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脉术与道

游子归

来源: 锦绣(北京)
往事中的徽州是一幅长长的水墨画卷，飞动的毫管轻点歙砚，将丰肌腻理的绩溪徽墨叠加在洁白稠密的泾县宣纸上。雕栏玉砌，民间烟火，隐逸风情，无不淹入图 中。再经过岁月之河的漂洗，曾经清晰的逐渐模糊、暗淡，晕染成可以任意解读的画本
往事外的徽州是一爿貌似喧嚣实则岑寂的山水。和其他颇富历史积存的区域一样，古名伴随行政区划的切割而徒留于典籍，成为叫卖文化的由头。多重力量的介入使 它难以避免地异化—
传统的能量散落在古村落的大宅、牌坊与碑文中，虚弱地支撑着徽州的骨架；地产开发商勾勒全新而乏味的地貌，趋近于文化让他们有更动听的卖点；政府对于古建 筑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地产商人，以促进旅游业发展为目的的维护无可厚非，但交织的利益关系令人颇为头疼；歌哭于斯的居民习惯于被动地接受变 化，尾尖的利益也让他们心满意足……不同力量的角逐又让古老的徽州成为极具观赏性的舞台。
而曾执天下商界牛耳的徽商，苍凉的背影映衬帝国晚期的余晖，渐行渐远。沉寂百年之后，当他们的后人再度登上舞台中心，盐、木、药以及文房四宝等传统商品被 汽车、电器、游戏等新产业替代，声势或可比肩往昔，“骆驼精神”的传承却有待验证。怀古者的嘘唏并非不值一提，但谁能精确地讲述湮没于古道上的往事呢？

游子归

旧墟正史：由繁盛到没落

做官发迹、经商发达的徽州人衣锦还乡，置田园、修宅第、兴水利、建书院，村落因此繁荣，后都因徽商衰落、太平天国战火的破坏走向没落。

历史地理成因

徽州古时为越人居住之地，先秦时期这里已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脉环绕徽州四周，形成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等盆地，新安江及其 支流回环全境，形成闭塞而景色秀美的自然环境，为历史上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形成的南迁人口提供了重要的迁徙地。

徽州移民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时期，南宋以后，位于徽州主要盆地休歙盆地的歙县岩镇、古溪、黄墩、潜口，休宁万安、阳湖等是徽州早 期的移民型村落。

迁徽大族境内迁居是徽州古村落产生的基本形式，但也有少数因交通等因素发展起来的村镇。歙县渔梁地处城南一公里处的新安江上游支流练江畔，因江中建渔梁坝 形成良港，成为徽州经新安江通往杭州的重要码头，进而发展成为集商业、交通转运、货物集散为一体的非农业性的村镇。村镇人口由码头工、渔民和商家等组成多 姓杂居，少有徽州多数村落常见的渲染宗法观念的牌坊等礼制建筑和世家大族的深宅大院。

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原为休宁县所辖，同样因新安江水路交通而发展起来。据考证，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屯溪作为地名已载入典籍，当时只是数户渔民集居的 渔村。明中叶发展成“十里樯乌”的村镇，晚清占有“地利”的屯溪逐渐成为徽州主要的客货集散地。历史上的商业街“老街”  因历史地位和景观价值成为全国第一个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中原三迁

徽州最初的村落为古越人的聚居之地，属原始定居型村落。历史上中原人不断迁入，反客为主成为徽州古村落的主要建立者。“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 三朝为最盛” ，相应地“三朝”建立的村落也最多，勾画了徽州古村落早期的基本轮廓。

南宋经元到明中叶三百多年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发展时期，也是徽州古村落稳定发展时期，农耕社会、习尚知书是这一时期徽州古村落的基本特征。“虽十家村 落，亦有讽诵之声。”昭示了耕读文化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徽州的主流文化。退隐官宦、读书之人构筑私家园林，对村落景观往往产生重要影响。

明中叶至清中叶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勃兴鼎盛期，徽州古村落盛极一时，家谱志书多有记载。清康熙年间歙人程且硕《春帆纪程》描述了歙县村落盛况，“徽俗士夫 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 如城廓，殊足观也。”程且硕自祖父起已侨寓扬州，回归故里叹称家乡村落“宛如城廓” ，可见当时徽州村落的辉煌。

清中叶以后，经历了辉煌的徽州古村落逐渐走向衰落，一些昔日辉煌的古村落惨遭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的破坏，更是一蹶不振。如婺源，“乾嘉之间，五乡富庶，楼台 拔地，栋宇连云。兵燹以来，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

演化机理

南迁入徽的世家大族多饱学之士，科举入仕是他们保持发扬家族地位、撰取功名的主要途径。南宋后徽州作为朱熹桑梓之地，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 礼，习尚知书、科举入仕更是蔚然成风，推动了徽州古村落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徽商的崛起。中原人口迁入给徽州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文化，但徽州山多地 少，移民造成的人口增长给土地带来巨大压力，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据研究，南宋徽州人均耕地15亩，元代降至4亩，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2.2亩，清康熙 年间1.5亩。而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条件下，绝无农桑利的土地条件迫使徽州人走上了“以贾代耕”的道路。

