯定的。
　　到了生意特别红火的季节，也就是春节后春耕大生产之前，程小猪就会雇上一大汉来扛大锤。一块铁烧红了，程小猪用左手持一铁夹子，把它夹上铁鼎，右手一小锤，轻轻地敲一下，大汉抡了大锤使劲敲下去，火花四射，像多年后过春节时家乡上空的烟花。程小猪的小锤不断地变化着方位和轻重，有时不敲击被打物，而是敲击铁鼎，显得悠闲。那个大汉却卖尽了全力，一下子就汗流满面了。我曾经很长时间一眼不眨地观察过这样的施工过程。却是一直也没有看懂过。程小猪为什么要敲铁鼎呢？铁鼎是垫铁，厚厚重重的一正方体（有的是长方体），外挂一块铁牛角（用来打造型用），少说也两三百斤，再敲也不会变形，可为什么还要敲呢？说实话，这一疑问我没问过程打铁，也没问过其他人。直到多年以后，在一个月圆的夜里，浮想儿时的画面，才悟了出来。程小猪的小锤并不真正是在打铁，而是在指挥和牵引大锤的落锤方向。小锤敲在被打物的某处，大锤就跟进;小锤敲铁鼎几下，锤就敲击几下……我敢肯定，要是我能有更多的时间，更长久地盯着程小猪的那只小锤，我会早上好多年明白这一道理。只是程小猪的铁铺只红火了十来年时间，就熄火歇业了。一些更加精制更加便宜也更加牢固的农具在乡里供销社的货架上摆得满满的。他能做的，只能又回到刚支铺的时候——修理一些断齿的农具。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十年的包产到户富裕了一个农村的时候，损坏的农具干脆被主人卖了废铁，程小猪红火的打铁生涯宣布终结。
　　我没有看到程打铁真正歇业的那一天。排名第二的打铁手艺，成了皖南农村夭折最早的手艺。
　　一次回家，路过铁铺时，原本火星四溢出的打铁铺子孤寂却坚决地立在原地，几根木架子歪斜着，没有了往日的精神。当天夜里，我非常奇怪地做了一个儿时的梦，梦里头有程打铁的身影，也有那个雇来的大当的身影，还能清晰听到叮叮当当的铁与铁的撞击声。
　　2013年4月13日，伟民写于歙县七川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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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系列 手艺人之
　　六、杀 猪

　　八十年代初期，曾被打倒的叶嫡获评了反，天天念叨党中央好、社会主义好。我想信他的念叨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正在感谢。那个时候叶嫡获早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架在鼻梁上的一副近视眼镜，让他显得气宇轩昂、仙风道骨。我记事的时候，他家的砖瓦房就已经老旧了。试想在那个年代不住土坯房而住得起砖瓦房的，不用说也是大户人家。后来证实是村里的地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打倒了，逢上个什么纪念日，他总要被五花大绑地台上一站接受批斗或陪斗，有时要游街，只是我没有亲见，或是当时年纪太小记不清事了。
　　叶嫡获是村里有名的杀猪匠。当然你要问地主的后人也杀猪？的确是的。我们村的地主不但做手艺，还务农，和雇来的长工短工一起干活，大多时候你还真分不出来谁主谁仆。究其原因，村里的地主都是小地主，平时也不作恶，还经常干一些铺桥修路的善事，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好。有的得了叶家好处的人家，还偷偷说出“叶家是好地主”这样的话来。当然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地主再做的好也是地主，既然是地主，就得封了他的杀猪权。因此叶嫡获30多年没杀过猪。平反后的第一个腊月，父亲请了叶嫡获来家杀猪，叶竹篙也跟着来了。母亲说，家里有帮手，来一个就行了。父亲用眼神制止了母亲的不满。
　　当时的杀猪匠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究其原因是猪养不大。那种黑白相间花纹的皖南花猪，一年养到头也就五、六十斤重。人都没得吃，何况猪哩。可多来了一个人就得多一个人的伙食开销。就得多吃掉几块猪肉。于是母亲不乐意了。
　　叶嫡获曾被当过民兵营长的父亲“请”上台去好多次。父亲也知道叶家也算和善，并没有怎么难为过他们，这样一来二往接触多了，还但成了“朋友”。只是当时谁也不能捅穿这张纸，现在叶嫡获终于可以与父亲好好地一边呷茶一边兴高采烈地以朋友的身份交流了。
　　叶竹篙应该叫叶竹高，反正一个音，全村人就把他当成撑船用的竹篙了。可也真名符其实，个子瘦瘦长长，脸也长，和他父亲一样架一眼镜，配金丝的眼镜腿，怎么看也很难把他当成一个杀猪匠。可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人见过他杀过猪，但叶嫡获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再也不离座，大家知道，叶竹篙就是师傅了。
　　从猪圈里拖猪、上凳、捅刀、拔毛、分边、调肠、分肉……叶竹篙动作利落干脆。众人不得不喊出一个“好”来。一直陪着叶老先生却又牵挂杀猪进程的父亲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在徽州地区，杀年猪是一家一户的大事情。特别是“捅刀”最关键。杀猪刀像一片尖尖的树叶，刀口特别尖，白晃晃的，在阳光下直晃人眼。在众人的帮助下，叶竹稿马步一扎，左手抱住猪的尖嘴往后一扳，右手提了刀，从猪的咽喉部进刀，直没尺余长的刀柄，随后把刀轻轻一拔，鲜血就随着刀口出来。起先缓缓的，接着就有泉涌之势，流进了早已准备好的木盆里。母亲看到一刀见火，就特别高兴，拿了碗装了一点猪血，洒在自家屋子和猪圈的门框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浪费这些血，后来一想也算是给猪一些纪念吧。这猪辛辛苦苦养了一年，最后能留下的印记也就这么多了。
　　若是杀猪匠一刀进去，没能刺中要害，鲜血流不畅快，猪一下子断不了气，就得在板凳上挣扎好久。因为东家是绝不允许进第二刀的。那样会不吉利，甚至会预示一个家有凶兆。猪在板凳上挣扎，东家的脸色就会越来越沉，越来越不畅快。杀猪匠忙得一身疲惫也不顶事，这第二年他一定不可能再被这东家雇来上工了。要是这消息传得远，恐怕他的杀猪生涯也就宣告终结。
　　其实一刀见功的杀猪法说起来并不算难，难杀的是“九老爷猪”。而能杀好“九老爷猪”的就是叶嫡获了。我没有去考证九老爷是何方神圣，想来应该是一条源里众多家族都要敬奉的一尊神。那时候每个家族都有祠堂。杀猪前，先焚香祷告一番。猪进刀后，立即放下地来，由杀猪匠和帮衬的人拉了头尾，在祠堂空地上绕着转圈，一直要转九个圈，还要在转完圈的同时，猪流完血倒地。快不得也慢不得。这是十分考验进刀手法的。
　　叶嫡获拥有杀猪权之后，就会人大谈特谈九老爷猪的杀法。“进刀就得嫩，刀柄进去一半就行了。讲究，讲究着哩。”不过没有宰杀经验的村人，却是谁也不明白里头的意思。嫩，嫩到什么火候呢？却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说了等于没说。
　　小时候，我喜欢看杀猪。多年之后，我反到见不得那样的血腥了。小时候看杀猪看多了，就对进的刀子捅在了猪的什么部位有了兴趣。最后在杀猪匠剖解猪肚拿出猪的五脏六腑里得到了答案。那一刀捅在了猪心上。
　　有了答案就想求证。“当然是剪喉了，喉咙口都剪断了还能不死吗？”持这一答案的包括了许多大人和一条源的杀猪匠。起先我想告诉他们，可却没有人相信。直到我指着猪心上的刀口时，大家才目瞪口呆起来。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叶竹篙蹲下身子来，看了我好半天，抬起头对父亲说，这小子眼睛尖，以后会有大出息。
　　没两年，叶嫡获一家就迁到了淳安叶家。他们本来就是从浙江移民上来的。落实了政策，叶竹篙就有了正式的工作，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一开始的几年，叶家还经常有人来老家看看房子，通通风，走走邻居。后来就没有来过了，他们把房子卖给了本家侄子。叶家人一走，村子里原来的杀猪匠获得了新生。怕是他们早就知道，只要有叶家人在，自己这点手艺是不能够挣下一块施展的空间的。
　　现在，年迈的父母每年都要饲养一头猪。每每小年前后宰杀光时，还会来上一个电话，有空回家一趟吃碗杀猪饭吗？2012年的腊月，我满足了父母的一次心愿。而一年一度农家人的这一盛宴，我空缺了20年。

