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歙县青年与邓小平的不解之缘（转）

徽水浮萍 · 发表于 2009-5-26 11:47

一宗惊人的奇案一段苦涩的历史一个无畏的灵魂
（作者：周瑞平）

一个窝居在安徽黄山市歙县深山里的青年，在1976年4月5日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大胆地给当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写了两封信，为邓小平鸣冤叫屈，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20年有期徒刑。关进大牢529天后，又突然被宣告无罪释放。当我们无意间打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时，发现这个名叫何恒月的青年，只上过3年小学，写信的胆魄和信中的远见令人惊叹不已。可惜何恒月早已因为贫困离开了人世。

一份发黄的判决书两份力透纸背的信

04年11月，我们在编纂歙县法院史的时候，在成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本沉甸甸的卷宗，里面一份业已发黄的奇特的判决书令我们大惊失色。这是一份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但在当年很规范的司法文书。我们把这份歙县法院于1976年5月2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摘录下来：
公诉机关：歙县公安局
现行反革命犯何恒月，男，二十七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文化程度初中。捕前住本县石潭公社联丰大队。现戴帽的反革命分子。
上列罪犯因现行反革命一案。经县公安局侦讯终结。向我院起诉，业经本院审理。查明：
何犯思想反动。一九六八年因书写反革命标语，被逮捕判刑七年，刑满释放后，恶性不改，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今年四月九日书写投寄了一封反革命信件。十四日又写反革命信件一封，内容极为反动。无耻吹捧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走资派邓小平，为其歌功颂德，声援打气，鸣冤叫屈。恶毒地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竭力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喝采，并为一小撮制造事端的反革命分子受到镇压而鸣冤叫屈，妄图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遥相呼应，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综合上述，何犯恒月思想极端反动。正当党中央公布两项英明决议，彻底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取得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之时，迫不及待跳出来，书写反动信件，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走资派邓小平歌功颂德，鸣冤叫屈，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情节恶劣，罪行严重，应予严惩。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队级革命路线，保卫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顺利进行，特依法从严判处何犯恒月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后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一式两份，上诉于安徽省徽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读完这份判决书，我们惊呆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寻找何恒月写给邓小平的信。庆幸的是，这两封信作为罪证完整地保存在卷宗里。第一封信写于1976年4月9日深夜。何恒月写道（摘录）：
敬爱的邓副主席：
首先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作为普通的社员，获悉你政治上受到冲击，这是暂时的霉气，根本不足为奇的，当然，对于你我之间在目前是感到非常沉痛的，更重要的是你在目前不能参加正常的工作，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自己的职权是一大损失。
因此，在你的问题上，尽管是对抗性的或者是非对抗性的，但并非敌对的，你对人民对革命（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心里都有一本账，博得了世界人民的爱戴和中国人民的爱戴。你是中国革命火车头，你早年出生入死，转战南北求解放，你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也磨灭不了的，你那种敢于反潮流与敢想敢干的乐观主义精神是空前少有的。你永远是一位政治革命家。
干革命总得一步一步地朝前迈，一口吃一个胖子是不可能的，但主要的还是要有耐性，不要认为摔跤了就永远趴在地上，灰心丧气不想再起，小孩子迈开第一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知道要摔多少跤，但是，要从摔跤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稳步前进……
何恒月写信的纸是从练习簿上扯下来的。同样作为证据保存下来的一本记着他在生产队出勤流水账的练习簿上，何恒月写信时力透纸背的字迹印在空白纸上，至今清晰可读。
何恒月用牛皮纸糊好了一只信封，端端正正地写上“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收发室转交邓小平同志收“。1976年4月10日上午趁石潭公社召开“批邓”大会，生产队不用出工的机会，何恒月怀揣着信，翻山越岭跑到邻近的昌溪公社邮寄。4月14日夜，何恒月又一次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他写道（摘录）：
敬爱的邓副主席：
在“四。五“事件以来，特别是来自北京的宣传消息，悉你遇到了不幸，而受到了他人歧视，正因为你的思想正视了现实，人们顺应你的教导，按照你的理想去重整河山的时候，全国人民将要按照你的意志为转移去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刻，然而你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你一生的善良美德被那此贪得无厌的人磨灭干净，不管谁对你进行施加压力和人身极力攻击，但人民不愿忘怀于你的，最后会给你作出结论的。
你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没有做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你忠实地执行了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你在国际上所作的极大贡献是令人敬佩的。
敬爱的邓副主席：你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日夜操劳，你急之人民所急，想之人民之所想，因此，博得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忠心爱戴……
……
敬爱的邓副主席，在此，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汇报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幼小失去父亲，哥哥双目失明，母亲体弱多病，家里生活十分贫困，饥寒交迫，无法解决，只有忍苦吞声，过一日算一日，讲句老实话，生活还不如过去，过去还可以借贷，实在不行，还可以到处帮工要饭为生，而现在是借不着要不到，但是，政府一再宣称社会主义国家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想不通，也找不到任何答案，来解决这种苦难的生活。因此，便来信告知，请你回信指教，我一定感激不尽。
这封信还没来得及寄出去，何恒月就突遭逮捕。