凭借励精图治的精神，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州人创立了雄居全国商界达四百余年之久的徽商。受封建社会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影响，徽商“以末取 财，用本守之” ，将大量商业利润撤回故里，购置土地、兴建祠堂、营造园亭广厦，将商业利润转变为封建土地资本，这方面的事例史不绝书。于是，明清时期徽州迅速发展成为江 南富饶之地，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之称。

徽商输金故里使得徽州村落的空间规模、人口规模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力条件完全不相称。一般而言，农业性村落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耕作半径的大 小，耕作半径越大，村落的规模也越大，反之亦然。据研究，在现代农业生产力条件下可耕地较多、耕作半径较大的平原地区，村落人口规模少有超过一千人的；而 山多地少的徽州明清时期已是“千丁乡村，他处无有也” ，说明明清时期徽州古村落特别是大族聚居的村落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脱离了传统农业村落发展轨迹，村落发展基本仰仗徽商商业利润。学者胡适，徽州绩溪人， 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 ，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

鼎盛时期的徽州古村落经济支柱是徽商，徽商的衰败引发了徽州古村落的衰落。徽商的衰败是从徽州盐商失势开始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廷废除纲法改行 票法，徽商丧失了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另外，清廷迫于财政困难严追盐商百年来积久的盐课，使得许多徽州盐商因之而破产。徽州盐商向来是徽商的中坚力量，盐商 的失势使得整个徽商势力大为削弱。

同时，西方列强侵略也给徽商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中下游是主要战场，而该地区正是徽商重要行商地区之一。更甚者，徽州向来鲜遭战祸，但此时却成为 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地带，前后持续12年，几乎与太平天国在南京建国的时期相始终，战火蔓延徽州所辖各县，昔日辉煌的村落遭受巨大破坏。

典型古村落剖析

徽州古村落演化过程及机理可从歙县呈坎、棠樾，黟县宏村、西递等典型村落的发展得到验证。这里以呈坎为例，它位于歙县西北黄山脚下，距县城约二十公里。唐 末罗天真和罗天秩堂兄弟二人自江西洪都（今南昌）来歙定居呈坎，形成两个独立的罗氏宗族，前者被奉为前罗始祖，后者被奉为后罗始祖，前罗、后罗宗族都是到 了北宋末第八、第九世时人丁兴旺，为宗族兴旺、村落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据研究，前、后罗宗族发展各具特色，后罗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兴文重教、科举入仕。如后罗八世祖罗汝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新安开国侯、少师，生 六子，四人为通判、二人为知州。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徽州知府为罗汝辑等34人建文献坊，表彰后罗宗族读书入仕的成就。与后罗相比前罗入仕者较少，走的是经商致富的道路，崛起于明 中叶。后罗宗族诗书起家累官封侯，前罗宗族经商发达，共同将呈坎村推入鼎盛发展期。祠堂的兴建是呈坎鼎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中叶后，前、后罗氏两族修建祠堂10座，其中前罗氏宗族的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续建于明万历年间，气势恢宏、构造精细、装饰精 美，199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鼎盛时期呈坎村有前街、后街、钟英街等99条街巷，两侧民宅鳞次栉比、纵横相接、扑朔迷离、宛如迷宫。20世纪 90年代全村仍保存有30幢明代民居、二百多幢清代民居。

尽管徽州古村落始建时期各不相同，但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科举入仕、经商是徽州村落走向兴旺的基本途径。做官发迹、经商发达的徽 州人衣锦还乡置田园、修宅第、兴水利、建书院，村落因此繁荣，后都因徽商衰落、太平天国时期战火的破坏从而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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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徽商精神家园

一代理学宗师与徽州商帮之间，有着怎样一段渊源？

在皖南众多文庙的大雄宝殿内，朱熹的塑像往往立于“亚圣”孟子的旁边，尊崇地位令人一望而知。“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 后人对朱子的褒奖并不夸张——事实上，将道德礼仪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儒家宗师，自宋以降，惟朱子一人而已。

朱子的“成功”与先师孔子不同，并非只拥有身后之名，而在当世也备受推崇。这不能只归功于他在学问上的综合实力，更在于其借助声名和关系的实践活动。他建 立和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武夷精舍、石鼓书院以及考亭等众多教育机构，并频繁地携手吕祖谦、陆九渊、张栻等大儒进行讲学活动，不仅令其桃李满天下， 更使得理学成为主宰性的显学。

令人惊讶的是朱子的另外一重身份——书商，“为尊者讳”的后世弟子刻意掩藏了他刻书、贩书的历史，殊不知这并非圣人本意。在朱子的理论体系中，商业伦理是 最富辩证性的一节。他以革新者的勇气摒弃了传统儒学“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观念，以为“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书商的经历正是朱子对 “义利之辨”最富意味的阐释。

然而，作为书商的朱熹却不成功，如果从利益角度来衡量的话，甚至可以说亏得血本无归。幸亏他经商的目的又不是为了盈利，所以不能算作纯正的商人。吊诡的 是，他却成为了众多徽商供奉的偶像，所著《家礼》一直被当做徽州宗族管理的经典。所以，讲徽商故事，必先跨过朱子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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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生涯

