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阜潘家祠堂里的银桂树下的断想（4）

潘冬子

徽商的巨赀捐助，使得那些星散各地的枝枝桠桠，有可能会聚于共祖的神主牌位前，会修出囊括各个支脉的宗谱——这就是直到今天人们还能看到大批卷帙浩繁的徽州统宗谱的原因所在。

毋庸讳言，徽商对于构筑祠堂、纂修宗谱的热情，有其报本返始的初衷。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家藤井宏教授曾将徽商资本的来源，归纳为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七种类型。安徽师大历史系唐力行研究员则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借贷资本，也应是徽商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他的考察，这几种资本大都与徽商的宗族势力有关。也就是说，徽商借助宗族势力的扶持，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资金上的通融，从而克服商业流通中资金短缺的困难，使得经商之势经久而不衰。有鉴于此，他们在发财致富后投注大批资金构建宗祠，编纂族谱，也未尝不是慈鸟反哺般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莫非这就是五凤楼门厅所展示的祠堂的另一侧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建祠修谱的热衷，显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相当现实的功利目的——亦即通过兴修宗祠、编纂族谱，加强宗族关系和宗法观念，使自己的商业活动得到全宗族的关心和支持，以求取更大的发展。

明清时期，商业发达地区的商人多以商帮的群体力量参与商业竞争。在当时，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的大小商帮。其中较为著名的主要有徽商、晋商、陕商、江右商、龙游商、宁波商、洞庭商、临清商、闽商和粤商等，今人称之为“十大商帮”(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商帮是商人以地缘为纽带组合而成的松散群体，它的形成“意味着商人阶层已以群体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页44)这种现象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六世纪以来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不过，商帮地缘组织的发展，并没有瓦解宗族血缘观念存在的基础，相反地却加强了宗族血缘观念；而宗族血缘观念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又有利于商帮的发展，增强了各大商帮的凝聚力。
以“徽州帮”为例，它是以宗族血缘为基础、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封建商帮，其活动的大本营是在江南一带，故而这里广泛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著名谚语。不过，除了江南这一重点经营的区域外，他们还周游天下，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国各地的商业网络。根据唐力行先生的分析，徽商活动的范围主要有五大区域：一是浙、闽、粤；二是两湖、云、贵、川；三是晋、秦、燕、豫；四是日本、东南亚；五是各大商业都会。从商人构成上来看，既有坐贾，又有行商。他们需要借助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为商业活动收集必要的情报。换言之，在宗情族谊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说到底还有一层现实的经济利益：
　
族谱编纂、宗祠建设的盛行，与徽商网络的建立和扩张是同步的。……商人只有“善察盈缩，与时低昂”，才有可能赢得大利。商业经营，尤其是长途贩运，对市场的正确判断和预测更是成败攸关，仅仅依靠单个人的力量，要迅速地获悉关于各地物产丰歉、供求的变化、价格的变动、运输线路、运输费用的涨落等等的情报，几乎是不可能的。……徽商要得到可靠的情报，其最方便的办法，便是利用宗族关系构筑网络。这就需要强化从商族人之间的联络。修纂族谱就是联络族人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徽州，每个家族经过若干年后便要重修族谱。……这可以看作是构筑网络、收集情报的一种手段。修祠，对徽州本地始祖的祭祀，为各地族人的集中提供了机会，也对扩大从商族人的联络具有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宗谱便成了徽人行商的联络图。(〔日〕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译文载《安徽史学》一九九一年第四期)
　
我曾抖落厚积的尘封，披阅清代的一部徽商家谱。在泛黄的册页中，于残损断续的字里行间，影影绰绰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场景：在灯红酒绿的扬州城，在月白风清的淮安关厢，侨寓异乡的家族成员频送秋波，对翠华临幸的康熙和乾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在名花美酒、曼声长歌之际，在与鹾务官僚飞觞传茗、诗酒文宴之余，竭力攫取着“官商”的专卖权益；在滨海泻卤的两淮盐场，在不绝如缕的苏北运河，督课煎丁、催征船户，到处奔波着风餐露宿、行色匆匆的家族成员；而在上江繁华的各大盐运中枢，在乡僻荒野的江南三家村盐店，也处处晃动着囤积居奇、锱铢必较的“徽州朝奉脸”。……他们都出自新安江上游的几个偏僻山村，却垄断了长江中下游地跨数省、每年多达数百万至上千万斤的食盐销售。而且，也就在这部家谱的卷首，不厌其烦地辑录了富裕的淮、扬盐商与桑梓亲族商议重修族谱的信函往来。在这里，产、运、销一体的商业网络与骨肉亲情的枝枝桠桠被奇妙地纠缠在一起。

