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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这样说:“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社会上是这样流传的,而报刊发表的文章,有的也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规定,从敌占区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员,不论是谁都应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为了发挥江青的专长,将她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这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否则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而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的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在革命根据地,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不仅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课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参加政治活动,住集体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这样紧张,营养严重不良,加上不适应陕北的恶劣气候,所以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
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不听劝说,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说她们在毛泽东所住的延安窑洞里当面吵架,显然是子虚乌有的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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