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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建奇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权活动。汪东兴意识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经过多次与叶剑英元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订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商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东兴看过通知后，立即去向华国锋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他还汇报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得非常仔细，并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安排，以及扣押“四人帮”的地点等，还要汪东兴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最后，华国锋表态：“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华国锋最后问汪东兴：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华国锋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抓捕“四人帮”。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汪东兴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华国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东兴制订的方案并批准汪东兴立即组织实施。 10月6日晚，中南海一片宁静，此刻谁也想不到，一场决定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决斗，即将在这里发生。晚7时，汪东兴带着警卫们来到怀仁堂。因为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汪东兴无关，他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酷，汪东兴还随身带了一把装满**的**。 在顺利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之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国锋、叶剑英两位领导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地笑了起来。 接着，汪东兴命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江青实施抓捕，进行得同样顺利。 随后，汪东兴建议华国锋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把他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让秘书曹万贵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表示说：“我马上就到。”汪东兴和华国锋、叶剑英商议，抓捕姚文元，我们就不必出面了，决定由武健华带人去抓捕姚文元。汪东兴请华国锋写个手令。华国锋很快就写好了，武健华接过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与在那里的四位行动小组同志会合。不一会儿，姚文元就被戴上了手铐，押上早已等候的汽车，拘押在地下隔离室。 10月6日晚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东兴的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晚年生活别样精彩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同意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辞去职务变为平民，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东兴远离政坛赋闲居家有些年头了。那些年，颐养天年的汪东兴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尽管深居简出不会生客，可他接待家乡的干部及父老乡亲却很热情，尤其是对他家乡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 汪东兴非常支持家乡的编史修志工作，他常常带着老花眼镜，一笔一笔地按要求写文字材料；对于送他审阅的各种文字图片稿，也一丝不苟地把关。 1994年，家乡的同志拜访汪东兴，主要为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写序。汪东兴说：“你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 来者向他解释说，方志敏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书里怕重复不妥。 可汪东兴强调说：“不要怕重复，方志敏是全国著名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传……” 家乡来的同志终于明白了汪东兴的意思，他认为党史办写方志敏考虑的是“存史”职能，而他更加强调和突出的是党史工作的“教化”职能，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去扩大对革命英烈的宣传。 余汉潮烈士是汪东兴走向革命道路最早的领路人，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县党史办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这本弋阳党史人物传中加进方志敏、余汉潮两人。 在汪东兴家客厅西墙靠窗处挂着一幅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赠汪东兴的王勃《送别》诗。其书法笔力雄浑，令人精神激奋。这一天，毛泽东除了给汪东兴写了王勃的《送别》，还特意写了他自己脍炙人口的那篇《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这也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和厚爱。 许多年来，汪东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泽东的生辰、忌辰，汪东兴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以表达怀念之情。 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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