如同众多背负盛名的大师一样，朱子天赋卓然的故事在流传中被不断夸大。祥云笼罩抑或文曲星转世的说法只在民间说书人的口中，未经正史核实。

相对可靠的记载来自《宋史·朱熹传》，书中记载：朱子十四岁时丧父，由祝母抚养长大，“家虽贫而处之怡然”，大有颜回的风格；又时常如屈原一般对天发问： “天之上何物？”戏耍于沙滩之上，别的孩童无忌奔跑，朱夫子独独在沙上画图，“视之乃为八卦”。另外据说，朱熹五岁时便能背诵《孝经》，并在书中做札记 道：“不若是，非人也。”如此种种，固然无从稽考，由后世推前生，明显带有后人涂抹的色彩。

诸多征兆都预示朱熹将成为旷世大儒，从成长履历来看，他似乎也是有意朝这个方向发展：十八岁进士及第，二十三岁时向程颐四传弟子李侗求学，承袭“洛学”正 统，在同安担任主簿之时对吏道毫无兴趣，反而召集百姓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宋孝宗即位之后，已然颇富盛名的朱熹反复进献“格物致知”的“帝王之学”，但 无奈屡遭“议和派”的打压，只能仿效孔夫子四处游走讲学，直到衣冠整齐地就枕而逝——如此来看，朱夫子的一生无疑是勤勉于学问的一生，看不出有任何商人的 “铜臭”之气。

但历史常常和人们开一些出其不意的玩笑。朱熹做过书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他曾经营书坊，刻印先师和自己的著作出售，而且难逃借助自己的名声推销的嫌疑—— 事实上，朱子的经商生涯与他自身的理念并无悖逆，他在《朱子语类》中阐述了自己的“生意”理念：

“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彫零，生意则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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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书坊

北宋中期以降，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创造出崭新的产业——刻书，正史、医书、诸子、算书、字书、类书以及名家诗文等著作春潮般涌现，中国古代出版业迎来了第一 个黄金时代。

北宋治平年以前禁止私人刻印，大宗的书籍印制必须要向国子监递交申请，而且只限于官府以及官办教育机构，平民百姓擅自刻印必遭严惩。但到了宋熙宁年以后， 禁刻的法令随着帝国的衰微逐渐松弛，统治者已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更无暇追究民间仿印和私印这种无伤大雅的小事了。明人胡应麟在《五杂俎》中评述了宋代民 间刻书业的状况：“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徽州刻书业历史悠久，明确的文献记载可上溯至两宋，既拥有徽墨、歙砚、宣纸等文化工具产地的优势，又得益于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徽商的资金支持，徽州逐渐成为 与杭州齐名的刻印中心。郑振铎对徽州刻本不吝赞美之辞：“你一眼望过去，便知那是完美之作，那是上等的艺术，那是可愉悦的，那便是所谓古典的美的作品。”

而身为徽州人的朱子刻书却并不在徽州，而是在福建建阳，鉴于当时刻印的风潮，朱子刻书可以称得上顺势而为甚至有些被动的商业行动。他开设同文书院，实为同 文书坊，大批量刻印自己和先贤的著作——古文献学者曹之认为，朱熹刻书一是为了生计，二是为了解决自己著作的出版问题，防止被书坊老板窃刊盗印，因朱熹在 这个方面吃过不少苦头。但朱子幼年既然能够安贫乐道，而外公更是徽州鼎鼎有名的大商人祝确，想来为生计着想的因素甚小，“防盗版”的说法更准确一点。

宋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在建阳编成《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终本尚未敲定，即被书坊窃出刊行。朱熹曾对其门人杨道夫说：“《论语 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传出，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处。而不可收矣。其间多所未稳，煞误看读。”朱子思忖了一阵，最终咽下了这口恶气，但 数年之后，他呕心沥血反复修改的《四书集注》，大修改前又被书贾窃刊。朱熹在给友人苏晋叟的信中发牢骚：“《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 迫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

书商的卑劣行径最终促使大儒朱熹向商人的方向转换，为了保证自己的学术成功不受侵害，朱熹加入刻书的行列，在建阳崇化书坊开了一家名为同文书院，委付其子 朱在、女婿刘学古在其中刻印书籍。尽管规模很小，盈利甚微，朱子的声望却为它树立了高高的广告牌，同文书院竟成为了当时书坊的标杆。朱熹弟子熊禾在后来重 修同文书院时，写下了上梁文称：“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嘉靖《建阳县志》中有一幅著名的《书坊图》，便 以同文书院为中心进行构图。

朱子刻书对宋代书坊乃至出版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甚至改变了商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拉近了商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在朱子之后，意欲著书立说或者摆脱潦倒命运 的文人们，纷纷开坊刻印书籍，传统延绵至晚清。清人吴颐尊称朱子是学问家刻书的祖师爷，圣贤变通的商业作为，为自己在后人眼中更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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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

但作为一代宗师的朱子显然并非成功的商人，连合格都很勉强。如前面所说，他刻印的书籍主要是儒家经典和自己的评注集。其目的也不过是防盗版，弘扬孔孟之 道。经商的出发点就不在利益，是以亏得一塌糊涂。

以朱熹在当时的名望而言，前来购书的文人士子肯定是踏破了门槛——对于这些“顾客”而言，购书倒是次要的，能得见夫子尊荣，承蒙一席教诲，便已得偿所愿。 而谦和的朱子都以礼待之，不吝言语。对于言语相投的顾客或者熟稔的故交，更是慷慨赠书，丝毫不计成本。如此下来，同文书院是出的书多，进的银两倒寥寥无 几。