显然，通过修纂族谱，构筑宗祠，徽商就能够鸠宗聚族，借助宗族的整体势力建立起商业垄断。胡适先生曾说过，他的家乡绩溪上庄胡氏一族总人口约在六千人上下(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虽然大半务农，“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例如，在上海，胡氏族人“率常数百人”(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拾遗》)。胡适先生家中原是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川沙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虽然是小本经营，“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胡适的自传》第一章)所以他深有体会地致函绩溪县志馆，反复强调要注意徽州人举族经商与建立商业垄断的关系：
　
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按：“都”是乡村基层组织)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其间各都虽不各走一路，然亦有偏重，如面馆业虽起于各村，而后来成为十五都一带的专业；如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然通州自是仁里程家开创，他乡无之；横港一带亦以岭南人为独多。(《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纂函》)
　
绩溪是徽州比较贫瘠的县份，平地仅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五，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正是因为有大批家人经商在外，端赖于他们的接济，才维持着一个个类似于上庄村那样六千人聚居的规模。应当看到，在商业促进宗族发展的同时，宗族势力也推动着商业的繁荣。当然，这种情形不仅仅发生在徽帮身上，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诚如唐力行先生所指出的：“借助宗族血缘组织参与商业竞争，是中国近世商人的一个显著特征”。(页90)各大商帮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为辐射，通过构筑商业网络，将一个个分散的区域市场沟通起来，逐步形成了突破区域范围的大市场，而大市场的形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萌芽到成熟的最重要的历史前提。

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的群体组织也随之产生。最初的商人组织是与商人的宗族血缘组织相重合，而血缘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则为商人的地缘组织(会馆)和业缘组织(行会与公所)。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乡土中国》)。但在宗法观念和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会馆虽属地缘组织，却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血缘色彩；而行会与公所等业缘组织，同样也无法摆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网络。攀亲缘、叙乡里——特别重视亲属情分和同乡关系是中国近世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的一大特点。而且，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过程中，还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历程中，中国近世商人的这一特点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特点，对于近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启动和初步发展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亲缘与地缘又是与资本的人格格格不入的。西欧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正是斩断了亲缘与地缘的羁绊，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成长壮大起来的。……而在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靠亲缘和地缘关系来建立市场。这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陷入了一个挣不脱的怪圈。一方面亲缘和地缘网络帮助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启动，另一方面亲缘与地缘又制约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页319)
　
力行先生的这番见解，令我不得不转换视角，重新审视眼前的一切——
我听说，桂花是我国特有的观赏花木和芳香植物。目前在徽州一带具有保护价值的桂花古树约有二十余株，大多生长在户外的岭畔村头，树高都在十数米以上。而眼前的这棵银桂，虽然也是绿叶扶疏，清香飘逸，虽然亦曾历经了连村民也说不清的岁月年华，但仍然局<SPS=1667>于“四水归堂”的瓦檐下，在先祖目肖的冥视中，轻摇着蟾宫折桂的残梦……
莫非是天井间的光照不足？抑或是祠堂内的空间有限？
　
一九九四年仲春于复旦园

黄山一樵

沙发慢慢看

四毛

真系油菜花哇。。。。

wubin197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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