徽水浮萍 · 发表于 2009-5-26 11:49

轻而易举地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

1976年4月12日早上7点半，歙县昌溪邮政政代办所的吴岩（花名），从挂在昌溪合作商店门口的信箱里取出20来件平信，发现有一封寄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收发室转邓小平”落款“皖歙县石潭”的信，引起他“高度警惕”。他在两天后的书面材料上写道：“本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阶级斗争是纲’的教导，认为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敌人在新形势下活动的新动向。”吴岩认为此信件不能按常规发寄。便立即电话请示深渡邮电支局程局长。按局长的意见，吴立即将信交给了昌溪公社负责同志。

昌溪公社的潘干部和王干部拆开信一看，大惊失色，这是反动信！便马上送到深渡区吴干部手中。吴迅速向歙县公安局报告。

4月13日下午，歙县公安局将信件情况向徽州地区公安局局长和安徽省公安局请示，得到这样的指示：“此信的性质与以往不同，应扣下查办，并向歙县县委汇报。”

4月14日，歙县公安局写了一个“绝密”的《关于署名“何恒月”反革命匿名信的立案报告》给歙县县委和徽州地区公安局，认为此信是反革命匿名信，应立为重大案件，立即开始侦察，当晚，地区公安局向徽州地委和安徽省公安局作出书面汇报，称寄往北京邓小平收的反革命信件，内容十分反动，极力吹捧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邓歌功颂德。反革命旗帜鲜明，应立为反革命案件，迅速组织专案力量积极侦破。

歙县公安局对昌溪、石潭公社稍作摸查，轻而易举地发现何恒月并非匿名，他就是石潭公社联丰大队的何恒月！

这个何恒月在1968年5月，为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鸣不平，在家里，大路上，路亭里书写了“刘少奇无罪”等8条反动标语，被判7年有期徒刑，1975年6月才释放回家。是监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贼胆包天！”歙县公安局以“极大的革命义愤”，迅速破案。1976年4月15日下午，把正在地里劳作的何恒月五花大绑地拘留起来，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写于4月14日的信，并在他的家里搜获两个写好了的，准备用于投寄反革命信的信封、一本练习簿。这本练习簿中心两页有何恒月用圆珠笔书写反革命信的语句印痕，人、证俱获，案情大白。

4月15日，一个走村串户干阉猪活的兽医委托一名干部写了一封检举信，这个兽医和何恒月同住一个生产队。4月10日上午，何恒月去昌溪路上和他同行了一段路，还告诉兽医他去昌溪寄信。不识字的兽医警惕性很高，问何恒月寄信可在石潭公社寄，干吗要舍近求远？何恒月告诉兽医，这封信是寄给邓小平的，兽医说，“现在邓小平都已揪出来了，你这封信是寄不出去的。”何恒月说，“邓小平还是党员，如果这封信寄出，等几天没有回复，我就再写一封，还要给贵州省委书记、原来的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写信，李书记分地到户，农民生活好过。”兽医说，“你不要瞎搞，要犯错误的。”何恒月要求兽医不要作声。两人在路口分了手。

当天下午，何恒月被从高山顶上的家里押到山下，在徽杭公路经过的霞坑公社进行审讯。

“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是敌我矛盾。”

“邓小平还是党员，我想为邓小平翻案。”

1976年4月15日下午4时45分，审讯开始了。

负责审讯何恒月的是歙县公安局的洪彤（花名）。8年前，何恒月书写“刘少奇无罪”等反动标语案件，就是洪彤办的。洪华通冷冷的问，“八年前我们打过交通，现在又打交道了。”何恒月冷静地说道：“是的！”

