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历史上的才媛

游子归

徽州历史上的才媛

徽州师范学校
方光禄

徽州，素来以名人辈出享誉海内。但是唐宋以后的历史，几乎是男性精英的天下。在常人看来，女性或忙碌于麻桑禾稼，或优游于锦衣美食，在“无才是德”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如李清照、柳如是之流是极为罕见的“非主流”。

其实，任何社会都不是平面和单色，每个具有举世无双的独特价值的人，都曾留下或深或浅、或宽或窄、或直或曲的痕迹。随着平民观念和草根情结在历史学界的悄然渗透，原先不为世人关注的历史碎片，也开始在有心人的精心拾掇下，再次展现出原本就曾有过的光彩。徽州历史上的才媛，就是曾绚烂过的一个特殊群体。

之一
初现艺坛

上世纪三十年代，胡文楷先生开始致力于历代女性著作资料的搜集，历二十寒暑，终于编就蔚为大观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近年经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等人增订，更为详实。其中就收录了诸多徽州女性的著作及事迹。

唐朝的歙州，虽然文学家韩愈曾在《送陆歙州诗序》中，曾有“歙，大州也”“歙为富州”之誉，歙州刺史也常为“宰臣之所荐闻，天子之所选用”，其实并无相应之实。无论是声震江南的吴王汪华，还是以文学见长的吴少微，一为凭借武力和乱世而起，一乃入迁未久难属土著，都只是形同平地突兀而起的山丘，四周既无高下相和的高地低坡的簇拥和铺垫，也与远处高耸的巨峰难以比肩。自然，此时的歙州女性，即便天生有才媛之质，也会被劲武之风打磨得粗糙刚劲。

北宋鼎革，重文轻武；宋室南渡，文弱传国。已以土著自居的歙、徽人，发现时代需求与先迁祖崇文尚学的宗族传统自此合拍，遂抓住社会转型的机遇，努力通过科举再入政坛，重振宗族辉煌。于是，徽州出现了罗愿在《新安志》中所称道的“俗益向文雅”“名臣辈出”的盛况。此时的徽州女性，虽然没有后世严密、规范、强大的“理学”思想的束缚，但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依然缺乏男性那样的从文、从政的社会氛围和时代舞台。

与前后的宋、明两朝相比，元朝的特殊十分显明。蒙古文化与汉文化的不同，使得元朝主政者在治国、用人等理念与传统迥异。一方面，对已经延续五、六百年且比较成熟的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难以认同，导致民众正常的上升通道长时间阻塞，大多数下层民众提升自身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梦想破灭；另一方面，又对汉族人（尤其是包括徽州人在内的原南宋臣民即“南人”）政治上不信任，严格限定汉族人科举录取人数，造成终元一朝，堂堂徽州府的首县——歙县，也仅有三人得中进士。虽然徽州也有象郑玉这样的著名学者，元朝统治时不愿出仕，元朝覆灭时却果敢自裁，在“夷夏之辨”与“君臣大义”的不同价值观中，作出了看似矛盾、实则理性的选择，但就整个元朝徽州文人群体来看，男性减少、女性罕见。

直至明代中后期，因地偏、人多、产薄，绝大多数徽州人的一生，只能在如何维持全家衣食温饱上花费精力，极少有名家大族能在较长时段为女子提供宽松、优越的成长环境。现存文献资料显示，明代徽州本土女性留下著作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吴鹤翔之妻汪氏，著有《采藻轩集》，《江南通志》有著录。汪氏乃歙县人，是著名文学家、进士、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的孙女。可惜，即便是出生在如此显赫的权贵之家，颇有文才的她依然没有留下芳名，而娶了她的那位男性，却因她的成就而留名青史！