　　2013.4.14，伟民于七川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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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往事》手艺人

　　七、篾 匠

　　结婚当天，媒婆一手一只“发喜箩”走在一支迎亲队伍的最前边，特别引人注意。“发喜箩”由细细的篾丝打制，个头也就一老南瓜大小，箩上一盖，盖子中间还有一圆圆的盖蒂，显得精细灵巧，加上箩身红红的油漆，一个剪裁得体的红双喜字，在媒婆的双手一前一后的摆动中，把一个婚庆的喜气都摇晃出来了。我们村的“发喜箩”就出自“连”字辈的篾王连炎之手。江连炎，大名鼎鼎，魁梧身材，一双大手可以抓起一个篮球，真想不到，那么精致的发喜箩会是他打制的。
　　连华启国高，我属启字辈。到我出生的时候，村里最大的辈份就是连字辈了。与爷爷同辈的都是叔公。可惜的是，等我刚学会讲话的时候，村里的篾王就离世了，到底是没有赶上喊他一声。留下的是他为爷爷家亲手打制的一对对发喜箩。
　　发喜箩却不是家家户户都能拥有的，原因是那东西费工夫。一对发喜箩要三个工，一般人家雇不起手艺，只在子侄辈要办喜事时向别人家借用，一天工夫就还回去了，最多箩里放几个包子当租金，既经济又实惠。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江连炎在世时出手的少，遇上心情不好或是东家诚意不够什么的，都会惹得他老人家拒绝上工，他的这一怪癖却是越老越发的厉害，到得后来，大家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一家人肚子都喂不饱，花那么多工夫打一对箩，好吃好喝地招待还要搭上工夫钱，想想也就不撑那面子了。到得江连炎去世时，一个200多人的村子，只有三户人家拥有发喜箩。好在，一个村子从来没有三家以上同时办婚事的，也就够用了。
　　篾匠也叫竹匠。把竹子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一一剖开，再分出青篾和黄篾，是手艺人的基本工。篾匠的工具不多，一把篾刀最关键。匠人进家后，先把东家的清单看了，掏出一把竹制的尺子开始取料、断料，一小会儿，长长的竹子就被断成了小段，堆成了小山。我没见过连字辈老师傅上过工，见过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华金和华银。俗话说，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做手艺大抵是件体力活，华金华银兄弟一上场，一个断料，一个刮除竹节间的凸痕，然后是两把蔑刀唰唰一破篾，直看得人眼花缭乱。粗糙些的打粪箕、竹筐、竹篓，精细一点的编竹席，晒箪，小竹箩。粪箕是农家的粗物件，主要用来装砂运土挑猪粪，一家一户是少不了的，打制的也就多些。由于竹子的柔韧性好，因此可以拧成半圆形，圆形，粪箕脚用的料粗，往往要打上一个火堆，把竹油烤出来，再用力一扭，冷却后就成形了。和粪箕一样，竹筐子也是粗物件，平时下田下地带带草，带带菜的用用，工艺都不复杂。复杂的是竹席，晒箪，小竹箩，不但要去除里层的黄篾，还要去掉外层的青篾，留下的叫竹黄，一片片特别薄，特别光滑。人站近了，就能清晰地闻到篾黄散发出的特有香气。到了编竹席、竹箪的时候，一片横，一片竖，篾黄上下翻飞，绞裹在一起，像小时候母亲为妹妹打辫子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席、箪也在慢慢变长变宽，直到东家满意的尺寸为止。
　　人们都说，华金华银兄弟干事利索，算是得了乃父真传。其实真正得了真传的是老大。连炎死的时候，华银还小，发喜箩的巧妙劲还没领悟好，父亲就过世了。也正是有了手艺高低之故，时间一长，做哥哥的就以为自己的功劳大，不是自己能耐，怕是弟弟吃不了手艺饭。可做弟弟的却又不卖账，于是兄弟反目。曾经的好多年里，兄弟再也不同家做活，而是各自为政了。那时候，谁家叫了华金就不能再叫华银，反过来亦然，害得两人干三天的事一个人就得干六天，东家就要多出三天来服侍手艺人。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村里的几个年长者捋了胡须想撮好哥俩，无不碰了一鼻子灰，那段时间，兄弟俩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只到有一次，华银的儿子摔下石磅，被送到乡卫生院抢救，做大伯的提了礼物去看侄子，兄弟俩才又慢慢地和好如初。于是一个村子又能看到两兄弟一起上工了。
　　只是兄弟和好之后结合出工的次数却并不多，这倒不是他们又闹了矛盾，而是山里的毛竹有了出售的地方。把竹子卖了，再到集市上买些需要的竹器回家成了大家的首选。华金华银没有组建竹料加工厂，他们的上工模式在九十年代初期就被越来越精细化的分工替代了。徽州农村，出了名的有正月初九的岩市上九庙会，重阳节时的临溪庙会，重阳后一周的商山庙会，二月二龙抬头的万安庙会。庙会上农用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需要精工巧做的发喜箩也是堆了满满小山一样。篾匠，在一个乡村的清晨，或黄昏，像中了魔咒一样，突然间消失了。也许这样的表述不够准确。至少，在我的家乡的确如此。因为，拥有篾匠手艺的人家也选择去市场上购制竹器用具了。
　　之后的几年，华金华银的篾刀还不时地坚持在自己家的门口摆弄过。最后也就没再坚持。直到多年之后没有出鞘的篾刀生满黄褐般锈迹。再后来，曾经珍贵的吃饭家伙成了灶台边上的柴刀。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篾刀砍起柴火来，依旧锋利。只是没有用对地方，再也难以用对地方了。

　　2013.4.21日，伟民写于休宁金色华府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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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系列散文 手艺人