令洪彤这位老公安没料到的是，他问了3句话后，何恒月就交待了写信、寄信的全部经过，便主动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用于写信的“东方红”钢笔，笔上还刻着一行“东风压倒西风”。

洪彤问何恒月为何要给邓小平写信。

何恒月说，“我从广播里听到，党中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我认为邓小平是党员，党中央对他留有余地，我就仍然称他邓副主席。

我认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有一定的国际威望，他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的讲话得到了各国人民的支持。”

洪彤火了，喝斥道：“我要你回答的是，你为什么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邓小平的反动罪行的时候，你偏要为他歌功颂德？”

何恒月低头沉默了一会，突然高声叫道：“我对全国人民愤怒声讨邓小平不服气，想为邓小平翻案。我对文化大革命时因为讲刘少奇无罪等话被处理不服，当时又年幼，写了反动标语，我是贫下中农子弟，完全可以进行内部教育的,却要去劳改，。”

洪彤问，“给邓小平的信是你一个人写的？”

“是我一个人写的。“

“是否和别人商量的？”

何恒月认真地说，“没有与别人商量，我不能瞎讲，瞎讲是陷害别人，要增加我的罪行的。”

审讯持续到晚上8点。何恒月毫不隐瞒写信的动机，所口述的信的内容和被查获的信一致。首次审讯一结束，歙县公安局宣布对何恒月进行拘留。

4月16日上午，洪彤、汪鸣（花名）两名公安人员来到联丰大队，邀集了大队干部们，分析研究何恒月的反革命犯罪问题，期望再深挖出何恒月其他罪行和同伙。谁知到场的5名大队干部都说，何恒月劳改释放回来后，参加生产劳动是好的。“出工积极，吃饱也出勤，没吃饱也出勤。”大队书记吴元树说，“我认为他家生活搞不好是个原因，经常吃了这餐没有那餐，生产队好几次救济过他家。他干出反革命的事是违法的，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大家批判，他偏要写信给他是不能容许的。”至于有无幕后指挥，吴元树认为，“他是独住一屋，平时不出来串门，别人也不到他家去。”吴建国说，“我看本队不会有人支持或与他一起搞的。”

公安员汪鸣说，“何恒月的犯罪是他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去劳改过，但思想没有改造彻底。”

洪彤最后说，要向社员们公布案情，号召大家揭批何恒月的反革命罪行。

经上级要求，联丰大队、石潭公社革委会分别向歙县公安局写了《关于对现行反革命分子何恒月要求逮捕法办的报告》。5月19日，歙县公安局向歙县县委、徽州地区公安局送去《关于署名“何恒月”反革命信的破案报告》，认为何恒月犯罪情况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罪行重大，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何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北京，保卫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上级“严厉打击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毫不手软”的指示，给研究认为：对重新犯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何恒月，必须依法逮捕，从严惩处。

这份报告同时抄报至安徽省公安局。

特事特办。5月20日，徽州地区公安局签发了逮捕决定。5月21日晚上，何恒月被依法逮捕。

第二天起，歙县公安局押着何恒月在歙县进行巡回游街批斗，一共斗了14场。

当时曾主持过批斗会的联丰大队书记吴元树回忆说，“何恒月被斗惨了，每次都要跪在地上，有时跪在凳子上，两个膝盖跪烂了，鲜血直流，晚上也不让他睡觉，要跪到天亮，好几次都晕倒了，幸好何恒月块头大，体质好，能撑下来。”头发花白，62岁的吴元树说，“我是拿着石潭公社给我写好的批斗稿，责问何恒月，“为什么要讲邓小平好？邓小评讲的白猫黑猫只要抓老鼠都是好猫。我心里嘀咕，在我们山里养猫是不管猫黑白，抓到老鼠当然是好猫。邓小评没说错啊，何恒月说邓小平好，现在想想，何恒月做对的。”

“当时大家都要和何恒月划清界线。”吴元树说，“我们山里人表面上对反革命分子不敢接近，心里面还是同情，大家都可怜他，但谁也不敢。，当时没东西给何恒月吃，他母亲悄悄送来一点山芋、玉米果子。”

