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当枪手的中共领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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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鲁迅当枪手的中共领袖是谁？

2011-04-20 08:17:15


1931年之前，鲁迅是个拿工资的人，也就是一个公务员。1912年五月开始，鲁迅在民国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都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拿薪水。后来到了上海，鲁迅没有上班。蔡元培建议民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学者编辑这样的职位，给一部分学者发工资，鲁迅就是其中之一。每月民国政府给这一部分学者发大洋300元，让这些学者衣食无忧。鲁迅有的时候，说这300元是薪水，有的时候说是编辑费。鲁迅拿着钱不上班，还写着骂民国政府的文章，历史上实在找不出这样的先例。1931年民国的议会决定不再为蔡元培建议的学者们发编辑费，鲁迅就走上了一个真正的作家道路。作家这个词，在英语词典里，解释为：靠写作生活的人。鲁迅从1931年开始靠写作吃饭，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英语里的作家了。
鲁迅写文章是很累的，虽然民国的报纸和出版机构，给鲁迅的稿费是很高的，但是毕竟不是固定的，鲁迅一旦停止写作，就没有了生活来源。鲁迅从1931年到他去世的1936年，是鲁迅最累最忙绿的六年。有人说，鲁迅计较稿费，甚至跟出版人打官司要稿费，这是鲁迅不得已而为之，鲁迅要吃饭，要穿衣，要给孩子和太太看病，这些都需要钱。鲁迅又认准了日本的医生和医院，比中国的医生和医院都贵了很多，开支是很大的。
鲁迅的文章一般都是自己写的，很少找人代笔，也很少找人当枪手。鲁迅的文笔和鲁迅的读书，让鲁迅的杂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鲜有人能够跟鲁迅当枪手。但是，有一个人的学识和水平，能够给鲁迅当枪手，并且也实实在在的当上了鲁迅的枪手，这个人，就是在历史上曾经两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散文家、诗人瞿秋白。
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人物。有的时候说他是英雄，有的时候说他是狗熊，有的时候，他残酷打击过别人，有的时候，他也被人残酷打击。有的时候他的文章被人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有的时候说他的作品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说党内有11路线斗争，瞿秋白是其中一次，给他的定义是左倾冒险主义。他曾经给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当过秘书，1927年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的鲍罗廷指定，瞿秋白代替陈独秀成为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为党内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被清算之后，接任他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瞿秋白就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到了上海成为一个领导左联的人，就像现在政府机构里那个非党的副职，一般都是管管文化之类，那些值钱的差事是不会分给他们干的。就在这个历史时期，瞿秋白跟鲁迅成为了朋友。瞿秋白的文章在本质上跟鲁迅的不同，他是赤潮澎拜那个类型的，而鲁迅是老辣犀利那个类型的。瞿秋白是诗人那样浪漫的，鲁迅是职业刺客那样干练的。但是在瞿秋白跟鲁迅成为朋友后，瞿秋白的杂文一下子传染为鲁迅那个类型的，并且老辣的味道一点也不亚于鲁迅。他成为鲁迅的枪手，是十分称职的。
瞿秋白为鲁迅写了12篇文章，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写成的，有的是跟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瞿秋白完成之后，鲁迅对这些文章有的做了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的文章鲁迅换了标题。找人誊写之后，鲁迅用自己的笔名寄给《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发表。《自由谈》这个副刊的名字随着《申报》的消失而消失，这几年《南方周末》的评论版，也叫起了自由谈，大概就有一份怀旧的情绪在里边，也有一些鲁迅的情绪在里边。但是谁想办一个《申报》那样的自由谈，恐怕是不可能的。
瞿秋白当枪手的12篇文章，鲁迅出版杂文集子的时候，一篇不落的选了进去。《伪自由书》选了9篇，分别是《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南腔北调集》选了两篇，分别是《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杂文集《淮风月谈》选了《中国文与中国人》。可见鲁迅对于瞿秋白的杂文是十分认可的，也是十分欣赏的。
瞿秋白的杂文火药味是浓烈的，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更加的犀利。因为鲁迅的特殊原因，他的杂文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瞿秋白来的有力。《伸冤》和《曲的解放》，还有《迎头经》和《出卖灵魂的秘诀》以及《最艺术的国度》，都彰显了瞿秋白的抗战意识和抗战决心。就是对鲁迅的敌人胡适的批判，瞿秋白也是超过鲁迅的，从《王道诗话》里，就可以闻到瞿秋白文章的火药味道。
鲁迅把于瞿秋白的杂文选进自己的杂文集子里，对于已经远离了中国大众的瞿秋白，或许也是一件好事。毕竟很多年中国民间是很难看到瞿秋白的文章了，就是出版了瞿秋白的书，也是很少的数量，并且销量也不会很好。而《鲁迅全集》至今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书籍，读到了鲁迅的这三本杂文，也就会读到瞿秋白本来就不多的杂文作品。也就是说，一个中共最高的领导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给鲁迅当枪手，也是十分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中国人说“文章千古事”，大概就包含了做官是短暂的，而好文章还是要流传下去这个简单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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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道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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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论”（２）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３），见胡适（４）《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５）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６）。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三○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７）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８），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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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按本篇和下面的《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以及《南腔北调集》中的《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２）“人权论”指《人权论集》。该书主要汇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在一九二九年间所写的谈人权问题的文章，一九三○年二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３）《栎园书影》即《因树屋书影》。明末清初周栎园著。该书卷二中说：“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因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这原是一个印度寓言，屡见于汉译佛经中。按周栎园（１６１２—１６７２），名亮工，河南祥符（今开封）人。（４）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一九二七年曾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后来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劳。一九四九年四月逃美国，后病死于台湾。

