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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徽商，徽州女人
马头墙内外的徽州女人
安徽南端的徽州地域，黄山白岳新安江山水秀美，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掩映之中，徽州古村落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时隐时现，中国画里的乡村成为世人艳羡的最佳宜居环境。以马头墙为特色文化符号的钟灵毓秀的古徽州，千百年来不仅陶冶和培养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国之栋梁、名臣廉吏、儒商巨贾、硕儒才俊、忠节义士，而且也孕育了让世人无不瞩目的又一个形象鲜明、生动感人的人物群体：徽州女人。
一说到“徽州女人”，许多人眼前就会出现那高高耸立在古徽州城乡的各类贞节牌坊，牌坊上那些“立节完孤”、“节劲三冬”之类“廉贞扇淑”、鼓励女子“守贞、从一而终”的大匾象沉重的封建礼教铁幕，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节妇烈女”！“愚昧落后”几乎成了“徽州女人”的代名词。
其实，当你走进徽州，走近徽州文化，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徽州女人”不仅仅是贞节牌坊、“节妇烈女”。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妇女的一部分，徽州女人自汉唐以来，在马头墙里面的徽州本土和马头墙外面的中华广阔地域，她们承传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自己的俭朴勤劳，聪慧勇敢、坚毅顽强、胆识才干，许多人把简单的“人”字写很十分漂亮，“徽州女人”用自己的才智和生命、用自己的辛劳和默默奉献，参与创造了灿烂、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徽州女人更多的是让人肃然起敬、垂范后世的贤妻良母、让人由衷感佩、引为自豪的女中丈夫、让人咄咄称赞、心底叹服的才女名媛。历史上的徽州女人，是一部史诗，是一曲悲歌，是一座丰碑，是中华民族伟大妇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一个生动历史见证。
1.贤妻良母
在历代徽州女人身上，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道德根深蒂固。且不说那些从中原入徙的世家大族名门之夫人闺秀，即使是偏僻山村文化不高的农家老妪、小家媳妇，也多能秉持“勤、朴、仁、爱”的理念，坚守“忠、孝、节、义”的信条，不少徽州女人，社会地位卑微、生存条件艰辛，但却依然勤劳坚毅、仁爱慈善、心存高远，很有社会担当。“程朱阙里”的古徽州，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熏陶教化，古徽州社会“崇儒尚文、秉礼仗义、俗尚骨鲠”的潛移默化，使得许多徽州女人在平凡的人生中常有不平凡的举动熠熠闪光。
古徽州处万山丛中，山多地少，土田瘠确，劳动最为艰辛，收成最为微薄，历代中华劳动妇女素“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而徽州女人作为中华劳动妇女的一个代表，更是刻苦耐劳，“徽州女人尤号能俭，居乡数月，不沾鱼肉”，俭朴得不能再俭朴，而她们相夫教子、伺奉公婆之后，每天晚上还要辛勤劳作，“同巷夜从相纺织，一月得四十五日”！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小时候家里“极贫”，母亲蒋氏和亮吉的三个姐妹住在租来的破房子里，风雨天，雨水从屋顶滴到床上，从门口浸漫到床下。蒋氏不分日夜寒暑，辛勤纺织。和三个女儿做女红维持生计，还督促亮吉刻苦读书，不到后半夜不休息。灾荒之年，蒋氏和三个女儿以糠代粮，让亮吉吃点粮食，亮吉不肯，母子相拥而泣。后来洪亮吉当了官，蒋氏拒绝了一个商人私下送来的500两银子，他对儿子说：如果你在外收一分非份之财，都不是我儿子。