与当时徽州女性文坛有点关联的另一件事，同样从另一角度显示了女性悲剧。福建莆田举人徐廷龙，曾在万历十一年（1583）任徽州府同知一年。其长女淑英、次女德英皆有文才。淑英著有《女诫杂论》，德英著有《革除纪》《批点二十一史》。德英许配莆田县澄渚的俞姓，未婚夫乃纨绔子弟。完婚之夕，德英依傅母（负责辅导、保育贵族子女的老年妇人）之教，重演苏小妹难夫一幕：出上联“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料夫君竟瑟瑟发抖，不能成句！许久，德英嫣然一笑说，何不对以“只只燕子飞簾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后人自然是无从考究德英那时的心境了。但凭心而论，德英的笑，分明是苦笑：笑夫君的不才！笑自己的无奈！更笑未来的凄凉！其后，为人妻、为人母的德英，始终不能开怀，有“贾大夫之恨”（《左传》载：有贾大夫丑，娶美妻。妻“三年不言不笑”），只能时常以笔墨抒发内心的苦闷。好在其婶林氏，深知她的愁苦和郁结，作书劝慰。两人往复的充满“缠绵恻怆”情愫的文字，居然为士人所传。等到德英辞世，她的儿子居然将其一生的苦心之作付之一炬！

孙瑶华也算得上这一时期的半个徽州才媛。据《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孙氏字灵光，原籍及早期身世不详，一度为金陵（今南京）的青楼女子，后来被徽州人汪忠孝所迎娶。她趣味高雅，读书赋诗，喜欢古董，收藏有不少古代书画、青铜鼎彝，著有《远山楼稿》，时人目为李清照再世。

与徽州文坛女性的寥落相比，倒是原籍徽州的一些宗族在外地势头良好。比如祖籍休宁、宋元时迁居桐城的著名“桂林方氏”中，方孟式、方维仪姐妹，就各撰有《纫兰阁集》《清芬阁集》等著作，并被《明史·艺文志》著录。方氏姐妹均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其父方大镇为进士、御史；祖父方学渐为名学者、东林党魁；曾祖方祉一生课徒。若从始迁祖方德益算起，自元至明，低者如主簿、巡检等基层官员，高者若宣慰安抚使、监察御史等地方大员，该家族均有接任者。由此可知，这对方氏姊妹的成名，无疑是其家族文化长期孕育的结果。

之二
百媛争艳

进入清朝，徽州才媛的身影迅速增多。这首先得益于徽州商业经济的发展，为更多女性接受良好的家庭、社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女性的人生价值、社会地位，也逐渐因时代潮流的演进而为相对开放的人们所认同。当然，历史距离的接近，也使才媛们众多的精神财富资料的妥善保存显得比较容易。

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徽州才媛的涌现显现出三大特点：

其一，县域分布上不平衡。在《历代妇女著作考》所著录的清朝徽州籍共75名才女中，除毕著等5人县籍不明外，以歙县为多，达42人，占56%；休宁次之，为18人，占24%；婺源又次之，为7人，占9.3%；黟县仅见方可（字青君，著有《白沙翠竹集》）、舒姒（撰有《绮云楼稿》）两人，占2.7%；绩溪只有邵振华1人，仅占1.3%；祁门未见有著录。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与各县人数多少有关。在我国历史上，虽然各地人口多少直接与朝廷的赋税、地方官员的政绩相关，但是由于缺少庞大有效的行政办事机构和相应的财力，人口统计除了极少数年代之外，都是极为含糊的。据美国著名学者何炳棣先生研究，明清两朝只有洪武时期的数字比较准确。由于各地的赋税多少与人口多少大致是呈正相关的，我们姑且从道光《徽州府志》记载的康熙五十年之后徽州各县的赋税额度多少，去作一大体上的揣度（“丁”不是指人口单位，而是税额单位）：

歙县75146丁，占全府217489丁的34.6%；

休宁65931丁，占全府30.3%；

婺源32911丁，占全府15.1%；

黟县12829丁，占全府5.9%；

绩溪11100丁，占全府5.1%；

祁门19572丁，占全府9%。

可见，才媛多少与各县总人口数也是正相关。

其次，才媛数量与各县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及水平也密切相关。书院是明清时期徽州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据《徽州地区简志》统计，康熙年间，全徽州有书院54所。其中歙县14所，休宁11所，婺源12所，黟县5所，绩溪8所，祁门4所。若从更基础的私塾、义塾分布来看，情况也大体相似。安徽师大李琳琦教授曾对民国初年歙县等四县私塾数、村庄数有一统计（因清朝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只能依民国时期情况反推），即：歙县885个村庄有569所私塾，分布率为64.3%；休宁400个村庄有306所私塾，分布率为76.5%；黟县306个村庄有143所私塾，分布率为46.7%；祁门246个村庄有200所私塾，分布率为81.3%。同样，清朝各县的科举成功人数也基本与上述情况相似。

