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叙事：难忘第一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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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第一个教师节
      1985年9月10日-------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不是节日那天全乡中小学教师的欢乐聚会，也不是乡镇府发下来的那份纪念品。而是节日期间县教育局姚局长、程股长给我送来的关怀和温暖。

     原来，我1981年夏从师专毕业走上教育岗位，由一名大学生成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与许多同年人一样，刚向社会，生龙活虎，天真幼稚。我不但没计较环境的艰苦，而且思想要求上进，工作干得出色，被评为乡团委常委和人大代表。然而时间一长，心目中五彩斑斓的理想之梦与现实的诸多问题相抵触。尤其是85年春季我的脱产进修（省教育学院）考试报名未获通过、要求调动的申请又没被批准时，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委屈、痛苦、自卑、愤怒，难以言状。我到县教育局去力争，又屡屡写信口出狂言。。。。。这时，我认为自己乃一普通教师，自己的想法、要求是根本不会受理解和重视，不过是 无奈发泄而已！

     不料，9月11日（教师节后一天），县教育局姚邦藻局长、人秘股程恩耀股长专程来到离县城七十多华里的我所在学校，找到了我。说是要与我谈心，**意见。使我当时深感意外，又百感交集。
     记得姚局长当时毫无领导架子，谈心如话家常。他和蔼可亲地对我几年的工作既摆出成绩，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思想上的糊涂认识。他说，一个青年人，不论何时何地，不管身处顺境逆镜，都要学会用辩证法的观点坚定不移“向前看”，千万不可犯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错误；“社会是一盘棋”做事要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又推心置腹地针对我提出的进修、调动等具体问题做了解释说明，还以现身说法给我 启迪；最后他紧握我的手，鼓励我卸掉思想包袱、轻重上阵，要努力为山区的落后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现在想来，县局领导做思想工作不愧是行家里手，颇掌握人的心里特点。即放眼社会大局又着眼具体小事，有热情赞扬又有中肯批评，使人觉得合理又和情，加之那平易近人的风度、真诚亲切的姿态，我完全为之动容、低首心折了。

    一晃8年过去了，我已脱离稚气，走向成熟。我不断进取，曾荣获徽州团地委“先进青年”称号，赴7县1市作理想报告；又当选过“优秀党员”、“优秀教师”，成了学校中的骨干，教研组的带头人。但我的心灵深处，仍时常记取并诚挚感激上级领导对我的那次帮助和鼓励。
                  吴秋虎（此文发表于《黄山日报》1993，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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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破陋习才能为人民立新意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艺产品大大丰富了，但称得上精品经典的似乎不多；人们在文化享受上确有很多选择，但实际选择时还是有些踌躇；一些影视剧在票房、收视率不断蹿高的同时引起吐槽声一片，有的还对簿公堂……问题的出现当然有多种原因，是客观与主观、历史与现实、内因与外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任何原因都掩盖不了一些文艺作品脱离了人民、远离了生活、偏离了文艺特性这一根本原因。因此，文艺服务人民，必须破除功利之心、浮躁之气和因袭之风三大陋习。（1月19日《安徽日报》）  

　　出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应该记得，当时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方式往往很单一，要么安静地独处一室读书，要么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要么就去附近的公园来一次独步，即便是有了热恋的女友，能够选择的休闲方式也无非两种，一个是看电影，再一个就是去压马路。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休闲方式单一的年代里，人们却获得了精神生活上极大的满足感。我们现在去追忆过往精神生活的满足，不是想时光倒流，更不是回到过去那种物质匮乏、生活选择单一时代。而是借此剖析那时的文艺作品究竟能有什么魅力，让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满足感。这里笔者想借助一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小说——已故著名作家路遥的作品《人生》，作为解析的着力点。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高加林和黄亚萍，一个代表了当时农村知识分子的形象，一个代表了城市情窦初开的女青年形象，两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对待生活的态度更是迥异，当两个人因为机缘巧遇走到了一起，于是作为一部小说独有的情节跌宕也随即开始。两个主人公相处期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纠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人与人之间命运的循环与颠倒，共同组成了这部经典之作的精彩和过人之处。

　　之所以说路遥的《人生》精彩，除了路遥对于人生的深刻独到的感悟，还有其对于时代发展脉搏冷静而又清晰的预见。作为一个刚刚走向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和融合也刚刚开启，很多人包括当时的官方也无法预见乡村与城市之间，究竟能够融合到一个什么程度，其中又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因此，这部作品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社会各方面广泛而又一致的欢迎。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八十年的作家，路遥已经预见到了乡村与城市融合之间，一定会发生很多或悲或喜的精彩故事。直到今天，高加林、黄亚萍还有刘巧珍之间的故事仍然还在不断的上演，不断的在提醒着时代的每一个人，同时也在也警示着每一个人。  

　　《人生》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成为至今仍为人民群众称道的精品力作，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路遥本人在创作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功利之心，只是凭着作家对于时代的责任和良心，进行纯粹源于生活、不负时代的创作；再则，面对作品发表之后的各种荣誉，路遥本人依然过着属于自己的清贫生活，远离喧嚣远离浮躁，继续静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创作；还有，路遥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被以往的“经典”所束缚，而是通过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观察和感悟，沿着时代行走的路径和步伐，进行大胆的创作和创新，由此，他的作品才独具时代的穿透力，直到今天仍然被人民群众奉为经典佳作。  

　　
　　综上，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如果不能破除功利、浮躁、因袭的陈规陋习，如果只在自以为是的窠臼中坐井观天，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不会具备时代的穿透力，更别谈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了。因此，文艺作品及其创作者，一定要胸怀时代，着眼人民，摒弃功利、浮躁的心态，大胆创新，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群众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