歙县叶岔叶念十之妻许氏，为了服侍住在兰田祖居房里的婆婆和小侄子，每天不仅要忙田里农活和家务，还要翻山岭好几里路去照应婆婆和小侄子，无论寒暑雨雪，日日、月月、年年如是，从不间断。其孝行广为乡邻传颂。有一年三伏天，许氏顶着烈日，赶往婆婆住处劳作，返回时在山岭上又累又热，倒在了路边。当人们发现其遗体时，许氏还紧抓着锄地的草耙，身边篮里还放着准备给婆婆洗的衣服。后来人们就叫许氏故去的山岭为“孝婆岭”。
歙县东关有一位张氏，其丈夫曹田稔经商外出二十多年音信全无，家里婆婆又双目失明，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张氏在家默默持家，辛勤纺织换点粮食维持生计。有时缺粮就做点吃的给婆婆，自己则整日换饿。歙县西溪南郑氏，则在丈夫外出经商后，日夜纺织维持家里生活。在通宵劳作之中，婆婆心疼媳妇，要她注意休息，郑氏谢过婆婆关心，服侍婆婆安睡之后，却又悄悄点起灯盏，系上围裙，“比夜辄篝灯织如故”。
在艰苦环境中磨炼的徽州女人仁爱慈善、助人为乐、力所能及地关爱他人，留下了许多佳话。五代(公元907-960)年间，在徽州婺源和休宁交界的浙岭头，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方姓老妪。老人家生活清苦，却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她看到往来山间的行旅、农人、挑夫攀山路十分辛苦，于是长年义务烧茶供水，为行人解渴消乏，日日月月，年复一年，老人家自己从山上采来的茶叶和一桶一桶从山涧提来的清泉滋润和温暖了远近百姓的心田。后来年高的老人去世了，过往行人怀念着老人的好，纷纷给老人坟头拾石堆冢，日积月累，竟然在浙岭头“吴楚分源”处堆出了一个高六米，占地60平方米的“堆婆冢”，这是百姓对方姓老妪仁爱行善品行、也是对中华助人为乐传统美德所立的“纪念碑”。明代学者许仕叔为之感动，在《题浙岭堆婆石》诗中叹道：“乃知一饮一滴水，思至久远不可磨”。徽州古时候许多山间茶亭、路亭都有人设缸供茶，义务为行客服务，高掛“方婆遗风”的茶幌，传扬着徽州山民淳朴敦厚的民风。
在徽州婺源新岭村有一位程氏女子，家里经商富有。她主持家政总是把帮助别人、支持社会公益作为自己做人的本份，平时捐钱修整山村道路，建造了“成美桥”，新岭亭，公岭路等。在潮州水灾、皖北水灾、日本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向人们袭来、社会急需救助关爱的紧急时刻，这位程氏也立即参与捐赈，拿出巨款支援灾区。在程氏临去世时，她还将家里仅余的一千八百两银子拿出来，资助无锡和湖州修桥便民。程氏说：积财给子孙，不如积德传后世，为后人做一个好样子。
徽州女人僻处山区，却有大忠大节，富有社会担当。清代道光年间出生于徽州茶商世家的王茂荫，小时丧父，由其歙县杞梓里老家的老祖母方氏一手扶养长大。
王茂荫被皇上召为京官，赴任前，老祖母特别告诫孙子：“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不欲汝跻显位，致多金”，王茂荫谨遵祖母教诲，只身赴任，不带家眷，寄寓于歙县同乡在京开设的“歙县会馆”，不仅为朝廷国事殚精竭虑，直言敢谏，在户部右侍郎位子上尽职尽责，为改革中国币制耗尽心血，屡遭贬斥仍不气馁，而且对自己也特别自律，“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对老祖母的话“终生志之不敢忘”，一贯“悯厄困，拯危难”，立志当好官。
是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许的唯一一个中国人。王茂荫的老祖母文化不高，却心存高远，心有国家，是徽州女人的一个代表。
