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不择手段的救急同样是一种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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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择手段的救急同样是一种恶

标签： 信用 ● 熊培云 （进入专栏）     如果没有记错，在我小时候，“策划”差不多是一个贬义词。比如“敌人策划了某个阴谋”，某某破坏是由特务“精心策划”等等。再后来，它慢慢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在各类媒体上被广泛应用。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报纸版面，右上角也加上了某某“策划”的标识，以此标榜报纸的含金量。再后来，随着网络营销大行其道，策划与炒作几乎成为同义词了。 比如最近引起争议的“谢三秀跪行求捐”的事件：一位母亲抱着患眼癌的六个月大女儿在广州大道跪地前行。她这样做，是因为一个名叫“广州的富家公子”的网民说，如果她从广州大道抱着孩子一直跪爬到体育中心，会立即捐二万元。然而跪行结束，这名网友却没有履行承诺，称“钱我是不会捐的，那是她自己作贱”。在媒体的广泛关注下，最后发现这是网络推手所为，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炒作。 有些事实可以简单厘清。比如该网络推手一再强调自己“纯粹帮人”“整件事我一分钱也没拿”。不错，其创意帮助谢三秀募捐了一些钱，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饰策划者营销自己以及事件本身的残酷。让一位已然不幸的母亲抱着孩子，跪行以求帮助，即使策划者心怀善意，其对生命的轻贱与蔑视，也是显而易见的。策划者似乎十分得意于此次策划的成功，然而在我看来，由于求援被简化为社会加诸社会的施虐，此次炒作最能反映的恰恰是策划者的无能。 我们是否可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一方面自然是因为那些辛酸的集体记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为了一个所谓的美好前程，这个社会已经在种种无视个体权利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中遭遇无穷挫折，此为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体现在本次募捐活动中的瞒和骗，直接构成了对公众的愚弄。 有人说，策划者是在救急，出此下策尚情有可原。表面上似乎是这样的，然而同样需要考虑的是，这种不择手段的救急是否是一种恶。且不说不择手段中的某些手段会给社会直接做减法（比如此次炒作利用“富家子弟”出场，若非后面被揭穿，势必进一步加重当今社会的“仇富心理”），当这种不择手段一次次被曝光，公众一次次被愚弄，其结果必然是公众对群体救济越来越缺少信心。换句话说，当策划者今天赌上公共信用以“全力救济”一个人的时候，客观上也在剥夺明天的另一个人甚至更多人被救济的机会。如此救济，何异于剜明日之肉，补今日之疮？剜多人（潜在需要被救助者）之肉，补一人（正需要被救助者）之疮？ 最近我在单向街的讲座谈论自由，其间有不少反馈，包括有人说到“越自由，越混乱”“其实没有绝对的自由”等观点。这些话其实多是误会。前者，自由并非越多越乱，因为真正的自由本身就是对秩序的捍卫与坚守，谁能说“越排队，越混乱”？后者，今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所努力求取的显然也不是什么“绝对自由”，而是“底线自由”。所谓“底线自由”，说到底就是要求能够尊重最基本的规则与秩序。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强调结果的平等，而在于程序正义。所谓程序正义与秩序仍是最大的善，也在于强调不要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世界万物，离不开一个因果律。事实证明，那些因不择手段而得到的，也会因为不择手段而失去，甚至连本带息，失去更多。 秩序与信用都何其宝贵。今天我们常常抱怨政府失信导致管理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大幅提高，稍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有“盐动天下”的乱局。社会失信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地方发现了瘦肉精，会连累整个猪肉市场；一家制奶企业出现了三聚氰胺，整个制奶行业都会受到质疑；一个假乞丐骗得一元钱，十个真乞丐可能因此失去被救助的机会。是否应该不择手段地救助，背后仿佛是一个道德两难，实际上却是一个剜肉补疮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