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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晚清秘史——宰相潘世恩:办事老成 四朝元老0
潘世恩(公元1770-1854年),道光十三年至三十年(1833-1850年),先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任职前后长达17年。潘世恩为人正直,端方勤慎,外柔内刚,当年权臣和珅屡次呼他,就是不上贼船;他曾反对在黑龙江增屯毁牧,主张严肃整顿漕河积弊,支持林则徐因时制宜处理“洋务”,曾极力引荐林则徐、姚莹、邵懿辰、冯桂芬等人才。他富贵长寿,享尽人间荣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人称“四朝元老”。
苏州“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在这里,潘氏家族称得上是著名的煊赫大姓。潘氏有“富潘”和“贵潘”之分,富潘以经商致富,贵潘因科举及仕途显赫而闻名。清同治年间,李鸿章抚苏时曾为潘祖荫所属的“贵潘”家族题匾曰:“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潘氏家族在清廷六部九卿百官(文官)都有人做过官,当时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
吴县潘氏先世为中原人,唐代有潘逢时为歙州刺史,因“居官有惠政,秩满,父老攀留,遂家于歙”。“贵潘”中最显贵者当属潘世恩(1770~1854),兼负状元宰辅和四朝元老之荣。潘世恩六世祖潘仲兰自明代起南迁,落籍素享“风土清嘉、人文彬蔚”之誉的苏州。
潘世恩初名世辅,字槐堂,号芝轩,别署思补老人。传说他出生前夜,其祖父梦见一只玉麒麟自空而降,落于潘家庭院,随即化为婴儿,仿似他一生腾达的先兆。他16岁参加童子试时,吴县知县李昶亭见其“器宇端凝”,将他“拔置前席”,出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潘世恩即应对道:“韩昌黎为百世之师”。李昶亭听后连连说:“此童子将来必定富贵!”是年就补诸生,就读于紫阳书院。
乾隆五十八年(1793),潘世恩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太傅衔。曾继任《四库全书》总裁,负责《全唐文》的缮刊。有清一代,生前加太傅衔的仅有5人,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的也仅为8人,能两次参加琼林宴的有6人,唯潘世恩一人兼而有之。《清稗类钞》称他“历事四朝,则昭代一人而已。”
与潘世恩同时代的权臣和珅,曾向往延续张廷玉那样三朝元老的殊荣,谁料嘉庆帝上台不久就掉了脑袋。倒是早年屡招不应,拒绝归于和氏门下的潘氏,却超越了张廷玉创下的汉臣在朝奇迹,而且还在道德文章和官场运气方面荫及子孙。咸丰帝即位后,潘已80有余,但仍因“立品端方,学问醇正”而留任大学士。咸丰三年,在潘世恩得中状元60年之际,咸丰帝亲书“琼林人瑞”匾额。次年,潘世恩病逝于北京官邸,享年86岁。咸丰赐祭葬,谥“文恭”。
从根本上来讲,潘家显然还是以诗礼立身的大族。嘉庆十九年(1814)至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归家先丁母忧,后又养父终老并丁父忧。13年间,他遍读群书,其诗文“敦厚温柔,深得唐人三味”,卓然成家。
康熙五十二年(1713),江苏巡抚张伯行创建苏州紫阳书院,书院位于苏州府学内尊经阁。此院址渊源风雅,始于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主持兴建的文庙,后经历代扩修或重建,向为文人士绅祭祀孔子和办学之所。时康熙帝曾钦定《紫阳全书》,倡导朱熹之学。朱熹号紫阳,书院亦依此定名。创始之日,康熙亲笔书“学道还淳”匾额以赐。
紫阳书院除了拥有象钱大昕、俞樾这样一等一的名师和丰富的藏书之外,还将沈德潜等名师的讲义、语录编写成册,传诵士林。大师们薪金微薄却“ 乐育英才”,在他们智慧光芒的照耀下,这里英才辈出。潘世恩与邑人石韫玉、韩元少等先后受业于此,又先后得中状元。与潘世恩同朝为官,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的陶澍、林则徐也先后担任江苏巡抚,长期在苏州地区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从苏州到北京,潘世恩到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再到潘祖荫,在受业的渠道、科场选拔、官场提携和反哺乡里的生命历程中形成了一个关乎血缘和地缘的良性关系网。