清代歙县皋镇有一位年青媳妇方氏，随为官的丈夫方昌燕到古浪官署。当时适遇当地大旱之灾，方昌燕开仓放粮也无法救济众多的灾民。方氏眼见灾民的惨象，心中不忍，立即帮助赈灾，拿出了自己平时的一点私蓄，给丈夫购米救灾，又把自己的一点首饰也当成银子，买米赈济饥馑的百姓。第二年昌燕奉命要出发抵御外侵参加打仗，方氏很豪爽地鼓励丈夫：“你放心去打仗，不要为家室担忧，你尽管勇往向前，万一保不住边关，你尽忠，我尽节，你一定要做有骨气的男子汉！”
在伟人背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女人。世界知名学者胡适，对其母亲冯顺弟的教诲终生不忘。冯顺弟是胡适的慈母和严师，她的教子，既慈爱又严厉，有远见，有办法，不但督其识字读书，还善于思想引导，重视“做人的训练”，冯顺弟言传身教，对胡适的成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2.徽商妇、女中丈夫
徽州“山多田少人众”的生存现实，使得徽州人必须“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促成了宋以后徽商的崛起、明清时期徽商的历史辉煌。当年徽商从徽州马头墙里义无反顾地往外一丢，几多无奈，几多悲壮，许多人出远门闯荡天下做生意，或三、五年一归，或一、二十年一归，或竟终生不归，这样，留在马头墙内的那一半，无数的徽商妇就挑起了扶老哺幼、主持家政、垦山劳作的重担，坐空房、守活寡，所谓“一世夫妻三年半”，演绎了不少让人动情的“徽商妇”故事。
清代歙县汪于鼎写了一首诗，叙述了一段《纪岁珠》的故事。歙县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年青媳妇，新婚才一个月，丈夫就匆忙出远门做生意去了。小女子在家孤苦伶仃，靠做女红刺绣换点粮食度日，独守空房，苦度时光。每到大年三十，别人家的男子都回家团圆了，而她站在村口大路边望眼欲穿，也不见丈夫回乡的身影。聪慧内秀、十分贤淑的小女子，把思念压在心底，用自己的劳动所积，买来珍珠，取一粒放在床边小坛子里。就这样，有一年，这位当年的小伙子胡子拉杂、风尘仆仆地回家了，其家门上锁已生锈，其妻子已经郁郁而殁三年了！这位徽商伤心地整理妻子留下的遗物，把小坛子一倒，媳妇用彩丝系着的珍珠已有二十多颗！汪于鼎诗中写道：“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珠累累，天涯归未归？”
清代黟县乡间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子，十四岁嫁到一个徽商富户家里。小丈夫在杭州做生意，她独守家中马头墙高昂的深宅大院，高墙天井阴幽森严。不幸的是才过门一月，小丈夫即一病而殁。这个家艰于嗣丁，公婆、叔伯、妯娌等先后辞世，没有小孩，空空荡荡的几十间大房子，就剩她一个青春年少的小媳妇守着。虽然吃穿不愁，但青灯冷月的孤寂，死静漆黑的长夜，不是一个娇弱女孩所能承受的。每到太阳刚一西下，她立刻将大门、二门、小门、中门、旁门顶死，面对暗夜的恐惧，精神和生理的熬煎，她半夜吹灭豆油灯，将床头一吊铜钱解开抛在地上，再趴下将铜钱一个一个地摸着穿起，用这种体力的折磨来熬过难度的长夜，累得不能动了，天也放白了。就这样年复一年，小媳妇美丽的容颜在漫漫长夜中憔悴，青春年华在无边的黑暗中消失。没有几年，小媳妇忧郁而死，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床头的那吊铜钱已被摸得熠熠发亮，铜钱两面的图文都快磨平了！
一些徽商妇用自己的贞毅、青春和生命在马头墙内为徽商苦苦支撑着徽商大后方这个家，上奉公婆，下抚子女，主持家政，还要以妆资和私蓄支持丈夫创业；而更多的徽商妇则是聪慧机敏，有识见、能决断、敢担当、善谋划，协助丈夫经商闯天下，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丈夫”。