其二，姓氏分布上不平衡。徽州曾是一个高移民区域，姓氏多，明代以前入迁的大族就有57个。由于入迁时间有先后，规模有大小，势力有强弱，发展有兴衰，因此，徽州的宗族力量呈现明显的差异。反映在才媛的家族分布上，也就有了同样的失衡。比如在歙县的42人中，只是分布在17个姓氏中，汪姓最多，有7人，吴姓次之为5人，江姓4人，方、何、洪、程各3人，徐、张、黄、郑各2人，其他周、金、姚、殷、蒋、鲍各1人。休宁的18人中，也只分布在8个姓氏中：汪姓5人，程姓4人，黄姓3人，金姓2人，查、范、陈、戴各1人。婺源的7人中，王姓最多，占4人，张姓2人，俞姓1人。黟县方、舒各1人。绩溪邵姓1人。若以整个徽州府为统计单位，也只涉及24个姓氏，其中，仍然以汪姓（12人）、程姓（7人）、黄（5人）、吴（5人）为最多。这样的分布与这些宗族在徽州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完全吻合的。

不少才媛还呈现出家族链的特点。如祖籍婺源、定居金陵（今南京）的王玉芬、王瑶芬就是典型的姐妹文人，她俩是道光前后两淮盐运使王凤生之女，王玉芬嫁南河同知、仁和（今浙江余杭人）严逊为继室，著有《江声帆影阁诗》；王瑶芬嫁云南顺宁知府、桐乡人严廷钰为妻，著有《写韵楼诗钞》，收录诗作219首。道光时歙县人、两淮盐知事何秉棠的三个女儿也是有名的姐妹才女：次女何佩芬著《绿筠阁诗钞》，居住扬州，嫁范志全；三女何佩玉，著《藕香馆诗钞》，扬州祝麟之妻；四女何佩珠，著《津云小草》《梨花梦》《环花阁诗钞》，嫁扬州张子元。歙县人吴绣砚（著《蕙棂小草》），是太史吴翼堂之妹，嫁洪琰为妻，养育的一女（洪南秀，有《初月吟》，徐士义妻）、三子（进士、御史洪朴，进士、知府洪梧，内阁中书洪榜）均有文名；洪榜之妻汪玉英则是歙县人、郎中汪启淑长女，出嫁前就著有《吟香榭初稿》，到洪家之后，又著有《瑞芝室诗钞》。

究其原因，当与深厚的家学有相当的关系。就目前资料显示，多数才媛都出生在官宦或富商之家，从小就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如歙县人方筠雪（著有《鹤汀余草》），是太学方澍的长女；原籍歙县、定居扬州的江秀琼（著有《椒花馆集》），是巡抚江畹香之女，嫁如皋诸生张仰斋为妻；歙县人汪又苏，著《双桂书屋诗歌草》，是举人汪昌之女；歙县著名女画家吴淑娟，乃清季举人、擅画兰竹的吴鸿勋之女；著有《倦绣吟》的婺源人张婉仙，是观察张建亭之女；婺源人王少华（著有《浣芗词》），为知府王廷言之女；休宁人黄卷，著有《烟鬟阁遗草》，是中书黄愚庵女；休宁人黄桂（著有《吟窗草》）、黄嫆（著有《雪窗集》），都是中书黄松之妹。

当然，也有极少数女子家境清贫，只是将习艺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她们的成名历程，既艰难，也靠偶尔出现的机遇。比如号三十六峰女史的李淑仪（县籍不详），道光时人，只是一个普通的青衣（乐工），后嫁黄仁麟为妾。著有《疏影楼名姝百咏》一卷。她在自序中这样写道：

“……悔读诗书，羞言富贵。幼离父母，劫之始也；荫失慈云，劫之渐也；委身青衣，劫之极也；蛾眉家嫉，劫之变也。……是则安其劫可也，淡其情可也。……然安其劫而劫更深，淡其情而情益重……春蚕未老，缠绵清泪成丝；锦瑟空弹，宛转惊心入拍。自觉蜂愁蝶怨，到处逢情；未识燕去鸿来，几生消劫。问诸花，花不解其故也；问诸人，人莫探其源也；问诸天，天难任其咎也。此无他，情生劫耳！”