　　八、裁缝

　　包括妹妹在内，村子里有三个裁缝。一个姓叶，一个姓程，我妹妹自然姓江了。叶是程的师傅，还没有出师的时候，两人就闹了矛盾，在他们两人都活着的时候，我就没见过师徒俩说过一句话。
　　叶师傅出生在一个高山村落，小时候被村里一叶姓人家抱养。父母见他个头小，就让他学了裁缝手艺。叶师傅的手艺是村里最好的，只是做事有些拖沓，一趟手艺做下来，常常拖出个半工一工的，时间一长，村里人开始反感。在他的徒弟单干后，把个师傅的生意都抢完了。叶师傅一边下着象棋，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跟对手交流：教会徒弟，饿了师傅。
　　小程师傅个头大，声音又洪亮，却去学了个女人常做的手艺。但小程师傅出手快，活也赶得紧，一天半的事，他一咬牙，中午只要不休息，一天也就完成了。村里人贪的就是这点便宜，尽管他做的衣服裤子并不十分合身。只要能穿就行，庄稼人不考究这些。
　　那时候买布有布票，像买粮要购粮证一样。而雇手艺的时间大抵选在腊月农闲的时候。把一年攒下的布票一口气扯了卡机布、的确凉、棉布，一家人一年四季的衣服全在几天时间里全部做好。其实说是一年四季，往往是只有冬装而少夏装。夏装两三年换一回。无论夏、冬装，七、八岁的孩子，在做衣服的时候，都是往大了量，往大了做，要确保长个两三年的个子还套得下才行。小程师傅本来就不善于做合体的衣服，农家人往大里做的要求，让他的头上少冒了许多虚汗——至少不用去计算衣服裁剪时的复杂公式了。一件衣服做好后，却不是立马上身的。要等。等到三十晚的晚上，孩子们都睡下了，母亲才会把他们的新衣放在各自的床头。为了早一点见到新衣，拿了押岁钱后，我们就佯装去睡觉，待到母亲把新衣服发放下来离去时，立马从被窝里爬出来，根本顾不得冷，就把新衣往身上套。一边套一边笑，新年的太阳不知不觉在孩子们的嬉闹中升了出来。大年初一，起得最早的是母亲，接下来就是孩子。终于可以穿上新衣服去左邻右舍串门了。那种兴奋是现在处于物资高度丰富时代的孩子们所无法体验的。卡机布不是青色就是黑色，男孩的颜色基本选的是青色。女孩就不同了，虽然没有现在的花色多，但比男孩丰富得多，不同的格子不同的颜色，配一条母亲精心梳出的马尾巴，一蹦一跳的，煞是好看。
　　新春的日子里，孩子们得到是最多的。东家给两包麻烘糕，西家给一点蚕豆、瓜子，上上下下四个口袋被新年的礼物挤得鼓鼓囊囊的，一件本就肥大的新衣，显得越发臃肿。
　　得到了村人的认可后，小程师傅一跃成为了程师傅。我的一个童年的所有服装都是程师傅一手炮制的。新衣一上身，可以遮去大半个人，第二年还能盖到大腿，到了第三年真正合身了，衣服也就旧了破了。只是此时并不能扔，留给弟弟平日里再穿。等到破得不成形了，母亲拿一把剪刀，扯了做布鞋底子用。真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个物资匮乏的农村，把物尽其用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让孩子们高兴的是，就是再苦的家庭，也是年年必请裁缝，年年必做新衣的。绝不像现在，一件衣服数百上千，多少个冬天过去了，还能当新衣服穿在身上。记得我在2004年花了近400块钱买过一款有内胆绒毛的冬装，一直穿到现在，也只袖口有些小磨损，至今仍在服役。
　　也许是看到裁缝手艺的前景不错，14岁的妹妹初中未毕业就被父母送到了一远房姑妈家学了裁缝。三年的徒弟生涯，妹妹吃了不少苦，一回到家，妹妹可就当起了大师傅。那时候，农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人人都需要有一身得体的衣服了，程师傅的手艺再也经不起越来越挑剔的眼光。一年之后，妹妹去乡里开了裁缝店，开始为家里挣钱了，开店的头一年就添置了一台180元的电网扇，那时候，我还在一所中学读高中，相当于我三个月的伙食费。
　　裁缝手艺人的消失也像其他手艺人一样，在一个城市和乡镇布满了服装店的时候。款式翻新，色泽艳丽，西服横行的年代说来就来了。无论肥瘦高矮，只要一进店，都能挑到自己满意的服装，而且价格并不比买布做衣多费多少钱的时候，一个农村的裁缝手艺也就真正走向消亡。比起叶程两个师傅，妹妹年轻，立马去了江浙一带的服装店，后来由于颈椎吃不消，抛弃了老本行。叶师傅开了一家小商店，商店一角的高处安放了一台电视机，人要看，得先仰起脖子，叶师傅利用这一办法治疗他的职业病。最不该的是程师傅，一个不会划水的江边人，却选择了去捕鱼，终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失踪落水，三十出头就过早辞世了。二十世纪初期，家乡再也寻不到一个裁缝。衣服破了，裤子拉链坏了，连个地方修补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可以做的就是；换新的。

　　2013.4.22日，伟民写于休宁金色华府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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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往事》系列散文手艺人
　　     九、木 匠

　　一个藏在大山里的皖南农村，除了沿村的河流，用双手开垦出来的资源稀缺的土地之外，就是山，绵延不绝，高耸入云的山。有山就有树，有树就有木匠的存在。山高树多，木匠就多。一个百余人的小村子就会有上好几个，一条源更是多达数十上百人之多。木匠分粗木和细木。粗木指的是建房，搭桥，粗重家什，钉搁板等笨重的需要木匠参与的活。细木主要指打家具、精装修等。可惜的是，源里的木匠大多是粗木，会细木的不多，要有也多去了外地打工了。或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没有打工一词，但细木能做的就是离开家乡，四处转悠着讨生活。因为，家乡只要有粗木就行了，细木耗工，农家人雇不起。
　　村里最早出去讨生活的木匠叫叶开善。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应该是一个春节，正月里外头的人都回家了，村里忽然多了一个头发老长的年青男人。男人养长发、穿高跟皮鞋、着牛仔喇叭裤在家乡最流行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叶开善大半个脸被披肩黑发遮去的时间远比家乡流行时间早了近十年。因此，他的出现，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奇，继而害怕，以为遇到了神经病。好在叶开善喜欢笑，笑的时候鼻子眼睛挤到了一块，虽然并不好看，却也让人亲近了许多。他与小叔叔年纪相仿，因此也经常在一起打扑克打麻将，那时候我常常跟在后头。打牌的时候是最忌讳旁人在边上多嘴的，可我实在不知道，有一次把小叔叔的牌叫了出来，闯了大祸。差点在正月就吃上两个“栗子”。小叔叔虽说是老师，却是做过农，一担能挑起200多斤的庄稼汉，要是用力敲下来，可有得受的。当时面对他怒视的眼睛时，我差点就哭了起来。记不得有谁在安慰我，但可以肯定的是，长长头发的叶开善良是说了话的。小孩子嘛，童言无忌，可别当真了去。然后对我说，出去玩吧。我如奉圣旨般逃了出来。之后，对这个养长发的木匠有了好感。
　　九十年代中期，农村婚嫁时盛行的大衣柜、五斗橱、化妆台都过了时。我在结婚之前，曾去看过友人的新房，看过围绕一个房间去设计的真正意义上的装修。还带了纸笔画了图带回家。父亲把我画的“图纸”交给了做细木的隔了三户的堂弟江清。后来家具打好后，可真让我哭笑不得。他们按照我的图纸做成的家具，整个比例与原物相去甚远，真有点画虎类犬的味道。不过我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应该是我的“图纸”出了差错。没有用尺子精确量过，只是随意画出的玩意，细木有名的堂弟自然做不出什么象样的来。听父亲说，江清是看到兄弟的情份上，放弃了正月初六下浙沪，特意留出了半个月为我打制新婚家具的。完工了，他立马就去外面赚大工钱了。
　　江清有着家族男人白皙的面容，却是不太爱说话。我也只在那段时间与这位叔公的孙子有过交流。那时候我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上三班倒的班，要是上夜班，人又不实在困，就搭个船坐上一个小时回一趟家。回来的目的自然是看看家具打制的进度。也表达着少东家的一份情意：给师傅们递上一枝烟，续上一杯水。然后有事没事地聊上几句。江清不爱说话，我一个人单口相声一会儿，也就无趣离去了。说的也大多是外面的情况，外面赚钱省力不省力。我问一句，江清答一句。多少有些索然无味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我与他最后的交流。几年之后江清结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生活的担子一下子重了，也就更加努力地找活汁。在一次外出时，远在他乡的堂弟出了车祸，捧回家的只有一个小小的盒子。堂叔只有他一个儿子，他的离世对一个家庭的打击是沉重和巨大的。叔公、叔婆也因受不了这样的惨变相继病倒辞世。堂弟留下的唯一让堂叔有些安慰的是一对龙凤胎婴儿。
　　三年前，我寄信给做木匠的二表哥潘开文，要他来县城帮我装修房子。二表哥没有来。他给我的回话是，现在腰不太好，舅妈都七十好几了，离不开服侍，他走不开。我其实是贪图一个省事。自己亲戚帮着做事不用像防贼一样去防手艺人。装潢是个无底洞，要是自己不会精打细算，又没有亲人帮衬，被一些无良的手艺人拐去个千儿八百的可是常事。妻子说，她的一个同事装修几年之后，想再重装打开吊顶时，发现上面都是复合板，气得差点吐了血。手艺人是按用料的多少来收取工钱的，只要把板有意无意地“消耗”了，自己的工钱就会往上加，只是坑了装修的东家。还有一些手艺人认识了一些买材料的老板，于是与卖家勾结害东家的也是大有人在。那时候，这类信息听多了，竟患起了装修恐惧症了。到了装修的时候，砖工请了大表弟，其他的工匠也由他做主安排，心才安了下来。当我提议木工交给二表哥时，大表弟摇了一下头说，可能他不会来。我问缘故。大表弟说，二哥是粗木，装修中许多活是细活，怕他会觉得做不好。我说他也可以请帮手。最终二表哥还是回绝了我。这个时候，我却不由想起了江清。要是他在，该有多好。后来马上发现，江清去了这么多年，我为什么却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想到他呢？我把自己给问住了，害怕去进一步剖析自己，原本自己也是一个寡情少义的人。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去为自己解脱。我却不愿。
　　时间流逝得很快，不知不觉，女儿都上了高中，我的双鬓也已添了不少白发，工作却依旧是那么地繁重而艰难。只有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回忆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家乡人。当然包括我的堂弟江清。