据说，朱子还是异地售书的先驱者。不少人因为路途遥远无法前往“实体店”，只好写信购买。而朱子不吝惜笔墨，认真回信，询问对方对于纸张、开本、装帧等方 面的要求。精细包装以车马送往。很多人得到朱子墨宝之后欣喜若狂，大有买椟还珠之意。“淘宝”式的经营在缺乏完善支付体系的情况下，让朱子往往迟迟收不到 书款。

可以预想，很快同文书坊就倒闭了，经营时间不过十余年。对于辗转讲学的朱熹而言，这并非不可承受的灾难。事实上，他有无数机会可以扭转自己的生意局面，比 如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那场著名的鹅湖之会，前来旁听的超过千人，将古寺下的池塘水都喝干了。如果朱熹趁机签名销售自己的著作，完全可以成就一单大生意。 但并不排斥商业的朱子有自己的经营之道，对于道义和利益的理解让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

书商朱子坚持“以义制利”的原则，尤其强调“财自道生，利源义取”。换言之，只要遵循天理，即使不去刻意地追求“利”，“利”也会主动来找你；但无止境地 贪婪人欲，到最后利欲熏心，到最后祸必加身。朱子首先肯定了商业存在的价值，并将自身理学的精神浸润其中，演绎出自己独特的商业哲学观。

打破了过往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窠臼，朱熹甚至将“做生意”当做行仁义的一种手段，在官任上极力保护商贾，废除对商人的苛捐杂税，“凡丁钱、 役法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他喜欢和书工市贾打交道，对那些“以义取利”的商人大为赞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朱子率先提出价值决定价格的论断，“物之不齐，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犹其有大小也。”他认为商品应当根据市场需求，除了价值以外， 根据运费、税赋、存储等因素来定价。同时主张设置货币兑换场所，方便货物交易，以大利天下，使人人得利而更深刻地理解义，与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不 谋而合。

显而易见，朱子的商业理论与实践都不过是其理学观的发散呈现，尽管商人朱熹亏得一塌糊涂，但圣人朱熹却百世流传。尽管自宋代过后，人们一直避讳朱子的这段 经历，但他变通创新的“理学”深刻地影响了徽商，《朱子语类》、《家礼》等著作被徽商当做经商乃至宗族治理的圭臬。如今，在徽州古村落的诸多祠堂中，朱子 的教诲醒目地铭刻于牌匾或廊间，不由得令人出神地联想，一代宗师与徽州商帮之间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

(新安理学：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的学派，发端于宋代的程颐和程颢两兄弟，被朱熹发扬光大，因三人皆祖籍新安郡（徽州前称）而得名。注重对天人关系的逻辑论证，前期提 倡“存天理，灭人欲”，朱熹丰富了这一概念的辩证层次，同时提出“格物致知”等思想范畴，渐成为徽州文化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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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开源：济世中的商机

文化上的相对保守，于中医却不一定是坏事，再说和谐二字，不论任何时局任何身体，都是应该追求的。

15世纪末的欧洲，人们把那些羞于启齿的疾病抛给自己敌视的异邦。譬如梅毒，英国人称其为“法国花柳病”，巴黎人称其为“日耳曼病”，佛罗伦萨人又命名为 “那不勒斯病”。苏珊·桑塔格在著作《疾病的隐喻》中，窥见了这种超越病理本身的“道德腐化象征”。

与此同时，大明王朝则是另一番风情。民间的名医和宫廷的御医，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秘方，摸索出日益精湛的医术。在临床各科已获成效的固本培元法，对梅毒这 样的“脏病”，也有着一套新鲜而有效的疗法。“内则素有湿热，外则表虚腠疏……邪气乘虚而入”，拿出来的医嘱应当是“湿胜者，宜先导湿……表虚者补气，里 虚者补血，表里俱虚先补气血”。

立此医嘱的名师汪机开具的处方是“三黄（黄柏、黄连、黄芪）苦寒之剂加猪胆汁”，这么一来，就能实现祛除三焦温热进而扶正培元的目的。

培元派、新安医学、祁门、汪机，是徽州文化在医学领域中一条夺目的链条。出生于安徽祁门的汪机是培元派的开创者，培元是新安医学最大的学术特征，故乡祁门 又是新安医学的发源地，并被誉为中国御医第一县。

虽然祁门为历朝太医院贡献了19位御医，但最代表当地医术的汪机，平生却都居住在祁门县城内的石山坞，别号石山居士。这就让当地患者省了进京排队挂专家门 诊的麻烦。汪机岂止是家乡宝，更是个“医三代”，他老爸汪渭、爷爷汪轮都是当地名医。在徽州那些浸透着儒学纸香笔墨也格外重视功名利禄的乡野，家里人和汪 机自己，都希望通过科举走公务员之路。但老妈那拖了多年、老爸也无能为力的病体，反倒刺激了汪机的求医决心。

人的一生，就是一条条被不同山谷隔断而转向的河流。学医的格瓦拉，见到了拉美麻风病患者的疾苦，搞起了革命；读四书五经的汪机，因老妈的疾苦，而成为了 《明史李时珍传》中所说的“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四位医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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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培元的理学根源