除了潘世恩外,从紫阳书院走出来的两位状元,他们的志趣所在,不能说对潘氏后人没有产生深远影响。一位是韩元少(号慕庐),为清代开国以来第一个连缀会元、状元的人,康熙十二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韩慕庐擅八股而有独见,被称为顺、康间八股文“四大家”之一,对转变清代文风有开先之功。在他去世48年之后,乾隆帝还称他为“艺林楷则”,追谥“文懿”。韩慕庐次子孝基曾任翰林院编修,雍正初年参与修《明史》,书成后掌教紫阳书院。另一位是石韫玉,为乾隆五十五年状元,曾任山东按察史兼布政史、翰林院编修。他学问博洽,“尤长于经世之学”。石与潘世恩同乡交谊很深,潘世恩的苏州宅第在临顿路,他曾为之撰有记。嘉庆十二年辞官后,石韫玉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20余年。道光初,主修嘉庆《苏州府志》,与乾隆《苏州府志》并称善志。道光七年,与吴廷琛等倡修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并亲自撰写像赞。石韫玉于道光十七年病逝家中,巡抚陈銮将他列祀名贤祠。其得意门生陶澍撰写墓志铭。
冯桂芬这个人物也不能不提,曾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目桂芬国士”,冯拜林公为师,后入陶澍幕,名重大江南北。道光二十年中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即位后,潘世恩将冯桂芬与林则徐等人同荐于朝。可惜不久冯便因母亲病逝而丁忧归家。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冯逃至上海,入李鸿章幕。冯桂芬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方文化,协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以求“博通西学之才”。他还多次上书建议改革,“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被后世称为资产阶级政论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导,对清末洋务派产生过很大影响。冯桂芬也曾在紫阳书院主讲多年。他去世后,奉旨入乡贤祠,李鸿章撰墓志铭,左宗棠为之撰并书《中允奉君景庭家传》,保存在其祠堂中。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些书院中的菁华人物,将苏州人崇文、宽厚、精细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绵延一种源远流长、升华心志的文脉,养成一种求新求变、开通包容的心态,培育一种尽善尽美、稳健实干的精神……于国于民,实可谓功莫大焉!
潘家和林则徐的关系最为特别。作为左宗棠的伯乐之一,百多年来一直德高名勋的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一度与作为苏州豪门大族的潘家产生过龃龉——适逢江苏遭受严重涝灾,林要求富庶的苏州大户们拨出库存的粮食,潘世恩带头抵制。不过,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潘世恩则已身居军机大臣重位。林则徐上奏处理“洋务”五条章程,潘世恩给予了坚决的支持。道光三十年,咸丰帝即位后诏举人才,潘世恩不顾82岁高龄,首先推荐曾被流放的林则徐,称他是“历任封疆,有体有用。所居民乐,所去民思”,这一点极为后人称道。
1、为人正直 和珅呼他不上船
状元宰相潘世恩是继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之后,苏州柔性政治家的又一典型代表。他历经四朝,为官数十年,始终顺利,的确非一般人士所能做到的。
潘世恩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的一甲第一名进士,当年他才24虚岁。新状元,一表人才,学问又好;皇帝对他很是看好,曾有朱批:“少年得进崇阶,又系鼎甲,宜爱惜声名,切勿恣志。前程远大,莫贪小利。秉此寸忱,以匡朝政。勉之慎之!”这样的“潜力股”当然受人喜爱。
当朝大学士和珅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喜欢玩弄权柄,他心底里盘算着:将来这位后生必定大富贵,把他拉拢到自己的身边,纳为自己圈里人,好处多多,于是想将他收为门人,并暗中予以种种示意。然而,潘世恩就是不领会,只当不见;和珅接着又派人私下传话,则遭到潘世恩的拒绝。当时的和珅真可谓是炙手可热,许多人想巴结还攀不上。而现在潘世恩屡招不应,真令和珅意想不到。
潘世恩年纪虽轻,但办事老成,稳重大方,外柔内刚,为人清廉正直,对和珅把持朝政、耀武扬威那套十分反感,所以始终不肯上贼船。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潘世恩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十月升内阁学士,刚刚30虚岁。嘉庆皇帝亲政后,历任礼部、兵部、户部、吏部侍郎。道光七年(1827年)后署吏部、礼部、工部尚书。道光十三年(1833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十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五年(1835年),晋东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2、“四朝元老” 克称厥职17年