何恒月的父亲曾经在皖南跟随新四军打过游击，早已病故，哥哥双目失眠，弟弟年幼无知，何恒月被抓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他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但这个深山农妇从来没有责怪过何恒月不该写信，她的心里深深的记着年轻时他丈夫和她绘声绘色讲述的刘邓大军英勇善战的故事。她不相信邓小平是坏人，更不相信儿子是坏人。

“她叹自己命苦，叹何恒月受苦太多。”老支书吴元树说。

“那个年代，定一起案判一人坐牢，就象山里妇女将玉米饼翻个个那样简单。”

1976年5月22日，歙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比照第七条第三款之规定精神”，认为何恒月应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罪，向歙县法院提起了公诉。

当天，歙县法院就向县委递交了报告。歙县县委常委讨论后，当晚作出决定，拟将何恒月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次日，歙县法院向徽州地区中级法院递交了《关于何恒月现行反革命案报请复核的报告》。5月24日，徽州地区中级法院就作了批复：经研究同意对何犯恒月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何等神速的判决！令我们目瞪口呆。

当时负责此案审理的审判员王忠成已经退休。“在游斗何恒月阶段，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审理。”王忠成说，他对何恒月案印象太深了。“这个青年，长的一般，但刚强，胆子很大，在公安面前交待很爽，都承认。他的两封信写的有水平，他只上过3年小学，是在劳改农场的7年学了很多文化。斗他时，很坚强，坚持自己是对的，说要用历史来证明。我们当时认为他死不改悔。向他宣判后，他也不上诉。”

“为什么判他二十年有期徒刑呢？”我们问。

“当时国家没有刑法，处多少刑罚是县委定的，法院无权决定。那时的法院只是挂了个牌子，没有审判权，而我们这些办事的，谁也不是诸葛亮，上级有规定，谁不办就抓谁，谁敢抵制？

何恒月这人好汉作事好汉当，敢作敢为。他为邓小平歌功颂德，不屈不挠支持邓小平，审判时，他一直坚持自己是对的，所以受到重判，这在当时是判的最重的。

现在想起来，当时瞎搞。那时讲阶级斗争是个纲，《宪法》上写着“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国家也没有刑法，公民权利无从保障。那个年代，定一起案判一人坐牢，就象山里农妇将玉米饼翻个个那样简单。”

王忠成自嘲地摇摇头说，“真是讽刺，历史真会作弄人，一年半后给何恒月平反的判决书也是我写的。”

“何恒月的案件是歙县法院第一个复查、平反的案件，他抓得快，公诉快，判得快，判得重，平反也快。” 王忠成说。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1977年7月25日，歙县法院分别向歙县县委、徽州地区中级法院递交了报告，提出应撤销原判，将何恒月释放。

徽州地区中级法院请示地委常委研究后，同意撤销原判决。1977年9月22日，王忠成写下了一份刑事判决书：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何恒月于1976年4月9日和4月14日先后写了两封信给邓小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判刑二十年，在定性和处理上均属不当。根据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撤销原判决，对何恒月宣告无罪释放。

同年10月8日，何恒月被无罪释放，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被关529天补偿80元

徽水浮萍 · 发表于 2009-5-26 11:50

因为贫穷他选择了死亡

又一份迟到的判决书慰藉高山上不死的灵魂

我们决定去探访何恒月。

从古城歙县出发，沿徽杭公路行车40多分钟，折进一个山沟里，半小时后车到了原来的石潭公社现在的石潭村后，就必须步行了。石潭村老村支书汪春雷听说我们为何恒月的事来，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当向导，挑着我们的摄影器材，领着我们向高山顶上攀登。

经过3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几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蓝天白云的高山之顶。何恒月的老家是一座不大的徽派民居，孤独地坐落在山坡的一小块平地上，斑驳的墙上，一个个没有任何遮挡的窗户象一个个幽深的黑洞。大门紧锁着。房子周围盛开着郁香的菊花，采菊的农妇告诉我们，何恒月家就剩下一个弟弟了，他到山上采野菊花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1979年何恒月自杀后，双目失眠的哥哥离家出走，至今不知死活，他的母亲前几年病逝了。

吴三娣老人是离何恒月家最近的邻居，已65岁的她背着一筐菊花刚回家。提起何恒月，老人没说两句眼眶就红了。“何恒月人挺好，相当好，对老对小都好。”吴三娣说，“他劳改一放回来，听说我的公公重病在床上，首先过来看望。”说着，她拉着我们到房屋后面，指着一间破房说，“何恒月回来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家失火烧起来，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敢救，是他第一个扛着五、六十斤重的水桶冲上去救火。”