　　2013.4.26日，伟民于休宁金色华府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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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爆米花

　　那是一个铁块铸成的肚子浑圆两头稍小一点的密闭容器，一头密封，一头有盖，密封一头按一手柄，几根钢筋制成的简易架子搁了，下面生上火，或柴或煤，一边摇滚爆米花容器，一边拉动边上的风箱以助火势，三五分钟后，手艺人起立，提了机器，一头装进一只麻袋里，用一根长长的钳子启动盖子，只听“嘭”的一声，装在容器里加热到高温高压下的玉米，能量在瞬间得到释放，绽开了一朵朵白白香香的花儿，把个麻袋挤得鼓鼓涨涨的，一些调皮的玉米花还会钻出口袋，散落在地上。孩子们高兴地捡起来，吹一口气，放进嘴里，脸上开出了红润润的爆米花。手艺人提回机器，又为下一家装进玉米。这时的东家在旁人的帮助下，把麻袋里的爆米花装回自带的洋油箱里，一边装一边喊，来，尝尝鲜，看看甜不甜。大家也不用客气，一个人抓上一把，几个害羞的孩子自然会分到他们的小手都盛不下去的分量，东家就往他们的兜里装，装得满满的。这时孩子的母亲就会说，够了够了，我们家也要爆的哩，不用那么多了。东家说，孩子呀，都喜欢尝鲜哩，你管什么。一个和谐快乐充满玉米香气的夜晚在偏僻的小山村里氤氲开来。
　　严格地说，爆米花算不上一种真正的手艺。虽然也要手工操作，多少沾了机械的巧。在农村人眼中，那个看起来有些老态和邋遢的爆米花人就是个手艺人。神奇的铁罐，神奇的风箱，神奇的摇啊摇，也就摇出了神奇的美食了。
　　我是在一个睡梦中被奶奶喊醒，惺忪着一双眼，亦步亦趋地跟着小脚的奶奶加入到一场属于爆米花的盛宴中的。说那是一场盛宴，绝不为过。除了一日三餐，除了春节，农家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裹腹。而这场盛宴在一个秋尽冬来的日子里出现了。农家人收了玉米，掰成粒，阳光下烤上几天，装进五斗柜里的时候，心是安的。早上玉米糊，晚上玉米糊，午饭玉米馃老南瓜，一日三餐都是玉米，虽然单调，却也能够喂饱肚子，日子就能继续下去。仅有的一点大米，是不能随便动的，那得一家之主的爷爷发话了，一家人才能吃上一顿白白的米饭。爆米花是那个缺吃少穿年代带给农家人最大的快乐。
　　远远的就看到寿花孃的门口围满了人，嘈嘈杂杂中透着愉悦开心，像过节一样。尚未走近，只听“嘭”的一声，吓得我直往后退。奶奶一手提着一只小布袋，一手扯紧了我。说，爆玉米哩，怕什么。寿花孃眼尖，声音比眼光更尖，直叫道，快来快来，我家刚爆完，先吃着。应该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玉米的别样制品，像花一样的制品。爆米花，入口甘甜，松脆。味蕾随之一热，爆米花软绵开来，牙齿一嚼，满口生香。我吃了一捧，再抓再吃，欲罢不能。奶奶急了，用手一打，然后佯笑着把我拉开。那一年我四岁。
　　一般农家，爆米花最多爆一锅，也就一斤左右。一家六七口的，留不了三天就吃完了。爆多了，一家的口粮就会受到威胁，加上还要贴二毛钱一锅的加工费，于一个农家人来说，是极为奢侈的。只是当时太小，并不理会这些细节。奶奶的强制干预，我以号啕大哭来应对。这一哭不打紧，手里就又多了一把热腾腾香喷喷的爆米花了。
　　轮到奶奶了，手艺人问，要多甜。奶奶说，多加点。手艺人漆黑的手往一个小袋里抓了几粒白白的糖晶，随着玉米一起放进了锅肚子里，盖上盖子，在熊熊的火焰下摇了起来。手艺人边摇边不时地看着镶在机器上一起摇转的压力表。我在等着他起来喊“好”的时候。加热的这几分钟漫长得像蚕儿吐出来的丝一样，没个尽头。终于手艺人站了起来，终于在剧烈的响声中玉米开出了花，终于奶奶笑着一张脸把花儿分给如我般大小的孩子们，终于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口饕餮起来……
　　一个漫长的冬天，这样的日子会有很多，来的也并不是一个手艺人，而是一个群体里的一个人。他们或胖或瘦，或高或矮，设备却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圆肚子的黑锅，风箱和支架。自然，那样的日子，却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够去“捧场”的。往往这一回去个三五家，下一回再换上另外的三五家。作为一个孩子得到的宠爱是最多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吃上东家或西家的爆米花，哪怕这次自家人并不能去“捧场”。
　　遗憾的是，这些带给一个乡村芬芳和快乐的爆米花人，我始终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外地人，至少不是一条源里的人，因为大人们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说着古里古怪的普通话，在一个夜里出现，又在一个夜里消失。农家人白天要上山干活，是没有闲暇去干这些闲事。爆米花人深谙此道，于是选择了黑夜。风箱助威下的火焰，在黑夜里更加明亮，爆米花的香气在黑夜里也传得更远。这一切，温暖了一个个乡下孩子的童年。
　　许多年过去，我在辗转求学和工作的日子，远离了家乡。再也没能亲历那种属于一个农村黑夜的盛宴了。爆米花依旧存在，存在于城市里的一个个摊点上。一个纸包包好了，逛街看电影时，都可以买上一包解解馋。或是几个朋友找一家“有意思”的分店，喝着奶茶吃着爆米花，却大抵吃不了多少就厌倦了那种甜腻口味。我感叹，虽然也叫爆米花，却再也寻不回曾经的味道了。到了起身离去时，纸包里存货还有不少，友人只顾着衣拎包，我却舍不下这些儿时的记忆，总要扎好袋口拎着走。
　　一次在群里聊天时，群友发了一张图片，让大家猜图片上的内容。图片上一个年约30左右的女子，头带一休闲帽子，着一件红短袖，神色专注地出现在了一只圆肚子的爆米花机前。下面的火苗把一张娇好的面容映成了古铜色。让我觉得已经成为历史的画面，再一次在现实中重现，恍若梦中一般，人一下子温暖起来。
　　久违了，儿时的爆米花。久远了，曾经的手艺人。

　　2013.4.30日，伟民于歙县七川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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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砖 匠