言辞之间，个人一生的不幸和惆怅尽显无遗。

其三，才艺形式上不平衡。总体而言，才女们在艺术形式上比较单一，即对诗、词的偏爱。也有一些才媛素质更为全面。比如歙县人叶蕙芬，是文学叶逊之女，既善丝桐（琴），又工诗画。黄之柔曾题其《康熙丁巳画册》“玉台彤管”，时人称其“兰心玉质，赋性贞庄”。又如歙县人吴申，乃太史吴涵斋长女，母亲以梦鹤而生，因小字鹤。工水墨花卉，楚楚有致，兼能诗，著《双梧阁小草》。

相对来说，歙县人汪嫈（程鼎调继室），因“学力宏深，词旨简远，且能阐发经史微奥”，除了著有《雅安书屋诗集》四卷，收古今体诗281首外，还有《文集》二卷五十篇。集中“多知人、论世、经济之言”，著名学者阮元为之作序，赢得“一代女宗”之誉。

绩溪人邵振华（桐乡劳闇文妻），生长在晚清，受当时通俗文风盛行的影响，打破常态，写成《侠义佳人》四十回，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女性小说作者。该书曾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发行，并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有著录。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有清一代，就整个安徽省而言，才媛的人数分布是由南向北渐次减少的。即徽州府为最多，以桐城为核心的安庆府次之，到皖北就如晨星，只有寥落的几颗散布在辽阔的平原。若就全国而言，徽州才媛人数之多，也位列前茅，是以江苏常州、浙江杭州为中心的人才辈出的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曾在其《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中大致地说：清朝女作家“江苏和浙江各占全国近三分之一。江、浙两省加上安徽，便占了全国整整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福建、湖南，便整整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三。”美国学者曼素恩在其《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中，更具体地认为：“女性作家应该集中在以常州和杭州为中心的地区，也就是说，在为科举而进行的教育投入（为男人的）和女诗人的突出成就之间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应该说，曼素恩的判断也是符合徽州才媛诞生的社会实际的。

游子归

                     之三  生活碎影

透过清朝徽州才媛这扇小窗，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社会色彩斑斓的诸多亮点。

门当户对是那时富裕家庭选择婚配对象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如意郎君也同才女一般，具有深厚的文艺修养，志同道合，鸾凤和鸣，则于婚后夫妻感情的升华、和谐家庭氛围的营建，都是一件美事。

清初歙县人黄之柔，著有《玉琴斋集》《词苑丛谈》《名媛繍鍼》。其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吴绮以贡生升兵部主事、湖州知府，因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时人称为“三风太守”，且喜爱写诗、作曲，后遭人嫉妒而失官。黄之柔与他终身“日相赓和”（续用他人原韵或题意唱和），被吴绮呼“江夏君”（黄为江夏黄氏）。同为歙县人的张茝贞，其夫为山东候补知府、诗人、同邑鲍瑞骏。鲍瑞骏在刊刻自己的诗集时，附有张茝贞的《琴秋阁绝句》。张茝贞初有不愿，鲍瑞骏以为：夫妻“同艰苦者二十余载，精神所寄，何可弃之？况罢官以来，借以消遣，或雪窗，或夜月，一篝相对，吟哦之声，往往达旦未已，未必非人生之一乐也”。嘉道年间的歙人方掌珍，著有《琴言阁诗集》。其夫歙县人潘世镛，也是诗人，曾著有《新安大好山水歌》。

方婉仪和罗聘则是最为著名的一对。方婉仪，歙县人，广东布政使方愿瑛孙女，国子学生方宝俭之女。自小受过良好教育，“习诗书、明礼度”，尤长于画梅、竹、兰。著有《学陆集》《白莲半格诗》。丈夫是祖籍歙县的扬州八怪之一罗聘。虽然家境始终并不宽裕，但夫妻两人琴瑟合唱，恩爱无比。在这样独特而浓郁的家庭艺术氛围中，三个儿女均能吟诗作画，成为清代画史有名的“罗家梅派”。

休宁人程文淑（又名程淑），也生于书香门第，受家庭熏陶，九岁即通四声，爱好吟咏。自著有《绣桥诗存》传世。其父金鉴为邑庠生，赏识寓居休宁的绩溪贡生汪渊的人品、文章，许程文淑为其继室。汪渊出身贫寒，设馆授徒，仅能糊口。文淑安之若素，于井臼、针线之暇，学习赋词，互相酬唱，被称为“伉俪词人”。夫妻合作的《麝尘莲寸集》，四卷15万字，由汪渊集宋、元、明人词作成句，程文淑详注出处。所集各词，声律严谨，对仗工整，流畅自然，浑然一体，堪称佳作。