清代歙县岩寺的谢卓从小业儒，捧着古书求取科举功名，屡考不中。其母亲看到儿子在人生道路上失意陷入困惑，就点拨儿子说：考科举千百个人里才成功一个；经商做生意成就事业的当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以义为利，做一个‘廉贾’，做生意和读书做官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与其做一身俗气象奸商一样的腐儒，还不如做一个有文化讲义理的商人，学你祖上的样子，出去做生意也不错。“贾何负儒哉”！在其母亲的鼓励下，谢卓放下思想包袱，弃儒下海经商，“以儒术饰贾事”，果然在商海中做成了大事业。
歙县许国石坊坊主许国的母亲汪富英，是一位心胸宽大、敢作敢为的能干女子。当年许国父亲许鈇在无锡经商，曾一度陷入“贾无以为资”的困境，差一点打退堂鼓。关键时刻，汪富英果断地拿出了自己当年陪嫁的所有私蓄和耳环首饰之类，给许鈇当东山再起的资本，同时，她一双小脚还勇敢地迈出了马头墙，“随夫经商于吴中五、六年”，为许鈇在商战中出谋划策，帮丈夫打理部分商务。后来在“家难，资产尽倾”的困厄之时，汪富英又勇敢地担起主持家政之重任，“辛苦支吾，外难卒解”。而许国科场不第时，汪富英也以商战经历的曲折为例，鼓励他不可泄气，许国在其母的不懈督教之下，六次考科举屡败屡战，终于中进士为官，成为三朝元老，国之重臣。
清代歙县有一位徽商叫许世积，他在浙江做生意被人诬告了，许世积在官司中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搞清了事情真相，赢了官司。许世积经商一贯忠厚诚信，想到对方也是事出有因，经商不易，于是出人意外地放弃了经济赔偿的要求，向对方作了“义让”，不再追究对方的过失，表现了儒商的宽容和大度。而其妻宋氏则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更为豁达。在打官司过程中，她看到对方家里贫困得已揭不开锅了，很有自信的宋氏私下派人悄悄给其妻子送去了粮食。许世积知道后，笑问夫人：你怎么还去资助对付我的人家呢？宋氏也笑着回答：“诬告你的是她的丈夫，她和家里小孩子可没有这样做呀！”许世积因此更倚重宋氏，生意也越做越好。
清代休宁程悦的妻子吴氏，是一位勤劳俭朴的理家能手，程悦有吴氏主持家政，安心在江淮一带经商，一点也不担心马头墙内的家务。后来，程悦病死于商途。吴氏就让其刚刚长成的嗣子程锁出远门去料理后事，运柩回乡。程锁忠厚老成，有程悦遗风。他在其父程悦经商之地将各种商务欠账一一还清，回家时除了一副父亲的灵柩，就剩了一本空账，觉得不好交待。而吴氏见程锁这么有出息，却高兴的说：“你做得很对。做生意讲的就是信义二字，进出账清楚，不负别人是做人的本份”。吴氏苦苦支撑家里的开支，继续支持程锁走出马头墙，到浙江做生意，后来程锁终于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徽商。
清代在芜湖做生意的歙县徽商鲍连和其子鲍人龙、其孙鲍献去世后，留下了叶氏、叶氏、余氏祖孙三代三个寡妇，而且生意和家境也大不如前了。即使这样，叶氏三寡妇仍然继续为男人们的一个未竟心愿而努力奔波，这就是努力恳请当局减免长江沿岸船民历年积欠的不合理的“江夫河蓬银”赋税。在一再恳请未得结果、船民们为此忧心重重的情况下，叶氏三寡妇毅然决定，将自家仅有的两万两家财积蓄，悉数捐出生息为船民抵付税银，以解民困。鲍氏三寡妇的义举，终于感动了官府，朝廷后来也终于“豁免”了这项不合理的税赋。
在徽商驰骋商海创造事业的过程中，象这类徽商妇事例还有很多，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用神话手法描写的那位徽商程锁的贤妻“辽阳海神”，美丽聪慧、神机妙算、出奇制胜，使生意从困境中奇迹般地转亏为赢，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徽商妇“女中丈夫”的化身。而祁门汪村上门地方的那座“贻燕堂”庶母祠，则是对一位出生卑微却聪明伶俐，在商海中协助丈夫运筹打点，干下大事业的“庶母”之特别纪念。
3.才女名媛
