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之忆
2014-07-03 作者:李 宏
说起来惭愧,我这辈子有两大缺憾,一是没有考入全日制大学,出入于莘莘学子之列;二是没有通过当兵遴选,成为一名合格的军官。后者在个人的奋斗中且行且近,阴差阳错成了一名共和国的警官,总算弥补了二分之一的缺憾。但前者却抱憾终身,无法圆梦。 今年的高考过去快一个月了。每每高考之时,看着那些蜂拥而至走进考场的学子,看着那些忧心忡忡的家长,看着那具有煽情意义的红色标语,一种难言之隐立即涌上心头,勾起了我参加高考的回忆。我愿把它记录下来,哪怕是成为“笑柄”都“再说”不辞。 那是1977年,我响应祖国的号召,来到徽州区潜口乡插队落户。1978年是高考恢复的第二年。我在媒体上听说以后,心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在母亲的鼓动下,我义无反顾地在插队所在地报了名并返城进入了母亲所在的屯溪四中当了一名旁听生,成了年纪最大的“老冬生”。在我的记忆中,旁听的同学有现任黄山日报编辑的高莉莉、人民解放军师级军官杨杰、百大集团的总经理查金祥等;班主任是屯溪四中高级语文老师凌成琨。那时候,我们的年龄虽然比应届毕业生的年龄大一些,但我们并不感到自卑和难堪,除了当时的世风淳朴之外,还有我们强劲的写作实力。记得每一次语文课,评讲的作文中,总是我们的旁听同学独占鳌头,不止一次地被老师誉为“落榜的精英”。我们在快乐中度过了补习的岁月。 高考即将开始了。我们在依依不舍之中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我插队在潜口乡,被安排在徽州区一所中学参加高考。在我走近考场的那一刻,看见了从部队复员、回乡知青汪大白。因他在乡文化站供职,我在村担任团支部副书记,我们为了筹备一项文化活动,曾经在一起讨论过方案,所以彼此认识。我们用眼睛做了交流,看着他那持稳的样子,估计是胸有成竹了。在考试中,我看着如此简单的数学题,什么因式分解、指数对数、几何三角形,似会又不会,真是欲罢不能、捶胸顿足,后悔自己对数学的放弃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假如我稍稍努力一下,性格外向一点,利用母亲当老师的近水楼台,找一个数学老师“一对一”家教,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也许会顺理成章地进入所谓的“仕途”。走出考场,又遇我的“老乡”汪大白,我们站在考生纷至沓来的过道上谈论考题的答案,他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他数学的考分可能在80分左右。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 发榜的那一天,乡里通知我成绩,总分离录取线差17分,其中语文考了87分;最为悲哀的是数学只考了17分,与录取差成了“难兄难弟”。而汪大白真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数学成了他的强项,好像得了近80分。我真是羞愧难当,自叹弗如。我在旁听时,报的是文科,自以为写作功底厚实,发表过几篇“豆腐干”,一心在语文、政治和史地上下功夫,误以为数学就是考“0”分,只要文科强势,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想到,所谓的文科考试,就是考数学的高与低。只要数学考上个几十分,录取也就十拿九稳了。不久,汪大白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直至黄山学院教授、副院长。我读过他写的古典文学方面的文章,大气磅礴,才华横溢…… 我落榜以后,又参加过一次高考,成绩是今不如昔,只好自知之明,打了退堂鼓。看起来,我不是考学的料,只好选择考工作,试着当一名“工人阶级”。考入某工厂三年后,我考入公安系统,当了一名人民警察。在职中,想想自己那拿不出手的高中文凭,又琢磨着改变现状。我一鼓作气参加了自学考试,先后考入了安徽省人民警察学院函授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省行政学院、中央党校法律专业,拿到了本科文凭。虽然,我的所有学历除了高中以外,都不是全日制的,但我在“电大”学习的过程中最为严格和正规,考试更是一丝不苟。我的“文学梦”就是在“电大”的教育下得以升华。我写的短篇小说《情如纸薄》获得“黄山杯”市级政府和省公安厅的奖励,先后加入了市作家协会、省公安作家协会,在中央、省级和市级报刊发表过一些作品。但这一切,依然无法让我忘记与高考失之交臂之痛,那是我永远的痛,是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街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