婺源汪村人胡素芳，幼时就聪慧敏捷，喜欢读书，十岁知晓书算，写诗学李白、杜甫，作文爱韩愈、苏轼。十九岁嫁程希洛为妻，善事公婆，闲暇时与夫君唱和，留有《素芳吟草》。可惜天不永年。晚清婺源人王纫佩，著有《佩珊珊室诗存》一卷104首，附有《牙牌诗》《天缘配合图》《藕断丝连图》。其夫江峰青，进士，由知县累官至道员、大学士，民国时总纂《婺源县志》，能诗善画。也是时人多有赞誉的才子夫妻。

也有嫁入徽州的外地才女。祖籍歙县、寄籍江苏吴县的潘曾莹，是大学士潘世恩次子。道光进士，官翰林院学士、吏部侍郎。其妻陆韵梅是吴县人、光禄寺典薄陆澧女，善画花卉，常寄情翰墨，著有《小欧波馆诗钞》一卷，时人拟之“潘江陆海”。尤其难得的是，潘曾莹兄曾沂、弟曾绶并擅诗名，又工书画。而潘曾绶妻汪纫兰，乃吴县人、太常博士汪诒德女，亦工楷书，善画花卉，著《睡香花室诗钞》。妯娌才媛，亦是少见。

或许真的是“红颜薄命”“女子福薄故才见”。清朝不少徽州才媛，才艺之花尚未完全绽放，就过早辞世，既是家人的永痛，也是社会的憾事。歙县人吴修月，工吟咏，有俞樾作序的《修月遗稿》存世，嫁同邑秀才汪定执为妻，卒年才二十八。歙县人黄克巽，黄曰珊女，“幼聪慧，喜为诗。一字未安，即竟日忘食”，嫁郑某为妻未久即卒，年方二十，仅有《绣余偶草》存世。歙县人徐七宝，庠生徐芳沅女，许字曹榜，嫁前一日卒，平日诗草，皆自焚毁，仅余病中所作《伤心吟》一册。休宁人汪婤，桂林别驾汪玉峰之妹，许字戴氏之子，年十四，未嫁而卒，曾有《瓣香楼诗》，可惜其兄痛不忍读而尽焚。

深受传统礼教熏陶的徽州才媛，也同徽州男性一样，有着刚烈的性格。面对可能出现的屈辱，为“留得清白在人间”，大多选择从容赴死。休宁人金树彩，乃武昌知府金云门之三女，年二十尚待字闺中。1852年，太平军攻占武昌。城破，金树彩与其母、姐均殉难，只留下遗著《月波轩遗稿》。

徽州才媛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子女是重要的一项内容。早在明朝，歙县岩寺人方弘静在其《素园存稿》中《潘母吴孺人行状》里，就说潘之恒的母亲，“幼从内传，受姆训诸书，通大义”，因此在潘之恒五六岁时，“则置膝下自授之”。更有些女性不满足于使用日常所用的“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而是结合个人学习的感悟另编“教材”。程琼即是典型。程琼，休宁率溪人，幼时见董华亭《书画眼》一编，便能捷悟。长大后，书画算弈，无不精妙。嫁出身诗书世家的歙县丰溪吴祚荣为妻，夫妻合著有《绣牡丹》（其去世后此书改名为《才子牡丹亭》）。程琼曾“搜诸子集，曾寓目者，断章取义，分条合璧，因而各附史事成一编”，撰成《杂流必读》。全书共分十章：师众通微、得情制术、因时顺俗、去伪尚实、致欲行要、一务巧持、浑心益众、明神定分、丛慾立信、鼓富养贫，作为教授其四岁之子庆诒的启蒙读物。遗憾的是，其子不久夭折，程琼哀伤不已，将此书焚毁，把灰烬封存于儿子的棺木中，很快地，她本人也因悲伤过度而辞世。