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是女子必须恪守“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甚至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女子有太多的压抑和约束，极大地阻碍了女性潜能的发挥、女性人才的成长。古徽州之地“程朱阙里”，封建规条对女子制约严格，而另一方面，这一地域崇文向学民风淳厚，徽商的兴盛又使女性的潜能发挥有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因此千百年来，徽州女性在封建重压的缝隙中艰难地崛起，仍然出现了许多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巾帼奇人、才女名媛，成为徽州文化历史长廓中的靓丽风景线。
宋代歙县七贤村的方百花是箍桶匠方腊的妹妹。她少年英姿，自幼习武。方腊起义以后，方百花任义军元帅，在战斗中歼灭宋将领蔡遵、颜旦五千人马，占领了青溪，和方腊一道，纵横吴越，先后攻下了徽州、杭州等六州五十二县，控制了江南、浙江大部分地区。方百花在杭州凤山门馒头山点将，英姿飒爽，威振三军，受到义军士兵的爱戴。后方腊起义被宋军镇压，方百花不屈被俘，在开封英勇就义。
明末清初歙县女子毕著，出身官宦之家，从小不仅通文章翰墨，能鼓琴、善书画，而且能挽石弓、操刀剑。崇祯十五年，其父为蓟州太守，在拒清兵战斗中战死，遗体被掠。毕著誓报血仇，当夜率领了一队将士突袭敌营。她一马当先，闯入敌帐，左冲右杀，一箭射杀敌将阿巴泰，寻回其父遗体，一把大火烧了敌人营盘，把清兵打得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明末清初歙县篁墩的小女子蒋氏，是休宁新安名医程邦贤之妻。他长期随夫行医，敏慧肯钻，也有一手高超医技。有一天一位农人抱了一个出生才七日的幼婴上门求救。原来婴儿先天肛闭，粪便排不出，腹胀如球，眼看命将不保。程邦贤医术高明，见多识广，但这个小孩的状况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棘手。蒋氏经过观察，胸有成竹地安慰了农人，只见她从容进行了手术准备，用刀准确地进行了穿刺，排清污物后，用棉纱蘸蜂蜜通润开出的肛门。经过细心的护理，使幼婴成功地如常人可以饮食排泄，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例成功的肛门手术。蒋氏被徽州百姓拥戴，称其为“女先生胜男先生”。
徽州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孕育出不少文才出众的女诗人词人、女画家、艺术家，为徽州文化的辉煌增添了光彩。
宋代休宁寓居钱塘的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书香之家出身的朱淑真丽质聪慧，博通经史，精诗文、善书画、通音律，“文章幽绝，才色清丽，实闺阁所罕见者”。所著诗词作品大多已佚，其《断肠集》二卷，世人将其和大词人李清照《漱玉词》并称为“双绝”。
明末歙县的孙瑶华，天生丽质，能诗工曲，是南京曲中名妓。在朝代更替战乱之中，竭力囊助“江南大侠”汪宗孝慷慨毁家以纾国难，受人敬重。因其才艺俱绝，被世人称之为“今之李清照”。清代歙县人方婉仪是扬州八怪罗聘之妻。她幼而颖慧勤学，习诗书，长诗画，梅兰竹菊、山水之作出尘脱俗，名传淮扬，其女儿罗淑芳也擅长画梅。时人称之为“罗家梅派”。
清代黟县寄籍仁和的吴藻，十九岁丧夫，善琴，工词曲，精绘画，性豪放。词作清疏哀怨，华绝凄艳，兼有苏、辛豪宕之风，是和当时纳兰容若并称的清代两大女词人。人颂其“追踪淑贞，嗣响易安”。作品《花帘词》、《香南雪北词》等世人传诵。