潘世恩立品端方,学问醇正,为官小心谨慎,克称厥职,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冯桂芬称他为“四朝元老”。他在廷枢当宰相长达17年。后人评论潘世恩,说他在政治上无大的建树,“中外不甚称其相业”。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潘世恩居军机大臣重位,但依违其间,不能与穆彰阿相抗衡,曾为时人所讥。《清史稿》说他是个“恪恭保位者”。
其实,这也未必公允。冯桂芬说:他“性厚重,不滞洎。入枢垣益慎密,十有七年之间,不与疆吏交一牍,上前所陈奏或有所论荐,非宣示,终不以告人,虽家人子弟不闻不知,故公相业之大者,人莫能窥也。”潘世恩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应该说他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做学政,革时弊。潘世恩先后担任过云南、浙江、江西等地学政,所到之处都能尽力革除时弊,整顿士习,受到人们的称道。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 30岁的潘世恩第一次作为朝廷命官离开京城提督云南学政,曾革新生红案银。
反对增屯毁牧、盐课请归地丁。潘世恩考虑问题都能从国家大处着想,“设张举措,务持大体”。乾隆时实行屯边政策,虽然边疆得到了加强,但许多天然草原牧场被任意开垦,生态被破坏,带来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更有甚者,有人乘机借此扩大势力。黑龙江将军曾向朝廷上疏,请增都尔博特六屯。潘世恩认为黑龙江的草原适宜游牧,开垦毁草种粮是不利的,于是坚决不同意。有人曾上疏请求将山东的盐课划归地方,变成私有。潘世恩认为盐是国家重要的产业,也是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如果让百姓自运自销,那么,哪是官盐哪是私盐根本无法稽核,必然造成混乱,因此坚决反对。
主张严肃整顿漕河积弊。漕河是封建社会的命脉,由于制度与条件的限制,问题日积月累,致使沿河各地经常发生滋扰事件,造成运输受阻不畅,贻误日期,更有甚者沿河贪官劣吏把持,任意假冒工项。为此,鸿胪寺卿黄爵滋曾就国家漕河积弊向朝廷上疏,建议进行整顿改革。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潘世恩复议后提出五条整顿措施,使令人头痛的漕运有所好转。
主张因时制宜,正确处理“洋务”。道光十九年(1839年)虎门禁烟后,许多人都是采取因噎废食的办法,提出“概绝通商,大小渔船,概禁出洋,以断接济”。两广总督林则徐则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如果一概断商,一是可能致使外商联通一气,与朝廷叫板;二是广东百姓历来多是以海为生,如果一概禁止出海,那么就无法生存,因此制定了处理“洋务”五条章程。在军机处议论林则徐的处理“洋务”五条章程时,潘世恩则坚决支持林则徐,他认为:该督等所议定5条章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事求是,“或为变通旧例,或循守成规”。通商的目的是裕民,关键是要做到“兴利而除弊;抚近即以柔远”。
奏请在甘肃、新疆开垦荒地,以裕边储。潘世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处理问题能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而不呆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他根据甘肃、新疆等地的具体情况,与户部尚书敬征等联名上疏请开垦荒地,以裕边储,说道:“甘肃、新疆地处边陲,军队所需经费巨大。近年以来,伊犁开垦荒地43万多亩,”按户升科,已著成效“。甘肃各州县及乌鲁木齐所属各地,旷土从多,
倘能筹划水利,劝恳升科,以本地之利,供本处之用,可既减调饷银,更可节省采买,并以额征所余津贴八旗支款”,实在是“经久有益之举”。道光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荐举林则徐、姚莹、冯桂芬等名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 三月,咸丰皇帝即位后下诏推举人才,以应对广西洪秀全“团营”。潘世恩不顾82岁高龄、腰痛病发作,首先推荐林则徐,称林是“历任封疆,有体有用。所居民乐,所去民思”。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保举因奋力抵抗英军而贬官、正在家乡养病的前福建T灣道姚莹。经潘世恩极力推荐重新起用,擢为广西按察使,参与Z压太平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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