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精神重建”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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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精神重建”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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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中国不是没这个传统，而是缺少平台（arena）。 　　 　　“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 　　中国百年来的大转型中，有两个重大时期，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一是清末，即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走向绝路的时候，当时知识分子数量虽然不多，但起的作用非常大。另一个时期，今天通常用“五四”这个牌子把他们圈起来，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远非这个概念所能概括。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转型之路遇到了战争的极大冲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的和平期。 　　1949年以后，也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两个时期，但由于大环境使然，知识分子已难以发挥前两次那样独立的作用。一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一段，但这段很短。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都认为那是解放思想的一段时间，但回顾当时的言论，无论是尖锐度、深度，还是身边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经济现实和文化氛围，都比前两次差了一大截。此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深层变化。所谓看不见，不是说你感觉不到，而是在媒体上没办法讨论的事。而看得见的东西，就是过去30多年来商业化越来越重了，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商业化时代，人们变得世俗、功利，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再也难以像以前一样惊天动地。与此密切相连的，是社会分工越来越趋专业化，这也使得知识分子发生了严重分化。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越来越趋专业化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比如会计、医生、教师等。这批专业人士的数量，过去30多年增长最快，这也是中国社会从低度发达进入中度发达的一个标志。但严格地说，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所以进入高度分化的时代以后，人们通常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即指超过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的，才能称为知识分子。原来把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其实是不对的。 　　如果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那股改革的劲头能够延续下来，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一样。后来，受过高等教育，愿意当、敢于当知识分子的人大大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