清代歙县大阜的吴淑娟，自幼随父学画，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多有佳作。以《黄山图》、《两湖图》等闻名于世。宣统二年，画作参加罗马意大利博览会，得意大利皇后褒赞和收藏，中西报界纷纷刊载评价，多国博物馆索藏，被喻为“近世空前手笔”。吴淑娟秉徽州先贤热心社会公益传统，赈济灾民尤为竭力，作画义捐十分尽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义卖画作十余幅，所得画款全部捐赠给国际红十字会，深得社会仰敬。
清末民初还有一位黟县的奇女子郑彩云，又叫赛金花，她12岁离开家乡，身世坎坷，身处卑微，曾为洪钧妾室。在八国联军战乱之时，赛金花出面保护北京文物，救护部分同胞，曾说过“国家是人人的国家，爱国是人人的本份”。得到了刘半农、徐悲鸿、李苦禅等人的关切同情和支助。
还有一位叫程淑的徽州女子，用了几乎毕生的心血，和丈夫汪渊一道，集晚唐至元代名词284首成句，编成了一本《麝尘莲寸集》这一前无古人的词集，这是一部以名词成句为基础，呕心沥血的文学新创作。
在现当代，太平岭下的苏雪林，是五四文坛(冰心、凌叔华、丁玲、沅君)五大才女之一。她集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多才多艺，著作50多部两千多万字，辛勤耕耘八、九十年，103岁才辞世。
徽州的才女名媛，还有明末歙县的“女博士”吴娟、巧制柳叶诗的程璋、“海内闺阁第一”的休宁曹贞秀、名医汪瑞英、七岁能赋《春雪》诗，人称“小谢道韫”的黟县汪端、被称为“清女史第一”的歙县吴正肃、歙县“女杰”汪蓉、女小说家邵振华、胡适挚友曹诚英、烈士歙县的刘和珍、民初教育家革命家舒畅予、表演艺术家(和白扬、秦怡、张瑞芳齐名的)舒绣文、著名演员歙县三阳的洪雪飞等等。民国学者胡在渭1936年自编的一本《徽州女子诗选》，就收录了明清两朝63位徽州女诗人109首诗作。正是有这些在各个领域引领风骚的徽州女性奉献的聪明才智，才使徽州文化有今天的异样璀灿。
4.节妇烈女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华儒学的忠节观曾培育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忠节义士。然而当封建礼教将这种节操观套到妇女头上加以片面强化之后，又成为一道封建桎梏，拷出了无数惨烈的“节妇烈女”。明清古徽州社会被后儒理学充分浸润，女子守贞节成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为了殉封建礼教之道，徽州女人只能“存天理，灭人欲”，于是在这个“理学之邦”，“妇子之抗节守义宁为玉碎者多至不可胜记”，“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一部民国《歙县志》一十六本，“烈女”类就占了整整四本，记载了明清(至咸丰)歙县烈女竟多达8606名！同治《祁门县志》则载祁门这个小县的烈女2839名！这其中，有的是妻妾同守节、妯娌同守节、婆媳同守节的，有的甚至是婆、媳、孙媳、曾孙媳同守节的。黟县旧志也记载这个小县仅明清(到同治)就有烈女1834人。翻开这些县志，所谓“一门双烈”、“一门四烈”、“一门五烈”乃至“方门九节”之类叙述不在少数。据统计，在徽州城乡林立的各类牌坊中，表彰女子“贞节”的牌坊占三分之一强。歙县82座牌坊中就有37座是贞节牌坊，占45%。闻名海内外的歙县棠樾牌坊群，七座牌坊中就有两座是贞节坊。棠樾百来户人家，历史上先后就有贞节烈女59人！在徽州府城里至今尚存的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所建的“孝贞烈坊”，就集中表彰了府属“孝贞节烈妇女”“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口”！据资料调查，徽州女子守节时间最长的是清代歙县江村江珊之妻洪氏，她从十八岁出嫁，怀孕两月丧夫，一直苦熬到九十八岁，守寡八十载；还有清代歙县槐塘程梧之妻吴氏，25岁丧夫，“苦志守节”，寡居到一百零四岁，硬是守了八十年。而徽州女人最早开始守节的，是清代歙县的一位汪贞女，童养媳十岁就丧夫守节。在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里面，是许多惨不忍闻的悲烈故事。