　　（５）何将军指何键（１８８７—１９５６），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胡适应何键之邀到长沙讲演《我们应走的路》，据传何送他“路费”五千元。（６）实验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认为有用即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要代表人有美国杜威等。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和信徒。一九一九年胡适在北京连续讲演宣传实验主义。一九二一年写《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为之吹嘘，文中说杜威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

　　（７）《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ｒｙＮｅｗｓ”）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日报，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创刊，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停刊。

　　（８）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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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冤〔１〕 　　李顿报告书〔２〕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３〕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 　　“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了。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么？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我们这种倾向十二万分的坚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４〕。不但如此，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 　　这一切都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５〕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达到远东永久和平的目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要还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三月七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李顿报告书　李顿（Ｖ．Ｌｙｔｔ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７），英国贵族。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际联盟派他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其中竟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有“不容漠视”的“权利”及“利益”。日本侵入东北，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紊乱”和中国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损害”；是由于苏联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使日本“忧虑”。在《报告书》的第九章中，把孙中山早年关于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帮助中国开发建设的主张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实际上是主张由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报告书》还荒谬地提出使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满洲自治”主张。当时国民党政府竟称这一报告“明白公允”，对《报告书》原则表示接受。 　　〔３〕　日内瓦　瑞士西部日内瓦州的首府，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 　　这里的意思是指英、法等帝国主义集团。 　　〔４〕　“缩短阵线”　这是国民党宣传机构掩饰其作战部队溃退的用语。如《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所载一则新闻标题为：“敌军深入热河省境，赤峰方面消息混沌，凌原我军缩短防线。” 　　〔５〕　这也是李顿在巴黎演说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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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解放〔１〕 　　“词的解放”〔２〕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 　　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３〕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平津会》杂剧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４〕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 　　〔短柱天净纱〕〔５〕　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　模仿中央榜样： 　　——整装西望，商量奔向咸阳。 　　（生）：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那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来一出“查办”〔６〕好了。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也还够唱的。 　　（生）：好罢！（唱）： 　　〔颠倒阳春曲〕〔７〕　人前指定可憎张〔８〕，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只不过假装腔，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急上）：阿呀呀，哙哙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么几挡，让我们好收拾收拾。（唱）： 　　〔颠倒阳春曲〕　背人搂定可怜汤，骂一声，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只不过理行装，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９〕，（生）：雷厉风行查办忙。 　　（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 　　三月九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词的解放”　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解放词”，该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其中载有他作的《画堂春》：“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３〕　温柔敦厚　语见《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４〕　热汤　双关语，指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进攻热河时他仓皇逃跑。日军于三月四日仅以一百余人的兵力就占领了当时的省会承德。 　　〔５〕　短柱天净纱　短柱，词曲中一种翻新出奇的调式，通篇一句两韵或两字一韵。《天净纱》是“越调”中的曲牌名。 　　〔６〕　“查办”　热河失陷后，为了逃避人民的谴责，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将汤玉麟“免职查办”，八日又下令“彻查严缉究办”汤玉麟。 　　〔７〕　颠倒阳春曲　《阳春曲》一名《喜春来》，是“中吕调”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阳春曲》前用“颠倒”二字，含有诙谐、讽刺的意味。 　　〔８〕　张　指张学良。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曾把失地责任委罪于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９〕　扶桑　据《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 　　旧时我国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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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头经〔１〕 　　中国现代圣经〔２〕——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传〔３〕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说不行！