早在先秦，就有一群被称为“傅母”的女性，专门负责辅导、保育贵族的女子。她们一般年龄较大，文化和社会知识丰富，且无夫无子，即“女师”。明代以后，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一群体有逐渐扩大之势，成为一种职业，即“闺塾师”。著有《翠云轩诗稿》的歙县人江士燝则是较早的一位。她嫁张用咸为妻，不幸早寡，矢志不移。无奈家徒壁立，无以为生，遂“为闺塾师自给”。可见，在徽州这样虽然偏僻、但儒家传统思想极为深厚的地区，知识女性如要靠自己的才华生存，还得把自己的行为圈定在世俗观念许可的范围之内。当然，这一职业其后并没有消失，即便在边远的山村，也还偶有所见。第一部徽商自传体小说、末代秀才詹鸣铎所著《我之小史》，就记载了在清末民初的婺源庐源村馨秀婆的私塾：

时下村馨秀婆也教读，在他家客坐内安砚，穷苦的人，多往就学。有某生赖学，捉去笞臀，我辈曾往观之。其客坐颇为狭隘，现在他的令孙，另辟一门，改为门面，取招牌为“复昌祥”，即是当年馨秀婆教读之处。

徽州才媛的就学途径，大多是家庭教育，即父、兄充当教学的基本力量。但是也有少数跨越了一般的乡规村俗，走出家门拜名家为师，甚至多年跟随。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移居江浙一带的徽州人中。比如歙县人鲍印，邵匏风之妻，就是随园女弟子之一。随园女弟子是乾嘉时期女性创作人数和成果最多的群体，因受教于著名诗人袁枚而得名。她们以心为诗，风格清婉，语言浅近而蕴籍深远，一时闺阁才媛竞相拜师。“四方女士之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之处皆敛衽报地，以弟子礼见。”鲍印一生著作颇多，曾著有《绿筠亭草》，另有《藏翰楼诗稿》一卷、《词》一卷。

在徽州才媛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侨居外地的徽州人，如休宁人汪嘉淑（著《剪灯集》），侨居罗店（上海宝山区），嫁桐乡明经金集为妻；休宁人金宣哲（著《梅轩诗钞》，居江西崇仁）；休宁人汪韫玉（著《听月楼遗草》），侨居归安（今湖州），为诸生金潮妻；著有《汪韶诗集》的汪韶，原籍歙县，居住六安，为诗人洪寻妻。迁居地区以江、浙为多，这与明清两代徽州人经商范围与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同样，也有一些是嫁入徽州的才媛。如关中人丁白，侨居广陵（今扬州），小时候就喜欢吟咏，工于绘画，有唐宋名家笔法，著有《月来吟》，为徽州人张伯岩之妻；汤淑英是江苏长州人，工诗，善弈，著有《绣余轩稿》，为休宁吴雯璔之妻。入嫁徽州的甚至还有豪门之女，如李淑静，是合肥李凤章（李鸿章五弟、候选知府）之女，著有《艺兰轩诗草》，其夫安徽凤阳府训导柯厚福就是歙县人。李、柯实为两门亲家：李凤章次子李经祜，九岁而夭，而其未婚妻即是歙县竹溪人、刑部主事柯钺次女。后柯氏守节终身。

徽州才媛的著作，刊刻不多，遗存亦少。刊刻者多为家人。如清末民初婺源俞富仪的《莲心室遗稿》即是。俞氏乃中书俞祖馨女，出嫁沱口郎传仁为妻。郎为庶出，父早逝，随生母邹氏，寄食九江。俞氏过门后，“事嫡姑齐氏，先意承志，毫无间言”。不久，郎传仁在九江病危，俞氏心急如焚，齐氏却不许其前往探视。俞氏违命而行，并与夫君同回婺源。齐氏不许入门，乃寄居母家。未几，丈夫去世，一子复夭。俞氏失去生活信心，自尽而死，年仅二十七。卒后，俞祖馨搜其所作，请江峰青评定，出资刊以行世。也有少数是家族或宗族为表彰其德行而出资刊印。如康介眉是山西兴县人，嫁与歙县棠樾鲍继培为妻。光绪年间，鲍氏为之刻印了《竹翠轩遗稿》。只有少数是由于被编入总集之类才得以流传。如明朝徽州人蘧觉生编定的女诗人选集《女骚》九卷、清朝歙县人汪启淑选编的《撷芳集》八十卷、清朝徽州人胡履春选编的《麦浪园女弟子诗》六卷等，都保留了不少徽州才媛的作品。