其时，许多游走于民间的医师，给人们的感觉更像是不靠谱的江湖郎中。随意搭个临时医务站，看着案子对面患者的脸色，就随意得出结论，和看相算命也没啥区 别。稍有点技能的，忙着到处把脉，捻着自己的胡须，就轻易断人吉凶。

那些本为功名而习的儒理、易学，汪机倒是没荒废，反倒深入浅出地摸索出其中奥妙，并驾轻就熟地将这套老祖宗的天地平衡之观，转移到医术上面。唯物主义辩证 法渗入其治病主张，绝不单以把脉断吉凶，而是四诊互参；众家之长则影响他的治疗主张，先将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比作卫气和营气，又据李东垣《脾胃论》 提出调理脾胃培补元气以扶正祛邪。

石山坞，渐渐成为了汪家人的医学实验室。安于在此搞科研攻关的汪机，也就得出了“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治疗思想，并让新安医药范畴的“培元派”后来发展 为“固本培元派”。

汪机的治疗思想是以其营气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看来，“阴不离阳，阳不离阴，营不离卫，卫不离营，就是对《周易》‘易有太极，是 生两仪’、乾坤二元归为太极思想的合理发挥。”易学、理学的阴阳学说、太极学说、元气学说，之所以能成为汪机“营卫”学说、培元学说的形成背景，与汪机所 处的徽州有着绝对重要的联系。
明代的徽州青年，言行举止都和帝都的封建统治阶层高度一致，都视理学家朱熹为精神偶像。封闭保守的地理位置，最容易让儒学教育发芽生长，作为官方哲学的理 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乡间经典教育的典范。勤奋好学的汪机自然也深受理学熏陶，“早岁习春秋经，补邑庠弟子员”。文化上的相对保守，于中医却不一定是坏 事，再说和谐二字，不论任何时局任何身体，都是应该追求的。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什么部位有了病，如果有中医元气论所激发出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就可以 得到痊愈。可惜，西方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不会等着封建帝制的自组织自康复。汪机可以培元法让人体尽量达到和谐，却没有本事让这个帝国和谐，当然，他也 从没把自己当作那把治愈社会的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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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卷影响徽商的著作

嘉靖年间（1522-1566年），祁门县内瘟疫肆虐，穷苦百姓们只好眼睁睁地等死。此情此景下，已入耳顺之年的汪机，当然不会奋笔疾书，成为一位明代鲁 迅。也是在这等苦痛之时，理学教育和儒学之道就体现出它的济世意义了。曾在《自赞》中自勉“心存仁术，主好儒书”的汪机倾囊购药，免费施治，救人不可胜 计。如若石山坞是今天医院的主任科室，想必墙上会挂满诸如“妙手回春”、“答谢医恩”以及某某患者全家致敬的锦旗吧。

汪机生于天顺年间（1463年），当时徽州人程显在《新增祠田记》中提到：“祠堂始建，迄今凡十二世矣。其中有以文德显名者，有以武功著绩者，有潜德乐道 者，殆非一世一人德泽流衍，何其盛欤!”那时，徽州祠堂中供奉着的祖先亡灵都是生前为人称道者。其中所谓的“潜德”，就是捐资从事宗族内部公益事业以及为 本族贫民救灾恤患的富人。

由于中国社会植根于儒教传统，即便到了今日，发达的民营企业家也会将自己的第一个慈善举动，定为回报乡亲。作为“医三代”的汪机，自然也是有那么点身家的 名门，在倾囊散财的贵族行为背后，他也从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多么奢靡，“至义之所当为，视弃百金如一羽”， 几只鸡蛋一壶新酒，或许就是病患作为答谢的“红包”，而既然不为太医府等有钱的政府部门服务，采购中草药都是自己掏钱，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回扣。而他的“实 习生”， 陈桷、周臣、许忠、汪培元……一个个都成为了德艺双馨的救死扶伤天使。

汪机所处的明朝中叶，除了东南沿海的倭乱之外，一切还算太平。这也让他得以安心撰写出13部76卷的医学著作，这也是他医学生涯的最大成就。影响最大的是 《石山医案》，实则是门徒陈桷“取机诸弟子所记机治疗效益，裒为一集”，全书共3卷，尤其是《营卫论》一篇，提出了固本培元学说，奠定了新安医学的理论基 础。这些根植于徽州理学的医学著作，又在后世为徽州商业的发达铺垫了另一番理论基础，清末的徽州著名商人胡雪岩最有名的产业，正是胡庆馀堂中药店。当然， 清末频繁的战乱，其实让胡雪岩能够将医药迅速地产业化，以治愈战争中数之不尽的残破肢体，而等不得三百多年前和平时代里汪机那样的个案治疗。

(新安医学：丰富的药材资源以及家族链体系造就了新安医学的发达，从唐代开始，新安名医层出不穷，明嘉靖至清末为其鼎盛时期。新安医学注重“固本培元”，理论与实践并 重。代表人物有汪机、吴谦等。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程杏轩的《医述》等著作，如今被列入中国十大古代医著。)

游子归

卦象与残章

胡雪岩苦心经营的白银帝国，最后竟输在小小的白色蚕茧之上。

胡雪岩亲历了晚清的变局，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更迭间塑造着自己的商业神话。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这些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名 词，不过是他奔赴金钱之巅的注脚。他出身寒门，尝尽人间甘苦，从扶摇直上到盛极而衰，从日进斗金到一贫如洗，这份悬崖边的荣耀，是徽商的精神写照。