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与否，那么，当然“既非军事专家，详细计画，不得而知”。〔４〕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于经有之，曰“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已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５〕。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右传之一章。 　　传又曰：迎头赶和勿后跟，还有第二种的微言大义——报载热河实况曰：“义军〔６〕皆极勇敢，认扰乱及杀戮日军为兴奋之事……唯张作相〔７〕接收义军之消息发表后，张作相既不亲往抚慰，热汤又停止供给义军汽油，运输中断，义军大都失望，甚至有认替张作相立功为无谓者。”“日军既至凌源，其时张作相已不在，吾人闻讯出走，热汤扣车运物已成目击之事实，证以日军从未派飞机至承德轰炸……可知承德实为妥协之放弃。”（张慧冲〔８〕君在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席上所谈。）虽然据张慧冲君所说，“享名最盛之义军领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吾人之意想”，然而义军的兵士的确是极勇敢的小百姓。正因为这些小百姓不懂得圣经，所以也不知道迎头式的策略。于是小百姓自己，就自然要碰见迎头的抵抗了：热汤放弃承德之后，北平军委分会下令“固守古北口，如义军有欲入口者，即开枪迎击之”。这是说，我的“抵抗” 　　只是随日军之所至，你要换个样子去抵抗，我就抵抗你；何况我的退后是预先约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协，那就只有“不要你向后跟着”而要把你“迎头赶上”梁山了。右传之二章。 　　诗云：“惶惶”大军，迎头而奔，“嗤嗤”小民，勿向后跟！赋〔９〕也。 　　三月十四日。 　　九日的报上登出来了。 　　原文是这样的—— 　　第三段“现在通行的说法”至“当然既”，原文为“民国廿二年春×三月某日〔１０〕，当局谈话曰：‘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又“不得而知”下有注云：（《申报》三月十二日第三张）。 　　第五段“报载热河……”上有“民国廿二年春×三月”九字。 　　三月十九夜记。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中国现代圣经　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迎头赶上去”等语，见该书《民族主义》第六讲，原文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 　　〔３〕　传　这里是指阐释经义的文字。 　　〔４〕　“日军所至”等语，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载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答记者问：“我无论如何抵抗到底。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非军事专家，详细计划，不得而知。” 　　〔５〕　“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　一二八上海战事后，国民党政府为向日本侵略者乞降求和，曾同意侵入中国国土的日军暂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并“严饬”中国军队不得越界前进。 　　〔６〕　义军　指“九一八”后活动在东北三省、热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 　　〔７〕　张作相（１８８７—１９４９）　辽宁义县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８〕　张慧冲（１８９８—１９６２）　广东中山人，魔术、电影演员。曾于一九三三年初赴热河前线拍摄义勇军抗日纪录影片。这里引用的是他自热河回上海后于三月十一日的谈话，载三月十二日《申报》。 　　〔９〕　赋　《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注疏》解释，是“直陈其事”的意思。 　　〔１０〕　春×三月某日　这里的“×”，是从《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套来的。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用“×三月”，含有讽刺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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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卖灵魂的秘诀〔１〕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２〕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４〕，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五鬼闹中华”　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年四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３〕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　语出《孟子·公孙丑》：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４〕　太平洋会议　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一九二○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这里所指胡适准备出席的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面文中所引胡适关于“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等语，都是他就这次会议的任务等问题，于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所说，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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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艺术的国家〔１〕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譬如说，中国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２〕之类。当初说这太不像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同时，老实的民众真个要起政权来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实属反动之至。现在早已回到恢复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过一次〔３〕，草案〔４〕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再来挑选一次，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自然是被选举人了。照文法而论，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但是，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得扮成宪政国家〔５〕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就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现的民权，是纳税的方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６〕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７〕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并不是一面违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８〕：从这一方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其实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９〕而已”。其四，一面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１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呵，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１１〕！