清代歙县岩寺的蒋氏，是谢继缙之妻。蒋氏年仅十八岁，谢继缙就病故了。深受封建贞节观浸染的蒋氏决意殉夫做烈妇，她办完夫君丧事之后，乘人不备，在房里上吊，被婆婆及时发现，抢救了过来；她于是绝食求死，五天粒米未进却未能死掉；她想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又拿起斧头打自已的脑袋，鲜血齐流，又被大家手忙脚乱地拼命抢救，没有死成；虽然这家人加强了防备，无奈此女一心要“殉夫”，终于在一天凌晨，乘人防备稍懈，冲到窗前，从二楼栽下，脑袋撞在自家门口的石阶上，当场将石阶撞成两截，脑浆迸流，鲜血四溅，惨不忍睹。而当时一班迂儒竟觉得“蒋烈妇”真是太壮烈、太了不起，一个个对着还有点热气的尸体，摇头晃脑地呤诗歌颂，完成了一组“断石呤”！“蒋烈妇”也就成了徽州女子“贞烈”的一个代表，人们“至今以断石识其门”！
在大文学家安徽全椒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吴敬梓专门写了徽州儒生汪玉辉鼓励女儿为夫“殉节”的故事。当其女儿自尽，封建礼教的血盆大口吞噬了这个年青活跳的生命之时，满脑子封建理学毫无心肝的父亲王玉辉竟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小说生动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残酷。而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清代乾隆间歙县儒生汪恰闻的次女为夫殉节之事。当时吴敬梓的表兄金榘正在徽州休宁当教谕，其子金兆燕随父到徽州，亲闻此事，特地写了《古诗为新安烈妇作》，成为了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的生动素材。
清代歙县有一位汪氏，是潘九如之妻。她过门不久，潘九如就亡故了。汪氏为了“以死殉节”，决定绝食结束自己年青的生命，每天坚决不肯进食，谁知她自身身体抵御能力特强，绝食了二十三天，经历了人生最残酷的极端折磨，才咽下最后一口气。人们都唏嘘不已。
最让人感慨悲叹的，还有清代歙县潭渡黄时耀家的一名婢女张氏。她是其家仆人黄伊春之妻。黄时耀是大户人家，其母每天都设有将《列女传》、《女孝》之类女子书向全家小姐、媳妇们讲读的“必修功课”，婢女张氏一边服伺黄母，一边入迷地聆听这些“贞节”教育。不久，年青的仆人黄伊春意外病故，婢女张氏决意效法贞烈，哭着求主母允许她为夫殉节。黄母叹道：“你一个婢女下人，也要做烈女流芳百世吗？”张氏不听劝阻，关门上吊，被众婢仆奋力救下；张氏第二天又悄悄上街买来砒霜一口吞下，由于砒霜是假药又死不成；这时，婢女张氏干脆在自己的柴屋里摆上棺材，穿戴完毕，躺进棺材等死。黄母等苦劝，张氏却说：老夫人的好意心领了，其实在平时听老夫人讲孝女经那些圣书时就“心志已决”，不用再劝了。这位张氏婢女坚持赖在棺中，最后活活饿死。
民国《歙县志》列女卷的序文说：徽州之地，“素崇礼教，又坚守程朱学说，闺阁渐被砥励，廉贞扇淑，扬馨殆成特俗”，于是在明清以来徽州民间慕“贞节”的女子“动以身殉，刭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在徽州城乡那些或巍峨、或简朴的各种贞节牌坊，全是由马头墙内无数徽州年青女子用血泪和生命、用森森白骨所垒成。清代徽州大学者大思想家戴震亲见家乡女子生存的现实，终于发出了“后儒以理杀人”的愤怒控诉；大学者胡适也紧随戴震之后，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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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9 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