南下临行前的一卦，并没有道出胡雪岩最终零落成泥的残章。一百多年后，他的故事已成泛滥的传奇。正史，高阳，二月河，以及层出不穷的商战秘笈，将胡雪岩曾 经创造的白银帝国，修饰为神话。

还乡

安徽绩溪的胡氏族谱上找不到胡雪岩的名字——尽管他一直被认作徽商的代表。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杭州人”与“绩溪人”之间，关于胡雪岩的籍贯之争闹得 沸沸扬扬。这场学术之争背后蕴藏的不仅是一地之尊严，更是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博弈，绩溪为胡雪岩修造了上千平方米的纪念馆，杭州市政府则耗费2900万 元，遴选五百多位工匠，用16个月修缮了杭州元宝街上的胡雪岩故居。它们都宣称是胡雪岩的故乡，在这个擅长商战的红顶商人死后一百多年，两座城市以他的名 义，进行了另一场商战。

胡雪岩的名字不在徽州胡氏族谱中，是杭州用来争夺胡雪岩的致命武器。为此，绩溪名人档案馆特聘研究员、有“胡雪岩后裔代言人”之称的胡维平曾自费前往杭 州、上海、太原等地，终于弄清了来龙去脉：胡雪岩因自幼家贫，缴不起“谱捐”，未能在家谱中登记入册。胡雪岩发迹之后，一说是族长特意到杭州，允许他入族 谱，但须缴纳2000两白银，被胡雪岩一口回绝；另有一说是，胡雪岩曾与管家一起衣锦还乡，计划之一是出笔钱重修族谱，但同行的管家不知何故得罪了族长， 任他们出多少钱，族长都不答应重修族谱，胡雪岩一气之下回到杭州，重金聘请几个书生，另外编印了一本胡氏家谱。这些说法，无疑都与钱有关。

关于胡雪岩的出身，还有另外的疑惑。胡雪岩是绩溪人不假，但他本不姓胡，和胡适一样，都是李唐的后代，属于绩溪胡姓中的“李改胡”，而不是本土的胡氏后 裔。这个被更改的姓氏，使得在胡雪岩诞生伊始，就决定了动荡的命运。

然而，对这个自幼就离开安徽的红顶商人而言，他的本姓，或者他的族谱，其意义或许是有限的。它们更像一些潜伏的根系，而非伸展出泥土的那些贲张的树冠。在 胡雪岩生活的时代，他在杭州和上海，都比在他的家乡徽州绩溪更有名。他留给后世庙宇善堂的落款，常常是“钱塘子弟胡光墉喜助”。

事实上，嘉庆、道光年间，杭州与徽州之间也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杭州是远近闻名的东南名城，地处大运河南端，又是丝织业、木材业、盐业贸易的中心，徽 商几乎把持了两浙的盐业，在丝织业和木材业等行业也颇有斩获。钱塘江畔的“徽州塘”，就是徽州人当年弃舟登陆的地方，杭州的徽州弄、小江村，也是徽商聚居 之处。

杭州与徽州互为表里，包括徽州人在内的来自四方的少年们怀着理想背井离乡，方能成就杭州的繁华与熙攘。杭州不过是江南名城的缩影，而徽商的成功之路亦是近 现代中国转型期中浓墨重彩的卷轴。当代中国井喷的商业气息，使胡雪岩的故事变成人们按图索骥的精神依靠。故乡在哪里，已经不再重要。即便知道日暮乡关，很 多人也已经回不去了。

游子归

南下

徽州的子弟们揣着雄心壮志奔走四方之际，胡雪岩已经为地主家放了五年的牛。因为不属于当地土生土长的胡姓氏族，他和他的母亲尽管身在故乡，却常有寄人篱下 之感。

一次偶然的拾金不昧，使胡雪岩获得了南下当学徒的资格。临行前，母亲托人为他算了一卦，卦象的意思是“东南大陆，必有财富”，短短八字道尽了他的人生轨 迹。胡雪岩曾拿着卦象找到私塾先生，后者告诉他，“大陆曰阜”，他要到有“阜”的地方才能发财。后来，胡雪岩落脚的第一家杂粮店，在大阜；见证他成长的第 一家钱庄，叫阜康，这些巧合拼凑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的确有什么在护佑着他。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他曾经只是奔赴异乡拼搏的万千徽商中极渺小孱弱的一个身影， 却在历史的起承转合中投下了极耀眼的一笔，被后世尊为“商圣”。

胡雪岩的发迹始于他与福建人王有龄的交往。

在高阳的想象中，王有龄是路边茶肆里的落魄书生，名义上捐了个盐大使，其实潦倒不堪，牢骚满腹，而年少的胡雪岩略通《麻衣相法》，看出此人颇有才华，将来 必定飞黄腾达，所以不惜挪用公款资助他上京补缺。

二月河则将两人的相遇想象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风云际会：王有龄父子被债主追债，王有龄被逼无奈，举刀砍伤追债人，夺路而逃，到了桥边顾影自怜，竟纵身跃入河 中，幸被路过的胡雪岩等人救起。