　　华悦家的平台塌了。
　　华悦家的平台塌了，成了一条源最热闹的新闻，正以几何基数迅猛传播。刚浇筑的平台怎么就塌了呢？还不是师傅没本事，三脚猫功夫也敢一个人干，不塌才怪。不用过堂取证，大家就把矛头指向了刚出师不久的井先。
　　站在我家的阳台，可以远远仰视华悦新盖的房子。其实也不能算是房子——只有一层，下面是50来个平方的猪栏、柴棚，上面浇个面，平台与正堂的外坦持平，等于是并不宽敞的坦面向空中延伸了出去，人就可以站可以坐，放了躺椅也能休息。那种叫钢筋水泥的新型建筑材料在上世纪八十年涌进山村时，农家人刚有了三钱俩枣，却又不是很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改善猪的住处和柴火堆放的质量。
　　坍塌是在浇筑平台半个月之后发生的。当工人把一块块支撑平台的圆木和搁板拆除的时候，应该在这一时间硬得像铁一样的平台，先是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站在平台上欣赏自己的杰作并兼督工的井先师傅大叫一声，不好，下面的人赶紧走，之后也就几分钟时间，平台从墙体上撕开来，塌了下去。
　　好在没有伤到人。我是后来听说的。因此只能从别人的描述中去想象井先当时的恐惧、懊丧和无奈。
　　如果记忆没有问题，砖匠应该是村里头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拔人。 一个大牌师傅，后面跟着伙计徒弟，一天下来，大家都在为当大师傅的人做。伙计也都是徒弟出身，师傅高兴了，可以领到自己的工钱，狠心一点的师傅从中抽头多些，宽容一些的也抽头，只是少点罢了。徒弟就不用说了，自然是没有工钱的。那些跟着师傅后边的伙计——曾经的徒弟，大多是自认为学艺不精沿不敢独挡一面的主，因此他们只能像没有断奶的孩子一样，亦步亦趋地跟着师傅讨生活。井先原本也应该再从师（跟师傅做）几年，大家说，那样他就不会平台独接的头一茬生意上就出了差错。要知道，一个师傅成名难，可要败起来，却只需很小的一件事情。而刚浇筑好的平台突然就塌了，就绝不是一件小事了。井先想快点学成手艺并迅速致富起来的梦破了。在我的记忆中，应该不少于5年吧，再也没人喊他做师傅。被迫无奈，井先又回到了原来的团队里，埋着头继续为师傅服务。好在井先的手脚快，特别是砌墙，一枝烟功夫就能砌出一张床的面积来，因此，虽然做不了大师傅的井先在砖匠界总算稳下了身子。
　　故乡有一间200多年的两层老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传到井心父亲这一辈，他们拥有着大半个二楼——其他地方分属不同的堂兄堂弟居住。井先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加上父母，6口人，却只有三个房间，年岁一天天大了，到了要娶媳妇了，却连个房间也腾不出来，井先急了，天天嚷嚷着把老房子拆了重建。可惜的是，跳出来反对的人却不少，井先差点为了拆老屋和他的堂兄堂弟撕破脸皮干起架来。最终，井先落败了，像一只被抓得血淋淋的公鸡。于是他决定要重新选址盖间新房子。
　　在家乡盖房子是大事，叫做“千年开枝花”，是需要家家户户相助的。在这一大事大非问题上，那些摩拳擦掌准备大动干戈的族人，又都像没事人一样，出工出力地支持起来。农家人助不了钱，也就助助青菜萝卜，东家一箩，西家一篮，倒也解决了不少问题。虽然井先为了娶媳妇盖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却也成就了他的名气。因为，他终于在没有请任何一个砖匠师傅的情况下，为自己盖起了一间两层砖房。二楼的平台再没有塌陷下去，井先成功了。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的井先，嘴角的绒毛也慢慢变黑变粗变密，变成了一个大师傅。
　　花上这些笔墨，我的本意并不是去渲染一个砖匠的水平和能力。因为，这个时候的井先所掌握的本事还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只是一个砖匠师傅所应该知道的一点皮毛。或者说，他正准备着去迎接更大的挑战，并在挑战中慢慢成熟自己。
　　作为邻居，我一年中总有个三五天与井先接触。只是从来没有讨论过砖匠手艺。一个是我并不关心这门手艺，另一个也是相聚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大抵用到一起打牌上去了。最怕的一点就是怕提及了，会伤到他的自尊。毕竟，他的开局过于晦涩，也就不忍了。
　　徽州古民居的提法，怕是一直都有的。可天天出入于这些小窗大门之间的徽州人，却并不是十分关心这些老房子，因为大家已经熟视无睹了。青砖黛瓦马头墙，在那个时候还远没有被自己和外人倚重。一直到世界遗产保护地——黟县西递宏村的粉墨登场。人们在吃足了喝饱了，有钱了有闲了，也就慢慢玩出了花样，这样的花样一掺杂进文化的色彩，一下子也就崇高文明了起来。各地文物局、文物专家像雨后春笋般涌了出来。挂牌、登记、造册，目的都是为了把祖宗的好东西留下来。而与老房子过不去的，首先是房子的主人。人家都新盖新建了，凭什么我们家不可以呢？活跃的经济鼓涨的口袋，老房子的主人们开始对它们发难。自然，赶在头前的，终于如愿发偿，而过了这村却没了这店的主人却只能另外选址建设了。老房子疏于管理后，慢慢腐烂倒塌。井先在让自己成为大师傅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县里的文物保护单位，派去各地修缮古建筑。到了这个时候，井先才能静下心来，以一个匠人的角度去审视那些曾经病入膏肓的老屋，老祠堂，老庙宇……它们的力学原理，它们的结构奇巧，它们为什么能够经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
　　或许，在一个清和景明的早晨或是淫雨霏霏的傍晚，井先一瞬间成熟了。

　　2013.5.3日，伟民于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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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修 榨