之四  情感世界

徽州才媛的情感世界十分丰富，且因其能抒发于笔墨，遂使今人得以领略。

门当户对是徽州人婚配的理想状态，当现实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时，即便是有才之女，也不得不降格以随，如为填房、为人妾。此时，她们渴求的大约是精神世界的富足和幸福。

徽州才女中成为他人继室的不在少数。歙县人殷德徽，撰有《清映堂诗稿》，是知县钱抚棠继妻。周桂清，歙县周芳三女，嫁为合肥阚濬鼎继室。阚濬鼎之妹寿坤，也爱好文艺，与周桂清订为姐妹，闺阁中经常共吟哦。周著有《缥缃余汇》，阚寿坤的《红韵阁遗稿》，则为两人之合作。

相比之下，才媛为人之妾更属不幸。歙县人洪元志，著有《世德堂草》，为太仆少卿胡文学妾。新安人程蟾仙，为中书、海宁朱燮之妾。朱燮精于绘画，“蟾仙仿其体，惟妙惟肖”，撰有《三宜楼遗诗》。但是，程蟾仙生性柔弱内向，年仅二十余即辞世。原籍休宁、侨居长州（今苏州）的陈玉，嫁与光禄卿王鸣盛为妾。王鸣盛是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为“吴派”考据学大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陈玉从夫学韵语，后著有《散花室学吟》。她曾作《送外口占》一首：

送郎送罢立沙滩，只见风帆不见船。

转眼连帆都不见，奴身欲化望夫山。

诗句虽显平淡直白，内心的不舍、惆怅与挂念，却显露无遗。

同为人妾的汪是的诗作，则让读者更是心潮难平。汪是乃康熙时歙县人，幼好读书，诗作含义隐晦。嫁歙县举人、镇江府教授吴之騄为妾。将死前一日，以自作的《梅影楼诗》及《伏枕吟》属之騄订定（后附刊《桂留堂集》后，总名《余香草》）。汪是的《病中送郎北上》中有这样几句：

戒途亦已久，登车亦已迟。……血泪点君袖，大义乐情私。……但指青云路，知无白首期。牵衣忽恸绝，死生争别离。君当复来归，我当长相思。

而她的《病甚留别夫子》，既有“妇职岂云供，中宵聊佐读”的追怀，“奉君不克终，冥报可能续”的遗憾，“嫁女如未嫁，归宁常及时。儿年未一岁，少可奉君嬉”的欣慰，也有“愿君语新人，成立须提携”的叮嘱，“千秋倘同穴，薄葬岂不宜”的期待，更有“但怜妾病苦，日夜向君啼”的表白。字字含泪，句句蕴血！

至于妻妾之间，我们虽然也能见到其相互唱和之作，却难以体会她们共同围绕一个男人生活时那种复杂的心境。乾隆举人、婺源虹关人詹应甲，嘉庆间任直隶州知州，去世后林则徐为其撰写墓志铭。他的正室是婺源人黄俪祥，侧室是钱塘人沈蕙香，都有诗作存世。詹应甲之弟詹振甲，正室时瑛，侧室有三房：福建闽县人邱卷珠（字荷香，著有《荷香小草》）、江苏长州人张绣珠（字藕香，著有《绣余吟》）、湖北黄州人张喜珠（字莲香，著有《莲香阁草》）。兄弟、妯娌、嫡庶，日相倡和，似得风雅之乐，而其隐痛，或许都深埋心底。荷香、藕香不久先后去世，正是这种变异婚姻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徽州，有些官宦之家，居然对于女儿出嫁为人之继室或者妾也不是十分在意。王茂荫是咸同时期著名的徽州人，官至侍郎。他曾在一组《家训与遗言》中，记述了这样一桩心事：

我之遗累，只一少女。汝辈当留心访一中等人家，虽填房亦可，切勿存不填房之见。则年纪已大，便难访人家。祖母与汝母皆是填房，何为不可？惟人家要正派，郎才要学好。尽他身上所有，资送出门，便算完我心事。铺内有蓝田玉数十金，亦是坐此用的。

