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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优秀的教师都逃离了农村,不很优秀但有背景的教师也离开了乡村。因为如此,那些家庭经济宽裕的孩子,也逃离了乡村——去县城读书了;而那些会读书、经济拮据的家庭,为了孩子未来的命运,只有勒紧裤腰,甚至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进县城读书,否则孩子再聪慧,只要还在乡村学校读书,就考不上大学。于是城市学校越来越庞大,乡村学校越来越萎缩,有的合并,有的由于没有生源而关门。
这是家乡一位姓吴的老师对我的诉说:我家在县城,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一位教师。我从小就立志要当孩子王,师范毕业后要求分配到乡村小学教书,那时我充满了希望,把精力都放在教学上,开始是教低年级,由于教出了成绩,校长就安排我教高年级,并带毕业班。带了几年毕业班,带出了名声,因为在全县统考中我的学生中总有人名列前茅。县城重点学校也常公开招考教师,有人对我说,你去考,肯定能考上。后来浙江省几家私立名校寻找我,要高薪聘请,还是没有离开。可我没走,并不等于别的老师不走,那些优秀的老师一个一个地走了,有的调进了县城,有的到外地淘金去了。由于优秀老师走了,好的生源也流失了。尤其是多年的搭当数学老师也走了,我的语文教得再好,在全县也排不上名次,于是我也选择了离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乡村学校肯定比城市学校艰苦,但工资待遇比城市低得多。再说乡村学校不搞家教,城市兴家教,有的老师家教比工资还多的多。在乡村教书每月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而去江浙教书少也有五六千元,多的上万元,不走才怪呢?收入低是个原因,重要的还是让人瞧不起,找对象,人家一听是乡村教师,扭头就走。
这是堂弟对我的诉说,你侄子聪颖会读书,在村小学读了两年,他的班主任对我说,洪玟致很会读书,总是考全班第一,这孩子在这里读可惜了,你还是把他送进城里去读,别误了孩子的前程。堂弟是个做泥匠的,做一天也可赚一百元,可刚建了一幢新房,还欠着七万多元债。孩子在村里读方便,又不要钱,进城读要择校费,租房子要钱,吃饭要钱,还要一个大人陪着,生活成本太高,一年算下来,至少要过万元。可不去,在乡村读小学、读初中,显然考不起重点高中,考大学也就没希望,所以村里不少孩子只读了小学就没读,反正又考不上大学,不如趁早出去打工或帮大人做点农活赚点钱。读书不能改变命运,主动放弃这条路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到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后发现,1978年到1998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不知今年的高考考场里农村考生能占多少?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这是 8月5日《南方周末》刊登的《穷孩子没有春天?》里的一句话。如果从读书这条路来说,今天的穷孩子几乎没有春天。乡村学校没有好的师资队伍,没有优质资源,穷孩子在城里读不起书,他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即使出了个天才,在乡村读书,之后考取了大学,穷孩子也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李昌平先生用他的经历进行了对比,说明义务教育农家孩子读书反而更难。于是他如此感叹:教育改变人的命运!在这个年代,教育未必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一个好的社会,更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底层人获得平等上升机会的社会。其实这也不难做到的。我们曾经做到了,难道现在做不到?
按理,现在更应该做到,因为我国有雄厚的财政收入,去年的财政收入就超8万亿元,可1100亿元财政收入的时候做到了,为什么现在反而做不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孩子读不起书,表面上看,是农村家庭拿不出钱来,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城市在不断掠夺农村的公共资源。优秀的教师进城了,是政府用不同的收入分配掠夺了这一公共资源。
其实城市对乡村掠夺的公共资源当然不仅仅是教育资源,但教育尤其突出、尤其令人关注,因为这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很多农民父母对我这样说:俺们不在乎自己有多劳累,不在乎在外漂泊有多苦,只要孩子能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身份,就是累死也心甘。不知我的那位堂哥洪生水临死前,还有不有这种想法?他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了,可他死了,没有享到一天福。值得警惕的是:当教育这条能改变农家子弟命运的唯一通道被淤塞,让社会最底层的人看不到一丝希望和阳光时,这个社会就会让人窒息,矛盾加剧也就显然。
那位吴老师说,每个人都有理想,我的理想是要当一位优秀的教师,乡村学校没有高收入不要紧,可没有好生源不行。好的学生都进城了,留下的不是捣蛋的,就是有点傻的,这还有劲教吗?其实我不想离开乡村小学,是现实把我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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