　每年4月，油菜籽开花时节，叶荣寿师傅就会被父亲请到榨堂里来收拾木榨。叶师傅是个秃顶，头的中间部分像砂纸打磨后一样光滑光亮，一笑起来满脸的皱纹拥挤到一块儿——这样的形象我并不喜欢，只是他待人和善，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像留声机一样——让我有了亲近的念头。其实我知道，我喜欢的是他被村里人冠以吹牛的故事。那些故事虽然并不神奇，也没有很多惊险成分，但是经过他的一张嘴说出来，却是那么的津津有味。叶师傅来了，后面跟了他的大儿子。叶师傅有三个儿子，他把修榨的手艺传给了老大。一搁下肩上的斧头、锯子、铁铇、手锛，早已候在边上的父亲立马递上一枝烟，又掏出火柴来给他点上，留声机般的叶师傅也只小停了抽上两口烟的短暂时间，就又开始响了起来。
　　4月的榨堂是寂寞的。叶师傅似乎是为了打破这种寂静，而不停地和父亲说着话。他的动作很慵懒，在我眼里，他不应该是个手艺人，而更像是个说书的人。
　　先人在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选定繁衍种族后代的标准是严格的，其首要的条件得有水。家乡的水系不算发达，却经年流淌着一条溪流，父亲的榨堂就在溪流旁，一条水渠引领，借助水力建成。在家乡，这样的榨堂并不多，因此吃修榨饭的人就更少，叶师傅一年的光景也就在榨堂打菜油开工前和桕子油结束后，才会忙上一会儿。他的慵懒是可以理解的。就那点事，真要起劲了干，岂不是自己把自己的活路断了。这一点，修榨人明白，榨堂的主人兼打油师傅的父亲也明白，只是谁也不会真正说穿。一个师傅与另一个师傅都是有面子的人，可不兴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撕了人家的面子。好酒好烟好饭地供着，一年四季的油就靠他了。那个时候，叶老师傅敲敲停停的作派，常常有人会向父亲打小报告。可父亲一次也没有不理会过。慵懒，成了修榨人可以专享的权利。
　　在机械化程度并没有完全得到普及的农村，木榨在服役过程中的受损是严重的。撞杆、垫木会在石锁的重力撞击下变形，铁箍也会变形。叶荣寿师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变了形的物件一一修拾好，等待着又一个油香四溢季节的到来。
　　在修榨人的工具中，手锛别具一格。一根手柄，柄头处安了一薄薄的宽度半尺却极锋利的铁器，闪着冷光，手艺人马步一扎，双手举锛，一下一下修整变形的撞杆和垫木。只有这个时候，叶荣寿的嘴是紧闭的，再不说话，像受了一肚子气却又无处发泄的小媳妇一样，一脸严肃。他的马步很稳当，像一个圆心，手锛的长度就是半径，每一锛上下不差分毫，细碎的木屑从锛头掉落，薄若蚕翼。那架式，直让看得人心里紧张，真怕一下没锛准，把撞杆垫木锛坏了去。
　　父亲曾对我说过叶师傅的手艺全在一张锛子上头。家乡的榨堂少，叶师傅就得四处跑江湖揽生意。除了周边的村落，就连浙江、江西的一些偏僻农村都曾留下过叶师傅的足迹。手艺人在外揽活，势必受到当地人的排挤。而发难最多的是当地的修榨人。正所谓三尺之榻岂容他人酣睡，同行只能成为冤家对头。叶师傅始终微笑着一张脸，白天干活，晚上就如走亲访友般与人交流，在他的整个游历过程中，不但把敌手一次次变成了朋友，逢年过节的，家里还会来上一些外地的陌生人。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来给他拜年的，真正不容易。具体的“收服”过程，我都是从叶师傅的口中得知的。一张锛一上手，他们就服了。其实，内行之间是不需要多说话的，他们关注的是你的真本事。叶师傅轻描淡写。闯下了天下的叶师傅成了修榨手艺人中的一块金字招牌。尽管他一天干到晚，木屑装不了一篓，尽管他时常坐下来喝茶抽烟海侃，尽管他被许多务实的庄稼人看成一个混饭吃的，可经他收拾过的榨堂却在应该开工的时候响了起来，一直响到停榨的时候再无故障出现。于是许多人又会再加上一句，这老小子，本事也不全是吹的，有两下子。自然，他们的话中还会加上三个字：他妈的。
　　父亲是很尊重叶荣寿师傅的。究其原因，一来，榨堂离不了修榨师傅。二来，叶荣寿的手艺高。三来，叶师傅年纪比父亲大了十多岁。也正是有了这份尊重，常被许多村人误解的叶老师傅，有事没事的就常往我家跑，一坐就是大半天。上下五千年，东南西北中，随便你说什么，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就算多年后，父亲不再经营榨堂，叶师傅也不再从事修榨手艺，他们依旧走得很近，近得像兄弟，像亲戚一般。长大了后，我自然成了叶师傅的又一个聊天拍挡。那个时候，我喊他老叶。老叶说，做手艺的人首先要做人，人做好了，手艺自然好了。老叶说，我去一个地方，我就和那个地方的人做朋友，烟酒不分家，谁有用谁的，人是个感情动物，聚得久了也就成了朋友了。既然是朋友了，别人也就不会再说三道四了。老叶说，你赚了十块钱，如果你全部放进口袋里，那你的第十一块钱就难挣了。如果你把挣来的十块钱用掉五块，你马上就能挣上二十块。老叶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其实看白了也就四季轮回，并不复杂，若是看不白，你就会觉得掉进了万丈深渊，没有一丝光亮，就会没了方向。老叶说，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老叶说，宁可路路栽花，不可一路栽刺。老叶说……
　　古朴却十分有效的做人做事道理，从老叶那张宽宽的嘴巴里一句一句往外流淌，像流淌不尽的溪流。可也正是有了这么多学识见识，让他的性格定了形，不再相信任何新生事物，以致于在63岁那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得了肺结核的老叶不相信西医西药，嫌看病太贵，坚持自己到山上采草药医治，后来病重不能采药了就让三个儿子去山上采，每天一大碗一大碗地煎服，却只能让病情越来越重，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也没同意做儿子的把他送进乡里的医院。父亲后来说，他的病并不致命，却让自己给耽搁了，可惜，可惜。老叶在放下手锛后的第三年，去了别的世界。或许，离开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业，老人早就厌烦了这个世界吧。
　　叶师傅的三个儿子口才也算不错，每逢回家，我还能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依稀看到老叶的影子，只是毕竟相去甚远。或者儿子们只是重复着老叶的说辞，而我已经厌倦了。
　　再见了，那个手持手锛，扎着马步的修榨人。若是你所在的世界还没有推广机榨，或许你正兴致勃勃地干着你的老本行哩。若是心有灵犀，我会听到传自另一个世界的清脆的锛子声。

　　2013.5.11，伟民于歙县七川新村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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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代课老师

　　虽然也被冠上“老师”的称谓，从事着教书育人的事业，但他们却不是真正的老师，因为他们的付出和回报相去甚远。代课老师只能算是一些读了点书识了点字的农村人从事的一种看似高雅的谋生手段。鉴于此，他们也像农村中众多的手艺人一样，施展的是自己的青春和奉献，得到的却是低的可怜的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是为题记。

　　1998年9月1日，我在下岗了一年之后，重新步入拿“工资”的序列。这其中母亲付出了不少努力。那时候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主要是父亲经营。为了给我腾地儿，父亲把店“转”到了我的门下。孰不料我并不是一块经商的材料，一年下来，店本不见长，反亏损了一大截。母亲认识到了我的短板，便问，代课干不干？我漠然点了头。甚至自己也认为那应该是一条我比较擅长的路子。因为7年前，我曾尝试过一次，书教得还行，好像还得到了当时学区的表扬。
　　学校就在家的边上，紧挨着。开学当天，早早地去了学校。校长姓余，是个瘦小个子的中年人，四十出头，总是眯着一双眼睛，喜欢笑，一笑嘴巴就张开了，左边掉了两颗牙，右边的一颗稍外暴的牙齿上挂着一片菜叶，随着主人的一呼一吸里面摇摆，像座钟的针摆，只是频率与笑的程度和说话的读数成正比，也就不能正确计时了。
　　那个时候，家乡的小学最高年级是三年级，四五年级学生都去了五里外的源里。比起7年前，学生数少了很多，许多“完小”都成了低年级的教学点了。当时的小学有三名教师，除了我和校长外，还有一名方老师。他们都是公办老师，吃财政饭的，加上工龄长，工资也就高了不少，600元左右。作为代课老师，我的工资是194元。就像任何部门单位尊卑有别一样，余校长和方老师早在我到校前就开了一个两人会议，筹划课程安排。我一到，余校长说，考虑到学校目前的情况，你包班幼、一、二年级班吧。三年级的课程毕竟有些难了，你说是吧。当时分两个教室，三年级有27名学生，坐一个教室。幼、一、二年级班是复式班，合坐一个教室，人数也就30人左右。三个老师两个班，班级分配得好，一天还有一点时间休息，若是包班，就得负责一个班的所有教学任务，人就挪不动窝了。而他们，两个公家人合抬一个班，每人都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当时一听就起了光火，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却又不能明显地表露出来，毕竟就是这样一个低薪的苦差事，母亲也是跑了许多亲戚朋友才争取下来的。于是我说，我比较适合教高年级的语文。再说我年纪轻，耗在一个班上，怕自己没那股韧性。幼一二是基础教学，是最关键的，还是你们亲自抓比较好吧。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我任三年级班主任兼教语文和幼一二数学。余校长带三年级数学，方老师带幼一二班语文并任班主任，外加三年级自然课。后来听说，他们对我的加盟持怀疑否定态度：一个工厂的机修工也会教书？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是最快乐的。我忘记了自己的尴尬的身份低廉的待遇和一周五天超负荷的付出。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已经浮躁疯狂了，在农村，在农村里的一个小学里，还保持着一份淡然。无关功利，无关荣辱。而这样的宁静却很快被打破了。一位姓凌的村委会主任来学校视察，酒过三巡，凌主任说，他要和我们签“军令状”，只要学生的成绩提高了，在学区的名次提前了，村委会就要发奖励。好像开的口子还挺大的，单科学区第一名奖我们100元。这一下，可在学校老师中产生了不少波澜。不要说我这样的200元不到的代课老师了，就是他们两位也是卯足了劲，一心想着村里的奖励。最后的结果是学生的成绩上去了，凌主任酒后的承诺却没能兑现。不好意思见我们，只给学校封信，余校长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解封信，大意是说村委会对我们的工作很肯定，希望大家以荣誉为主，继续努力教学，为阳光下最光辉的事业做好本职工作，云云。然后，余校长代替凌主任象征性地发了三十元奖金。有好一阵子，好酒的凌主任都没来学校。方老师忿忿不平，多次说要找他理论，特别是要为我这个代课老师讨回“公道”，却终于没看到他行动。因为当时村两委还是很有权力的，他们有老师人事建议权，真把他们惹火了，跑到学区去一定不要某某老师，那也是十分麻烦的事。第二年我去了源里的完小教书。去的原因也并不是我教的好，而是那里的一个年青小伙子去外地打工了，空了个缺出来。我代的课是三、四、五年级的数学，工资加了8元，月薪202元。尽管我偏好教语文课，好在数学也不赖，最后依旧在学区得了奖。
　　代课老师的地位是卑下的。可当他出了成绩之后，也就可以仰起头来去面视一切了。两年的代课生涯，我得到了一条源里家长的肯定，当他们跟着他们的孩子喊我“老师”时，我的应答是甜蜜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无愧这一称谓。多少个日夜操劳，在一瞬间得到满足。
　　新世纪到来时，县教委下发了文件，要彻底辞退代课老师。这一纸文件，让学区的领导很为难。许多代课老师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十多年，现在也都三十多岁了，除了拿着粉笔在黑板上涂鸦外别无所长，一下子辞退他们会说不过去。可上面的文件是必须执行的。于是我在面临着第二次下岗之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讲台。尽管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份工作，能够显现自己能力和证明人生价值的一份工作。我离开的最后一节课，班上的大多学生都流了眼泪，他们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可现行的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这样一群手艺人一个说法。
　　他们来了，他们走了。来的时候，没有风没有雨，走的时候没有悲痛没有伤痕。那件裹在身上经年不变的灰色衣裳黑色裤子遮盖了一切。
　　永别了，代课老师。包括我在内的我的同行们，没有名分没有任何保障的同行们，进不了经史子集的同行们，记住你们的是家乡的土地，是土地上辛勤耕作的父老乡亲，还有，一个又一个经过你们精心呵护而羽翼渐丰最终展翅高飞的孩子们。
　　2013.5.11伟民于歙县七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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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赤脚医生

