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清后衰落探析

我是一只鱼 · 发表于 2008-9-19 09:52

徽州文化清后衰落探析

古徽州科技文化为何在清后期急骤衰落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古徽州社会毕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它只能在这种总的社会背景下艰难地伸展，而不能超越时代突飞猛进。一旦上述促进科技文化发展的因素丧失以后，古徽州科技便和整个封建社会末期的千国一样很难向纵深继续发展下去，也不可能挽救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科技落后局面。
其一，徽州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封闭式社会，维系这个社会的是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徽州又是理学家朱熹的故里，理学思想的影响甚于他邑。程朱理学虽然对徽商的经济反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从本质上加固了封建宗法制度，并且徽商的经济反馈，主要也用于“护祠宗以敬宗睦族，树牌坊为传世显荣”，同样起着巩固封建宗法制度的作用。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干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便是徽州典型封建家族的写照。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下，徽州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妇女，终年株守，老死青山，徽州方言土语种类特多便是一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对新事物感兴趣，因此古徽州科技文化虽然鼎盛一时，也有卓著成就，但终不能成为——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其发展是极为有限的。如最富盛名的新安医学，视整个人体为一个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获取病情信息，进而运用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五行辨证等理论分析病情，确诊下药。数百年的临床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它的科学性。但由于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新安医学派及其他中医始终未能在人体解剖方面加以突破，致使许多学秆都不把中医学看成科学，不能在科技史上取得应有的地位，使其本身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

虽然生活在雍、乾时期的戴震，也曾举起反理学的大旗，向封建宗法制度提出挑战。他在批评理学“以理杀人”的同时，还倡导富民思想，“其论治以富民为本。”并将其贯彻于他的科技实践中，“尝以休地山多，吸水灌田，所需劳力多而无补于大旱，乃变通古法，制赢旋车和自转车，以利农田。”但囿于时代，戴震的新思想不可能成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主流。人们只能潜心古籍，埋头于注疏考据之学。

其二，如前所述，徽州文化兴盛的经济基础在徽商，但徽商的活动地区在境外的全国各地，极易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清代后期，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国家动乱不宁。资本主义舶来品冲击了徽商经营的场矿和布匹、纸张等手工产品，仅钢笔和墨水的传入，就使徽商经营的徽墨歙砚一落干丈；徽商经营的钱庄、当铺更是抵挡不过外国商人以政府为后盾的银行。加上国内买办阶级的夹攻，昌盛四个世纪的徽商终于退出了商业舞台，致使徽州顿形财源枯竭之局面，这样徽商作为促进古徽州科技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也化为乌有。这就是说，徽州的科技文化，失去了牢靠的经济基础，因而不能持久。作为坚实后盾的经济基础一旦衰落，徽州科技文化的衰落也就是旦夕间的事了。

其三，从科技结构本身而言，徽州也有其自身的弱点。首先大部分科技研究仍然沿袭“重实用、轻理论”这一中国固有的科技发展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后来者不能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无法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进。如许国牌坊虽然宏伟，但其结构原理、力学原理等问题，都未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后人只能望而兴叹。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重实用、轻理论”这不仅是古徽州也是中国科技文化越来越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其次古徽州技术成果中的大部分是属于消费型、商业型、观赏型的，既受商业市场的影响，也为时尚所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和社会的需要，古徽州社会经济的畸形化，导致了科技发展的这种畸形现象。商业一衰，时风一变，已有的技术成果，也就光辉顿减，失去了它原有价值。

另外，徽州有成就的科技研究者，都不是专门的自然科学家，而是“业儒而兼及之”。他们大多一生经历坎坷，有的还为谋生而奔忙，其研究成果也不为世人重视，只能为后人留下评价的资料而已。再就是明清统治者的“八股取士”政策，清代的“文字狱”，以及“重农轻商”、“重本抑末”、“闭关锁国”等政策，无不对古徽州文化思想起着禁锢作用。由此可见，徽州科技确有其光辉的过去，但却埋伏着急骤衰落的必然性，其中既有普遍的原因，也有徽州的特殊规律。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取得进步，并全面地向近代科技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