　　三月三十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捐班　指不经科举考试，而用钱财换得官职或做官的资格。

　　清代曾明定价格，实行直接用银钱捐官的制度。

　　〔３〕　重新扮过一次　指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提出“制定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曾开过一次“国民会议”，公布过所谓“训政时期约法”，所以这里说“重新扮过一次”。

　　〔４〕　草案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及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

　　〔５〕　宪政国家　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到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成立民选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自由的借口；一九三三年，他们声称要“结束训政”、准备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只是企图用以掩饰和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６〕　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　这里说的上海，指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纳税华人会”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　赐同进士出身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８〕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一二八战事后，蒋介石、汪精卫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饰词，掩盖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结、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卫在徐州演讲中谈中日外交问题时，便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９〕　“小贫”　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１０〕　“国货年”　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进行宣传。

　　〔１１〕　“君子之中庸”二句，语出《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我所欲也

内外〔１〕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２〕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３〕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４〕。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５〕，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何香凝（１８７８—１９７２）　广东南海人，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于次日上海各报。 　　〔３〕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语出《庄子·田子方》： 　　“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４〕　“绝对不能言抗日”　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 　　〔５〕　心死的应该出洋　指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我所欲也

                         透底〔１〕
　　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来只剩得一个无底洞。
　　譬如反对八股〔２〕是极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３〕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４〕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他和我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惠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都像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活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会赞赏一番，说打倒偶像而打倒“打倒”者，确是透底之至。其实，这时候更大的蠢笨，笼罩了全世界。
　　开口诗云子曰，这是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５〕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物〔６〕……。这自然透底之极。其实，从前反对卫道文学，原是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该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么？
　　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是下列的一个故事：
　　古时候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主义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倒，而变成了僵尸，直立着，喉管里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呢〔７〕。
　　四月十一日。
　　来信：
　　家干先生：
　　昨阅及大作《透底》一文，有引及晚前发表《论新八股》之处，至为欣幸。惟所“譬”云云，实出误会。鄙意所谓新八股者，系指有一等文，本无充实内容，只有时髦幌子，或利用新时装包裹旧皮囊而言。因为是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个空虚的宇宙”，仍与“且夫天地之间”同为八股。因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仍与“子曰诗云”毫无二致。故攻击不在“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与“这个宇宙”本身（其实“子曰”，“诗云”，如做起一本中国文学史来，仍旧要引用，断无所谓八股之理），而在利用此而成为新八股之形式。先生所举“地球”“机器”之例，“透底”“卫道”之理，三尺之童，亦知其非，以此作比，殊觉曲解。
　　今日文坛，虽有蓬勃新气，然一切狐鼠魍魉，仍有改头换面，衣锦逍遥，如礼拜六礼拜五派等以旧货新装出现者，此种新皮毛旧骨髓之八股，未审先生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又有借时代招牌，歪曲革命学说，口念阿弥，心存罔想者，此种借他人边幅，盖自己臭脚之新八股，未审先生亦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透底”言之，“譬如，古之皇帝，今之主席，在实质上固知大有区别，但仍有今之主席与古之皇帝一模一样者，则在某一意义上非难主席，其意自明，苟非志在捉虱，未必不能两目了然也。
　　予生也晚，不学无术，但虽无“彻底”之聪明，亦不致如“透底”之蠢笨，容或言而未“透”，致招误会耳。
　　尚望赐教到“底”，感“透”感“透”！
　　祝秀侠上。
　　回信：
　　秀侠〔８〕先生：
　　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所谓新八股是礼拜五六派〔９〕等流。其实礼拜五六派的病根并不全在他们的八股性。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我是已经说过了；礼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八股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１０〕，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会弄得读者疑心你空虚，疑心你已经不能答辩，只剩得“国骂”了。
　　至于“歪曲革命学说”的人，用些“蒲力汗诺夫曰”等来掩盖自己的臭脚，那他们的错误难道就在他写了“蒲……曰”等等么？我们要具体的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假使简单地把“蒲力汗诺夫曰”等等和“诗云子曰”等量齐观起来，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误会。先生来信似乎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那《透底》里所以要指出的原因。
　　最后，我那篇文章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的，你的《论新八股》之中的那一句，不过是许多例子之中的一个，这是必须解除的一个“误会”。而那文章却并不是专为这一个例子写的。
　　家干。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八股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３〕　阴沉木　一称阴桫，指某些久埋土中而质地坚硬的木材，旧时认为是制棺木的贵重材料。这里借喻思想的顽固僵化。
　　〔４〕　功令　旧时指考核、录用学者的法令或规程，也泛指政府法令。
　　〔５〕　指祝秀侠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的《论“新八股”》，其中列举“新旧八股的对比”：“（旧）孔子曰……孟子曰……《诗》不云乎……诚哉是言也。（新）康德说……蒲力哈诺夫说……《三民主义》里面不是说过吗？……这是很对的。”
　　〔６〕　格物　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
　　〔７〕　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客吴稚晖，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写的《所谓赤化问题》（致邵飘萍）中说：“赤化就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再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８〕　秀侠　祝秀侠，广东番禺人。曾参加“左联”，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９〕　礼拜五六派　礼拜六派，又称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因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出版《礼拜六》周刊；故称礼拜六派。礼拜五派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
　　〔１０〕　“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　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曾发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一些人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文章发表后，祝秀侠曾化名“首甲”，与别人联合在《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文章，为被批评的错误倾向辩解。