“何恒月是被穷逼死的，他劳改回来，家里穷得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只有一口破锅。”吴三娣说着，眼泪流满了沧桑的脸。

何恒月无罪释放回家后，体弱多病的母亲已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哥哥双目失眠，弟弟身患严重肺病。家里连基本农具都没有，靠当年生产队里分来的粮食，一家人硬撑到1977年的冬天，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又借不到粮和钱，何恒月一次又一次给县委、省委、法院写信，希望能补助20元，置办急需的锄头、刀斧等农具；补助30元，添置床、水桶、饭锅、水桶等生活用品补助50元，解决一家人暂时的吃饭问题。

何恒月又多次写信，要求政府、法院能补偿他被无罪关押529天的损失。他提出，“受迫害的干部们平反了有工资补发，我作为农民，在家劳动会有工分。”但“上级”没有同意，希望何恒月把这笔政治账、经济账都算到“四人帮”头上。

经过何恒月一次又一次的申请，报告上盖了一个又一个公章，何恒月终于领到了人民币80元补助。歙县法院专门委托石潭公社的干部到联丰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宣布法院的改判结论，并称“何恒月同志”。何恒月当时听到这个称谓，激动得涌出了热泪。这是10年来第一次在社员大会上称他为同志！

何恒月一家4口人，就靠他一人在生产队干活争工分。没有一天日子过得稍微宽裕，常常吃了一顿不知下顿在哪里。何恒月作了多少努力想改变贫困的家，但在穷山村里，他无助无奈。

1979年的一个秋日，生产队开始收割稻子了，何恒月家里已没有一点点粮食，他和母亲伴了几句嘴。他突然发疯一样跑到山上。当大家追到他时，他已经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枣树上。

现在的村长吴小苟说，当年他20岁，是他和几个壮年汉子将何恒月从树上放下来，身体还有点热。生产队里拿出点木材，做了一口棺材，草草地将何恒月葬在他家的一小块自留地里。“本来按习俗该吃顿饭。但他家穷得什么也没有。”吴小苟说。

令村里人大吃一惊的是，1980年6月，歙县法院又给何恒月送来一份刑事判决书，写道：在复查案件中，发现1968年军管刑字第20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何恒月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不妥。复查认为，何恒月1968年讲“刘少奇无罪”是正确的。原判以此定罪是错的，此外，何恒月多次赌博，砍伐集体树木是违法的，擅自出卖集体的白果树一株，得款50元，但数量不大，尚未构成犯罪，据此，撤销原判决，宣告何恒月无罪。

“何恒月被冤枉两次，坐了两次牢。可惜，何恒月没能看到这份迟到的判决书。更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到邓小平带领中国人走上了富裕道路。”村长吴小苟说。他告诉我们，现在村里以种养茶叶、蚕茧、菊花为主，每家年均收入都在万元以上。村里350多人口，有100多人在浙江打工，收入可观。

站在吴村长的家门口，他指着一个挨着一个的山头说，早半个月前，我们这里真漂亮，山头上全是白的黄的菊花。“可惜至今上山下山的路仍是羊肠道，运送货仍靠毛驴,10里山路运100斤要7块钱呐。”吴小苟说，“要是何恒月活着多好，他会带领大家致富，我们村肯定会比现在要富裕。”

热心的村民要带我们去看看何恒月的墓地。经过他母亲的墓地，村民说，他母亲一辈子都命苦，活在贫困中，后来信了基督教。她死后，是当地的教会把她下葬修墓的。

站在矗立着8棵大树的山顶，村民指着一个乱石堆说，那就是何恒月的墓。只见用石头随意堆成的墓上、周围开满了白的黄的菊花。

四周密密麻麻的小桑树上的还挂着一些嫩叶。他的墓上放着一只空酒瓶，村民说，“那是他的弟弟喝干酒的瓶子，说放在那儿，让何恒月闻闻酒的香味……

我们看着这个无字墓，想着长眠在这里的一个无畏的灵魂，久久无语。

后记:虽然日月更替,伟人已逝,我们仍然坚持把这段苦涩的历史晾晒在21世纪的阳光下,为了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也为了让人们不要轻易忘记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是何等荒唐何等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