　　迁徙中的族长病了，病得很重。恍惚间，他来到了阴曹地府，看到了牛头马面，他觉得他的寿限到了。这个时候，他得赶快交待后事。他不能把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留在半道上。他没有完成一个个家族的迁徙任务。族长躺在临时支起的草棚里，雨水顺着草尖滴到他的脸上，他听到了“呲”的声响。他的脸就是一块烧红的烙铁。
　　一个族里的人都吓呆了，以自己的神圣方式四方祈祷。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族长，他们的头儿，就这样死去的话，剩下的路该怎么走下去。正当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族中站出一个人，他手捧着一小包叫不名字来的花花草草，他说，煎了服吧，也不知有没有用。大家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他。他也知道自己所担当的风险，要是药喝下去，族长的病不见好，甚至撒手西去，他就得担下一个谋害的罪名。可在这个时候，众人却把他当成了救星，权当死马当活马医吧。他成功了，当天晚上，族长的热就逐渐退了下来。调查养了一周，族长恢复了生猛模样。他当着众人的面给了郎中一个紧紧的拥抱。至此后，他成了族里人拥戴的郎中。
　　三百年过去了。族人在一个两山夹一坞的偏僻地方落了根，繁衍生息了数十代。他们是从中原地区逃亡避难的，因为他们再也不愿意看到战争，看到杀戮，看到流血，看到死亡。在这个小山村里，陪伴他们的有欢笑，炊烟，流水，青山，当然还有贫困，但他们不怕，他们的努力实现了一个家族的平安生存。他们最大的敌人是疾病，原本他们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作为贵族、皇族，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倒在一个不起眼的疾病上。但即便是面对疾病，也远比面对那成天的阴谋和血腥强。
　　郎中的后人世代沿袭着这一桂冠，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凭着认识山涧的草药，粗通药理，能够瞧病的本事，被招进了村里的医疗站，成了新社会的医生，成了广大农村群众的健康使者。他们统称为“赤脚医生”。
　　人类与疾病的斗争由来已久。也许，自从有了人类，甚至人类并没有真正产生之前，疾病就存在了。并伴随着人类前进的脚步不断升级变异。解放初期，农村和城市的区别是很大的。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大城市早已用上了先进的西药，而在广大农村，人们还在依靠“一棵草、一根针”与病魔做斗争。赤脚医生成了这一斗争的主力军。
　　爷爷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最擅长的病种是小儿科。我无法去追溯那些历史长远早已生上斑斑白菌的故事，也无意去炫耀多少代祖先凭着自己的胆略和经验治好族长的毛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一个家族的沿袭中，爷爷和他的祖辈们攒下了不小的名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天花麻疹肆虐的日子，爷爷一天到晚都着不了家，他的宽大的双脚一直行走在一个村庄去往另一个村庄的路上。爷爷懂得辩证论治，即便是同样的病，却因个体的差异，在用药用法上都是不一样的。也有一些病人由于医疗条件不好，在天花麻疹上丢了性命，一些保住性命的，却永远成了麻子——一脸坑坑洼洼，再也找不回原先的俊俏模样。爷爷有过叹息，每一次成功和失败，都在激励着他的进步。他成了一条源里第一个被人喊成“仙”的人物。“老月仙三帖药下去，必定有用。要是没用，那就神仙难医了。”
　　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凭着从娘家带来的一剂偏方而享誉一方。那是专门医治新生儿“脐风”用的。许多孩子刚一出生，口中生疮，涎液发硬，呼吸急促，如得肺炎一般。这时，孩子的家人往往抱了往我家跑。奶奶只须瞅上一眼，去田间地头找寻两三味草药，捣汁生饮，就能救回一条生命。而这个法子就连经医多年的爷爷都不知道。一人专治一行，爷爷奶奶成了村人眼里的守护神。我只知道，奶奶的草药只有三味，有一味叫“九层格”，因为都有剧毒，因此用量上特别讲究，多了必会害了孩子，少了又达不到医治的效果，而用量的多寡全凭自己的一双眼睛。爷爷有个赤脚医生的名号，虽然不是吃公粮，却能拿到多于普通庄稼汉的工分，奶奶什么都不是，却也乐津此道，全当做好事修行积德了。
　　源有三个行政村，为了村村配上赤脚医生，爷爷带了两个徒弟，一个人守一个村。后来，爷爷的身份有了转变，成了乡卫生院的院长，一直坚持到72岁才退休，一生的精力都奉献在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上了。而许多赤脚医生却没有爷爷那样的幸运，他们奉献了一腔青春热血后，最后的结局只能回到村中，干起曾经的农事，化归为一个农民。
　　爸爸不是赤脚医生，却跟着爷爷学了许多医书，懂得许多生长在大山深涧里的草药。在一个困难年代，凭着挖草药，贴补一个家用，把我们三兄妹拉扯大，也算是爷爷的功德了。奶奶的独门绝技，她的子孙们都知道，而运用纯熟的当是小叔叔一家。
　　一天正午，我正与小叔叔下象棋，村人抱着个刚出生的女婴找了来。小叔叔不敢怠慢，用手电照着一看，满嘴红肿，白沫绵绵，随即去了家边的水渠边，摘了几个叶子捣碎后取了汁液让婴儿服下。三天后，村人提了烟酒过来感谢。除了医治小儿脐风，小叔叔的专长是妇科，在他多年的行医过程中，多少对不孕夫妇抱到了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一本事，远比他教书育人强了不少。
　　我在下岗“归隐”无所事事的几年里，背起了“汤头歌诀”，研习了“濒湖脉诀”，许多名方验方也多有涉猎，却最终没能成为山村医生。弟弟从卫校毕业后，专长是西医。他不太相信花花草草的中医，一旦他流露这方面的倾向时，父亲和我就会苦口婆心地向他讲叙一个家族的历史，和历史上曾经如流星般闪耀的光环。
　　历史已经远去，现在的弟弟主掌着一个村1000多人口的寻医求药重担。他也背着药箱，那里面都是许多三十年代战争片中梦寐以求的“盘尼西林”。如果不是查一下百度，我还真不知道它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青霉素。自然，现在的药架上比“盘尼西林”名贵而更有效用的药物多了去了。做为现代人，应该是幸福的。而迅猛发展的科学为这一幸福提供了保障。随着医疗条件的转变，背篓挖药、荷锄南山的背影逐渐远去，赤脚医生成了过往，成了一个时代的代名词。
　　但愿世人皆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身为医生，能够悬壶济世，普救众身，什么身份也就次要了。哪怕前面加上“赤脚”二字。