这些栩栩如生的细节为后人添了许多茶余饭后的谈资，追究其真伪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客居杭州的人因缘际会，惺惺相惜。王有龄果真如胡雪岩所料，仕 途得意，平步青云，回到杭州之后，他大力提携胡雪岩。说是提携，不如说是相辅相成。一个满腹经纶，一个深谙商道，心有灵犀，一拍即合。王有龄以粮台积功报 湖州知府，旋补杭州，不出几年就升至浙江巡抚，其间自然也离不开胡雪岩的运筹帷幄。而胡雪岩也充分发挥了徽商天生的潜质，顺势扩展钱庄，经营丝行，赚得盆 满钵满之余，还赢得“东南大侠”的美誉。

在胡雪岩们加速运作资本的同时，西方的野心家也已经用坚船利炮砸开了古老国度的封锁。域外悲风骤至，国内形势更是云波诡谲，太平军势如破竹，欲与满清分庭 抗礼，小刀会、天地会、白莲教起义等等此起彼伏，人们为了生存而挑战着帝国最后的秩序。

胡雪岩尽管没能生逢太平盛世的繁荣，却在政局的跌宕起伏中辗转觅得巨大的商机。他瞅准了乱世流离、人们无法携带大量现银的现实，以信用为招牌，将钱庄扩展 出二十余家分号。同时，风起云涌的起义隔断了水陆贸易，而胡雪岩却预料到丝价将不断攀升，当机立断，运用人情脉络，与丝绸业的同行联手，大赚了洋人一票。 他固然是乱世的投机者，入库的每一纹银却似乎都名正言顺，只因他懂得因势利导，化拙为巧。

游子归

东去

咸丰十一年岁末，胡雪岩带着伤病和悲痛抵达上海。

这次到上海，与之前生意上的往返相比，心境迥然不同。李秀成率太平军第二次围攻杭州，胡雪岩出城筹粮，却无力将二十船粮食运入城内。王有龄四面楚歌，弹尽 粮绝，失城自缢，这对胡雪岩而言，无异于手足诀别。此时的杭州城内，也已是断瓦残垣，蒿蓬没路，饿殍遍野，人口从道光末年的81万锐减至数万。胡雪岩只得 重振精神，回到上海，打理钱庄分号与丝行的生意。

事实上，太平军的庚辛之变，恰恰是胡雪岩通往财富之巅的绝佳时机。因为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靠山——左宗棠。

为了试探胡雪岩的诚意和能力，左宗棠要他在十天内筹得10万石粮。而胡雪岩顺水推舟，表示三日内即可筹到。这在旁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胡雪岩却完成了，并 以此获得了左宗棠的信任。此后，胡雪岩为他善后赈灾，综理粮台，协理洋务，筹措军火，在垫付巨额粮饷之外，甚至为左宗棠的西征而向洋人高息借款，每次不是 化险为夷，就是雪中送炭，因而被左宗棠盛赞“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是“商贾中奇男子”。

胡雪岩坐镇上海采运局，襄助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较之李鸿章在上海操办的江南造船厂在时间上更早了一年，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企业，也是当时国内最大 的船舶修造厂；建立的甘肃织呢总局，也早于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国内第一个机制国货工厂，也是洋务运动中第一家官办的轻工企业。此外，胡雪岩还为左 宗棠西征和收复新疆出钱出力。两人联袂成就的事业，不仅及时抵御了西方的侵略，同样也充当了西风东渐的媒介，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使 一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民族重获自信。

胡雪岩是清廷的得力助手，同样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为左宗棠效命，收获颇丰，不仅自己戴上珊瑚红顶，穿上黄马褂，成为清朝的头号官商，还为母亲请得正一 品诰命夫人的封典，这是当年王有龄始料未及的。高阳的《红顶商人》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在前往上海的船上，王有龄和胡雪岩谈起做官与经商。王有龄感叹，胡 雪岩若多读几年书必定仕途得意，而胡雪岩却认为，“做生意有做生意的乐趣……做官也有做官的乐趣，起码荣宗耀祖，父母心里就会高兴。像我，有朝一日发了大 财，我老娘的日子自然会过得极舒服。不过一定美中不足，在她老人家心里，十来个丫头伺候，不如朝廷一道‘诰封’来得值钱！”当时，王有龄安慰他，诰封请得 到，只是一品夫人的诰封请不到而已，言谈之间并未意识到胡雪岩的潜力。二十余年后，胡雪岩追随左宗棠，亲自将当年的玩笑变成了现实。