近代以前，医疗条件落后，一般妇女初产时死亡率较高，故社会上存在着很大数量的“待填之房”。而一般女子，一旦年龄偏大，就可能失去最佳的择偶时机，只能退而求其次。特别是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成年女子依然待字闺中，危险性显然提高了不少。王茂荫不介意女儿填房，也是迫不得已。因此，在其小女于1858年嫁给歙县西溪人汪宗沂（1880年中进士，乡人称他为“疯癫进士”）后，他便很释然地在原稿上眉批八字：此愿已了，今更无累。

而歙县程伯生之妻张玉仪，虽然身为正室，文才也不逊色，却也未必幸福！面对丈夫的眠花宿柳，她既不能干预，又无法忘怀。她只能运用她的文才，作《戏示外子，盖因其好作狭邪游也》加以劝解：

歌舞楼中列绮筵，等闲花草亦因缘。

可曾记得痴性情，郎不归来妾不眠。

诗中既有对夫君徜徉花楼的曲意“理解”（亦是“因缘”），更是一位痴情“妾”对无情郎回归家庭的急切呼唤。其情之缠绵，其意之哀怨，令人心颤。

身为女性，传统的束缚却使得她们的生活不像男性那样随意。比如歙县人金若兰，性情恬静，工于诗歌。虽然较早就寡居，日常也只是焚香啜茗，以笔墨自娱。后来留下了《花语轩诗钞》。

其实，即便夫君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夫妻别离还是有的。正是因为妻子文才出众，经常将离愁别绪诉诸笔端，才使我们得以领略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休宁人程凤娥，是江都太学王庭録之妻，工于诗词，写生得北宋遗意。在其《桐月居集》中，有一首《如梦令•春闺》：

竟日湘帘慵卷，窗外已来新燕。双袖倚雕栏，日暖风和人倦。人倦，人倦，独上画楼消遣。

寥寥数语，将自己的无聊、慵懒、愁苦、寂寞等心境揭示无余。“思漫漫，恨漫漫”，只得“无限离愁指上弹”。而当接到千里之外夫君家书，“函露语平安”，则欣喜至极，“对栏干，倚栏干，一纸家书仔细看。”谁说只有“烽火连三月”，才“家书抵万金”？

歙县人程璋，性极慧，工诗文，喜植花，善书，“能于如钱莲心写《心经》一卷”。其夫为同邑方元白，常客游广陵（扬州），两人感情极洽，“每以诗文缄寄”。一天，程璋在新柳叶二片上各书绝句一首：

杨柳叶青青，上有相思纹。与君隔千里，因风犹见君。

柳叶青复黄，君子重颜色。一朝风露寒，弃捐安可测？

真可谓诗意隽秀、情致缠绵。或许是思念过切，担忧逾度，体伤心劳，程璋年方二十一即卒，留下《程璋文集》供后人凭吊。

由于多靠经商来维持生计，清朝的徽州是一个男性人口高输出的地区，这就注定了大量的已婚女性要长时间在家料理家务，上奉公婆，下育子女。经济宽裕的家庭，女性或许不会承担太多的具体劳动，但闲暇时间的漫长，会使对夫君的挂念持久而强烈！挥之不去，历久弥深！康乾年间歙县人程云，丈夫是原籍徽州、迁居仪征的汪文琛。当时，汪文琛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既是商人也是藏书大家。程云作为徽商妇，留守在家，“事公姑以睦，奉丈夫以顺，待叔伯以和，抚子孙以爱，勤俭持家，不生外祸。”其《绿窗遗稿》中有《晚秋》一首：

漏尽难成寐，惟闻蛰语催。窗开风悄入，帘卷月斜来。

夜色浑如水，愁心绝点埃。行吟清露下，不尽意徘徊。

夜深、人静、心愁、难眠！徽州商妇的心苦神伤，何人能知、谁人能解？

教父

虽然很长，偶还是耐心的阅完，楼主幸苦了！

游子归

教父 发表于 2010-12-16 21:53
虽然很长，偶还是耐心的阅完，楼主幸苦了！

呵呵，他人所作，与之分享，举手之劳而已

YOYO海豚

辛苦辛苦，要读完，也不容易啊，我也辛苦了

游子归

YOYO海豚 发表于 2010-12-17 09:59
辛苦辛苦，要读完，也不容易啊，我也辛苦了

你就成为现代徽州才媛吧

YOYO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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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糗我，我成不了，

丛兰絮语

确实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