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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文学史之外的张贤亮
王石川
9月27日,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在银川去世,享年78岁。张贤亮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无需赘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他的名作为几代人所熟知和感慨。文本自有文本的意义,但张贤亮的作品更让人获得了文学启蒙、思想启蒙乃至性启蒙。
他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2008年,张贤亮受访时曾不无自信地说,“我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面勇闯禁区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此非吹嘘,从《绿化树》中描写的饥饿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描写……张贤亮的文学创作确实频闯禁区。
“作家”乃至“著名作家”,这种标签显然无法涵盖张贤亮的真实身份。张贤亮曾坦承自己是中国作家首富,在作家安贫乐道、耻辱谈钱的年代,如此坦言是一种勇气,也别有意味。此后,作家有权利追求金钱,无可厚非,而有人操作中国作家富豪榜,也不觉得尴尬。张贤亮并非为富不仁的人,他热心慈善,累计捐款高达几千万元,至死未停止捐款,他认为,“要把慈善当成文化来做,必须要养成社会上一种文化生态”。
张贤亮是成功商人,宁夏西部影视城是他得意的作品。为了创办影视城,他拿出手头78万元的外文版税,可谓倾力为之。相比于文学作品,这个作品一度难产,不过最终瓜熟蒂落,名满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影视城诞生于1993年,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不久,用张贤亮的话就是“适逢其会”。感谢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是市场活力的驱动力。张贤亮认为,彻底的市场经济,就是除了人格和良心什么都可以出卖。一年有50万人来他的影城消费,对社会的贡献不比有50万人读他的书少。这种境界,非一般作家所有;这种贡献,也非一般作家所能。
张贤亮承认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他说,要和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我要极力保护我自己的权益。保卫自己利益最根本的方法,一个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二个要使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不断完善。”这不是标榜,1997年,他发表了长达20万字的政论散文《小说中国》,提出“劳者有其资”、私有财产社会化等论点,还首次提出“私有制万岁”。有报道称,这为我国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该说,十年后《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应给张贤亮记上一功。
谈到作协,张贤亮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全社会思考。早在1984年,他就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还曾担任宁夏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但他一直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度,“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业余活动,专业作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好机制。专业作家制度还使作家脱离了生活,生产力下降,甚至素材枯竭。我不喜欢。”这种观点也许不为一些作家认可,尤其是作协内的作家所喜,但不能说他的判断毫无道理。
此外,张贤亮的影视城有个“文革”大院,用于展示上世纪60年代的某些相关纪念物。众所周知,张贤亮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并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文革”结束后,他开启反思文学,被称为“是对‘反右运动’造成的‘右派分子’生活进行文学描写的最重要的作家”。从“反右运动”到“文革”,张贤亮是当事人也是受害者,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能够留存记忆,都未必是坏事。张贤亮说,“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领受到政治高压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贵。我亲身体悟到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过“反右运动”和“文革”的一代人,也许更需要珍视自由、捍卫自己。好在除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业已成为当今的核心价值观。
“平生故事堪沉醉”。张贤亮是复杂的,他说,“我身上集中了强盗、流氓、劳改犯、书生、英雄、作家等等各种人的特性,我就是一个复杂的中国人的代表”。当然,他在不同时期也受过不少争议。对这个看《阿甘正传》就会哭的人,这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不遮不掩”的性情中人,必须考虑他性格的立体、人生的丰富,他还说过,“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成熟过,也没有老过,也没有幼稚过。什么青春期,什么中年危机,这些词对我来说都很陌生”,也许这是肺腑之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寻找文学史之外的张贤亮,他在其他领域的价值同样需要重估,而不是有意无意的忽略或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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