在官场之外，胡雪岩的精力主要倾注于钱庄、丝行和胡庆馀堂，其中，钱庄和丝行的关系最为密切。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上海为基地，设茧行、丝行，开办丝 厂，掠夺中国的蚕茧丝业的同时，大力倾销高价的丝绸成品，完全掌握了丝绸经济的主动性。然而，胡雪岩却凭借雄厚资本和人情手腕，将经营蚕丝生意的洋商逼得 无路可退。当年，王有龄升至浙江巡抚，胡雪岩顺势成立浙江蚕丝总商会，联合浙江的官员、士绅和蚕农，以及上海丝行的老板，竟收购了江南大半的生丝，用釜底 抽薪的方式，将生丝出口价格抬高一倍以上，令洋人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成也蚕丝，败也蚕丝，胡雪岩一手掀起了这场丝茧大战，却无法凭一己之力主导最后的结果。华府盛宴，高朋美眷，这些人生的浮光掠影也被急转直下的时局 轻易间揪碎，一如暴雨搅乱一池青萍。
1881至1883年，胡雪岩投入2000万两白银，三年间囤积了1.4万包生丝，本以为当年浙江气候不好，桑蚕价格趋高，却不料意大利生丝丰收，部分洋 商掉转枪头陆续离开中国。虽然洋务派是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但彼时的中国对于西方世界依然缺乏了解。胡雪岩不明就里，坚持要等到高价再沽。此外，上海的出口 贸易也受到中法之间的战争气氛所影响，洋商趁机相约不收购生丝，致使丝价直线下跌。胡雪岩一时周转不灵，又担心生丝囤积变质，只得忍痛低价抛售。胡雪岩的 孙媳妇戴泳霓不无伤感地回忆当年的境况：胡雪岩得罪了洋商，蚕茧卖不出去，在仓库中都烂了，“每天请人翻动一下，就要花一个元宝，家业都倒闭了”。随着政 局的日渐凋敝，胡雪岩失去了来自国家的支持。以一己之力面对整个世界宣战的后果，胡雪岩未必不知道。是非成败转头空，多少人能够成就功名利禄，又有多少人 能在侥幸躲过历史的劫难之后，及时抽离残局，功成身退？胡雪岩已在商战中注入太多的民族情感，背水一战，已无法冷静地判断形势。他在国内编织的财富网和人 际网一如江南曲折绵延的水道，又推搡着他冲向历史漩涡的最深处，他早就已经没有撤退的余地。

当年的卦象，不过描绘了胡雪岩人生的华章，而没有道出零落成泥的残章。他的确在东南大陆聚拢了大量的财富，然而这些沉甸甸的浮华一夕之间如潮水东去。也 许，胡雪岩至死都不能接受，三十余年苦心营建的庞大白银帝国，最后竟输在小小的白色蚕茧之上。

游子归

徽商精神与徽州文化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三百多年里，徽商是全国驰名的大商帮，他们足履天下，富甲一方。在当时的长江中下游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来自万山丛中的徽商， 凭什么得到历史如此的青睐和眷顾？一言以蔽之，凭的是“徽商精神”。这种精神根植于徽州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它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 富，也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为了防备蒙古残余势力，政府号召商人将粮食运往边境支援守军，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 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二是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没有本钱时，他们或则变卖家产，或则多方举债，不少妇女慷慨卖掉自己的嫁妆支持丈夫经商。一个人资本少就合股经 商，如徽商程锁在父亲死后，家道中落，为了生存，就邀结本村志同道合者十人合伙在吴兴县的新市经营布业，他们立下誓言：出门步行不坐车，隆冬不喝酒御寒。 夏日炎炎，他们躲在车轮后面以挡烈日炙晒，舍不得买一顶草帽，历经艰辛，终于创成大业。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明清时期，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会出现物产此歉彼丰、物价此贵彼贱的现象。徽商正是掌握了 这一市场特点，故大多选择了长途贩运的经营方式。他们把苏浙的棉布、丝绸和徽州的茶叶、竹木运销于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运至长江下游销 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至江南，再把江南的特产运往北方。就在这种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交流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 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 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 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正 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即便是在今天，许多很有名的安徽商人也都保持了这样的传统。比亚迪的王传福是中国首富， 然而，他和妻子及5岁的孩子依然住在深圳龙岗区葵涌镇上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开的是一辆旧凌志。

徽商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归根到底，正是徽州文化哺育的结果。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历史上来自中原的三次大移民，不仅给徽州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而且带来了中 原的儒家文化，它们与当地的土著山越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既有儒家文化的主体特质，也有土著文化的基因。这里极其艰苦的环境养 成了徽民刚毅顽强、吃苦耐劳的品格。宋代以来，由于朱熹的影响，这里“儒风独茂”，被誉为“东南邹鲁”。重教兴学成为风尚，由于从小就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 滋润，徽人参加科举，能够高中；而出门经商，也是儒商。这个群体有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徽商几百年的绵延繁荣，都可以从这种文化自觉中找到它的根源。

有意思的是徽商精神带动的地域经济互动。有人认为，明清时期苏杭等江南富庶地区是徽商的殖民地。当然，作为外来者，徽商对江南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但不止是这个层面，徽商与文人墨客的交往使得徽州文化更有活力，文化产品及其所带动的产业也一时发达起来。同时，徽商也是依附于这些地域产生的，这个 群体本身就有外向性的特点。没有无奈的商旅生涯，没有异乡苦斗，就难谈什么徽商精神。

遗憾的是，这种地区互动对于徽州本身的刺激并不持久，虽有资金不断注入，但没有从根本上发展起成熟的产业链，所以徽州理学、医学等虽然发达，丝织品、药材 以及笔墨纸砚等文化产品也有不少输出，但相对脆弱。
徽商衰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蹶不振。加上咸丰年间的战乱，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 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是未能与时俱进。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及时调整，开拓新的行业。如宁波商帮在 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 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开办买办业、金融业，并兴办丝绸、绵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 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

老人头

你专门研究徽学的吗？

游子归

你专门研究徽学的吗？
老人头 发表于 2010-7-21 12:53

    研究没那能力，专门研究文化这玩意怕饿死 爱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