我所欲也

大观园的人才〔１〕 　　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２〕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３〕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４〕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 　　而今时世大不同了，手里象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５〕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世造英雄（说“美人”要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６〕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人，而且有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７〕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８〕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９〕，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虽然，这新鲜压轴戏的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四月二十四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大观园　《红楼梦》中贾府的花园，这里比喻国民党政府。 　　刘老老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这里指国民党中以“元老”自居的反动政客吴稚晖（他曾被人称作“吴老老”）。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２５页注〔２〕。 　　〔３〕　大“放”一通　吴稚晖的反动言论中，常出现“放屁”一类字眼，如他在《弱者之结语》中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我今天再放这一次，把肚子泻空了，就告完结。” 　　“裤子后穿”，是章太炎在《再复吴敬恒书》中痛斥吴稚晖的话：“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载一九○八年《民报》二十二号） 　　〔４〕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吴稚晖充当帮凶，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５〕　“开放××”　指当时一些国民党政客鼓吹的“开放政权”。 　　〔６〕　徐娘　《南史·后妃传》有关于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记载：“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来因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成语。这里是指汪精卫。 　　〔７〕　“似战似和”等语，是讽刺汪精卫等人既想降日又要掩饰投降面目的丑态。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 　　〔８〕　“以天下与人易”　语见《孟子·滕文公》：“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９〕　入火坑　汪精卫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我所欲也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２〕，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３〕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４〕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四月十一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按本篇和下面一篇《真假堂吉诃德》以及《伪自由书》中的《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作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２〕“堕马髻”、“愁眉啼妆”见《后汉书·梁冀传》：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唬（啼）妆、堕马髻。”据唐代李贤注引《风俗通》说：“愁眉者，细而曲折；唬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侧在一边。”

　　〔３〕阿剌伯古诗人指穆塔纳比（Ｍｕｔａｎａｂｂｉ，９１５—９６５）。他在晚年写了一首无题的抒情诗，最后四句是：“美丽的女人给了我短暂的幸福，后来一片荒漠就把我们隔断开。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骑在骏马的鞍上。而经书——则时时刻刻是最好的伴侣！”