　　2013.5.13日，伟民于休宁金色华府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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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轧 面

　　叶出纳拥有全村第一台扎面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家的扎面机守住了“唯一”这个词。也在因其唯一，大多农家吃的都是手擀面。铺一块四方大木板，取上面粉，再端上一碗凉水，母亲撸了衣袖，和粉擀面。很多年以后，我工作的小城的一家面馆挂出了“正宗手擀面”的招牌，广告语打出“母亲的味道”，以之招徕吃客，也算费了不少心机。我去店里下过一回面条，因手工制作，价格不菲，只是并没有吃出多少“母亲的味道”而再也没有去过。也许开店的老板不知道，许多如我般一个童年在乡下长大， 吃得最多的就是手擀面了。吃这类面食，主要原因在于大米供应不足。而和一团粉，做成面条，连汤带水的，真正细粮不够了还可以放入嫩南瓜、青菜等副食，怎么着也能对付个饱肚子。被手擀面喂大的孩子，尽管会在心底里留着一片空地，植入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的挚爱，却并不会像着了魔一般，一天不吃上一顿手擀面不可的地步。我的想法得到了印证，这个打着亲情牌的面店，在很多时候，生意都很冷清，我在想，终究有一天会因昂贵的房租而让他们把“母亲的味道”带回家去。
　　叶出纳是生产队里的出纳，管着一个生产队里的钱。我曾想，他是不是用生产队的钱买的扎面机。后来确定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就算是出纳，也绝没有本事能不经队长同意而随意支出一百块钱来添购那么大的一个铁家伙。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心里还了叶出纳一个清白。因为那并不是一台新机器，上面的油漆早已脱光，整个机身呈黑色，多处外表已经锈蚀，呈老黄褐色。显然，这是叶家上辈人传下来的。扎面机的传动部分是一个大大的摇轮，里面带着两个轴承，把加水揉搓好的面粉往里一倒，再通过轴承的挤压，就能扎出一大块长如瀑布般的面皮来。几以反复，面皮扎光滑了，移到尾部的有凹槽的出面机上滚上一遍，粗细均匀且韧性十足的面条就出来了。面条的长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掐长掐短。一家人吃的面条制作过程最多也就十来分钟。有时遇到扎面的人多，就要排队。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多，叶家的扎面机很清闲，只有到了过年前的几天里，才要排上长长的队伍。农家人吃了一年的手擀面，心里早就厌了，临过年了，便不再节省，掏出用鸡蛋换来的几个硬币，充当一回阔佬。
　　我曾不知道多少次去过叶出纳家扎过面。一到叶家，叶出纳问多少粉？我答爸爸给了5分钱。叶师傅答声哦，就把粉倒进一个像碗模样的大瓷缸里，加水搓粉。那个时候，叶出纳已过花甲，或者快六十岁了——我是从记忆中推断出来的——干事却十分老练，三两下工夫，粉搓好了，用铁制的小箕一舀往木板做成的斜槽里一倒，叶师傅说，开始。我便手抓扎面机的轮盘转起圈来。也许是年少无力，也可能是他家的设备过于陈旧，一开始我还能转得动轮子，可没两下，就气喘吁吁了。大多时候，叶师傅用手在轮盘的边缘带力，口中喊道加油，加油。实在没力气了，我便双手一放，边上喘气去了。叶出纳无奈，只得亲力亲为。口中说道，你小子最会偷懒。面出来了，叶出纳说，这次的面粉有3斤多呀，你爸爸不会只给你5分钱吧。我说就5分。其实，我挺佩服叶出纳的眼光的。那时候扎一斤面2分钱，3斤就得6分。我能在办“公差”的时候擦点油，就能买到一粒水果糖。若是叶出纳问得紧，我便怕他在与父亲交谈的时候泄了密，一般只得乖乖地把藏掖在裤兜深处的一分钱拿出来，红着脸递上去。但叶出纳这样的“精明”却并不时常使用，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总能从他的手中讨到一点好处。看来，老于世故的叶出纳深谙“水至清就无鱼”道理吧。三年后，又有一家买来了扎面机，出皮和出面是连在一起的，机器新，磨损也小，人也就省了不少力。可是他家的生意却总做不过叶出纳。究其原因，这家在扎面前都要用秤称一下粉的重量，然后再按量收费。许多孩子再也捞不到油水，只要是被父母派出“公干”的，就低了头直往叶家跑。多出点力不要紧，力气去了还会回来，可少了那颗糖的甜味，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决计难以容忍的。
　　我初中毕业那年，家里也添了一台扎面机，算得上是村里的第三台机械设备。来了“生意”，父亲说，碗在柜子，水在水缸里，自己动手吧。父亲的扎面机一次也没有收过别人的扎面钱。当然也有一些人搁上几个硬币就走的，父亲也就笑纳了。父亲说，主要是图个方便，那轮子转两转还能转坏了，想扎就来扎吧。也正是家中有了扎面机，我在搓粉上下了点工夫。因为有时候是小孩子来，他们根本不会搓粉，我就得粉墨登场露上一手。搓粉看起来容易，真要搓好了却并不简单。炒面要和得干一些，煮面就可以湿一点。还有的是来擀饺子皮的，若干了那层薄的皮会裂开，湿了还没拿回家，就结成块了。为了在摇轮盘的时候省力气，和湿一些会省力。可有时水放多了，还得从自家的粉袋里掏出一些来从新和面。有时想想，父亲的扎面机，不但不赚钱生钱，还让我往外贴面粉。 好在父母亲并没有为这事说过我。那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农村都已包产到户，生活在一个昼夜发生了变化，一星半点的也就不会在意了。
　　九十年代中期，七旬高龄的岳父还担当着一个村子里的手工扎面业务。那个时候单价有了提高，逢年过节的，岳父一天能挣上十来块。岳父离我家有二十多里水路，村不同习惯也不一样。左邻右舍把面粉拿来了，往桌上一搁人就走了。岳父从搓粉到出面，都是一个人干，属于全程代劳。那时候，我就在离岳父家三里外的一个工厂上班，经常去蹭饭，遇到汗流浃背的岳父摇着轮子奋力劳作时，总要抢过那个多年不再摇转的轮盘，为老人家出点气力。
　　现在的村村寨寨都有了专门从事面条加工的小作坊，也早已用上电机带动，那个费力的轮盘在电机皮带的驱使用，显得快速而轻盈。到了傍晚，一个人，一辆三轮车，载着一车的面条，走街串巷，四处叫卖。人们只需要掏出一两块钱，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煮上一碗香气四溢的面条来。在城市里，更有固定的店面从早卖到晚。分工越来越细的好处，就是让生活越来越方便。一个快捷的时代，从那一串串细长的面条上也能见到清晰的影子。

　　2013.5.17日，伟民于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