　　〔４〕长三幺二旧时上海妓院中妓女的等级名称，头等的叫做长三，二等的叫做幺二。

我所欲也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２〕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３〕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４〕——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５〕。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７〕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９〕，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１０〕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１３〕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节义、勇武、坚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欧骑士精神。骑士，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军人，属小封建主。他们标榜忠诚笃实，尚任侠，好冒险，崇尚爱情，艳羡贵妇。骑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战术的改进，渐趋没落。
　　〔３〕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见《堂吉诃德》第八章。
　　〔４〕《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有娄姓两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五百两的事。
　　〔５〕“特制钢刀”的事，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飞机捐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稍后，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改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在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７〕“诱敌深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断丧失国土，却妄说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这类欺骗宣传充斥于当时的反动报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国日报》的社论中就说：“浸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故吾主张政府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８〕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满族，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继位后被尊为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她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移用于修建颐和园。
　　〔９〕“反日”爱国储金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上海等地群众为了反日救国，曾发起救国储金，并成立了救国储金团。但储金团却为袁世凯所把持，储金存入当时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被他挪用为活动帝制的经费。
　　〔１０〕“国货运动”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发起将该年定为“国货年”，在元旦举行游行大会，并成立“国货商场”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出版《国货周刊》，宣扬“国货救国”。
　　〔１１〕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经》，佛经的一种。“九一八”以后，上海、北平等地国民党“要人”纷纷联名发起“金光明道场”之类的所谓“佛法救国”活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发起金光明道场戴季陶先生之“经咒救国”》为题，报导了这类活动。
　　〔１２〕岳飞奉旨不抵抗岳飞在抗金中战功卓著，但主张议和的宋高宗（赵构）听信内奸秦桧的谗言，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回，并以“谋反”的罪名将他下狱处死。
　　〔１３〕远庖厨语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畜也，见其生不忍见甚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１４〕菲希德（ＪAＧA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通译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他主张用科技强化德意志民族，强调民族至上。

我所欲也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２〕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３〕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４〕——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５〕。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７〕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９〕，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１０〕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１３〕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节义、勇武、坚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欧骑士精神。骑士，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军人，属小封建主。他们标榜忠诚笃实，尚任侠，好冒险，崇尚爱情，艳羡贵妇。骑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战术的改进，渐趋没落。
　　〔３〕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见《堂吉诃德》第八章。
　　〔４〕《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有娄姓两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五百两的事。
　　〔５〕“特制钢刀”的事，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飞机捐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稍后，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改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在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７〕“诱敌深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断丧失国土，却妄说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这类欺骗宣传充斥于当时的反动报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国日报》的社论中就说：“浸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故吾主张政府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８〕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满族，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继位后被尊为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她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移用于修建颐和园。
　　〔９〕“反日”爱国储金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上海等地群众为了反日救国，曾发起救国储金，并成立了救国储金团。但储金团却为袁世凯所把持，储金存入当时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被他挪用为活动帝制的经费。
　　〔１０〕“国货运动”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发起将该年定为“国货年”，在元旦举行游行大会，并成立“国货商场”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出版《国货周刊》，宣扬“国货救国”。
　　〔１１〕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经》，佛经的一种。“九一八”以后，上海、北平等地国民党“要人”纷纷联名发起“金光明道场”之类的所谓“佛法救国”活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发起金光明道场戴季陶先生之“经咒救国”》为题，报导了这类活动。
　　〔１２〕岳飞奉旨不抵抗岳飞在抗金中战功卓著，但主张议和的宋高宗（赵构）听信内奸秦桧的谗言，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回，并以“谋反”的罪名将他下狱处死。
　　〔１３〕远庖厨语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畜也，见其生不忍见甚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１４〕菲希德（ＪAＧA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通译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他主张用科技强化德意志民族，强调民族至上。

我所欲也

中国文与中国人〔１〕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 　　〔２〕　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　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观众教育

毛泽东同志说党内有11路线斗争，瞿秋白是其中一次，给他的定义是左倾冒险主义。他曾经给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当过秘书，1927年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的鲍罗廷指定，瞿秋白代替陈独秀成为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为党内第二任最高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