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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1 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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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文化的平民色彩
在乡土田园意境中创造的“世界文化遗产”,徽文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古老而神秘的大门。她展示给世人的风姿绰影,是纯情而原始的。这种扑朔迷离的文化个性,沧桑厚重的文化表征,充满了清新、奇丽、典雅。原始的文化元素,仍然在平民中“活着”,古老的文化基因仍在不断“孳息”,恬淡的乡土民俗里,裹藏着大量珍贵的徽州人文信息。
徽文化的平民性,源起于显赫一时的徽州商帮。许多学者研究断言,徽商是徽文化孕育过程中急切催化的酵母。没有徽商刮起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经济风暴,没有徽商精益求精打造的后方文化乐园,徽州仍可能是一块文化处女地,也就没有徽文化一说。而这种浸染商人汗渍,沾满商人智慧的“文化”,一开始就烙下了平民印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为低等的。他们从商谋利,不仅在人格上受到极端鄙视,社会上受到无情挤压,法律上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发家致富,在政治上仍抬不起头来。在官府与世俗心理中,商人的职业并不显得光彩。他们始终将“商”与“丧”联系在一起,甚至衣食住行,也要受到社会伦理的种种挑刺。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结构,使得统治者信奉着“农本商末”的一贯政策,以农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统治阶级推行的抑商促农政策,不仅商人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且商人“合法”的利益也常常朝不保夕。在这种极其低*简陋环境下生存,商人取利是何等地艰辛,其所反映出的劳动的形态,其所表达的生活心声,也必然最能够真切地与社会底层的现实相吻合。古徽州商人,多半是迫于本地生存压力,“寄命于商”而流落各地的。起初并没有发财赚钱的想法,而仅仅是为了生存。从大量史藉记载看,徽商通过漫漫山道,茫茫水系,长途贩运土特山货,向江浙一带渗透。徽商的出息,均是自身九磨十难的结果。徽州人对自身的命运,显得万般无奈,但真正成功或暴富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血本无归,积劳成疾,无颜回家客死他乡;有的虽有所成,即遭官府盘剥;有的伐木放排,死无葬身之地。等到苦心经营衣锦还乡,又受宗法缠绕,“自愿”投身到“光宗耀祖”的土木建设中。徽文化的每一个基因,或多或少地含带这种复杂的情感元素。商人的世俗理念、平民的劳动心态、生活的酸甜苦辣,构成了徽文化的主体大厦。无论是牌坊、石桥、戏台、宅院、私塾,还是题额、天井、木雕、用具,都能从中找到商人思想的影子,折射出平民阶层的意识形态。
徽文化的平民性,得益于徽州相对独立的乡土气候。徽州特殊的地理区位,为徽文化的着床,铺垫了一方水土。徽州半封闭的地理,及水路网络发达的自然环境,决定着徽州人社会性格的两面性。一方水土造就了一方人性格。大多数徽州先民安土重迁,看起来相对稳定。但万千徽商的离土不离乡,又使得远离徽州的每一次社会动荡,都很快通过徽商媒介折射到后院,引起后方的动荡与不安。徽州是一块洁净的地方,留存着文化上的原始本真。徽州又是一块汲附各种文化,并加以消化的融板,嫁接出种种文化之葩。而徽商充当着外来文化初步消化过滤的角色。一切外来文化,都必须适合徽州的乡土气候,都必须养成徽州性格,都必须充满徽州韵味。否则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毁弃。在典型的宗法人居环境下,徽州人保守、率直、厚朴、顽固,骨子里遗有山越古风;在浓烈的程朱理学熏陶下,徽州人内秀、谦让、真切。徽州人讲究修身养性,喜欢儒质品味,他们大多纯情而坦荡,是一个理想实践主义者。徽文化的区域印记突出,地方水色十分明显。在徽州圈子中,他们使用同一种古语方言,创造了同一种区域风俗。他们源自于同一祖先,活动在同一区域,流传着同一种祭祀文化。这种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文化氛围,滋润着山村雨露,充满了山村馨味。徽州人乡土观念、地域概念、语音识别特别强烈,无论走到哪里,乡音不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徽商会馆存在。族人认祖归宗,同乡好叙亲谊,同宗荣辱与共,邻族相互竞争,使得徽州文化充满了时代变革,充满了活力青春。
徽文化的平民性,基于她结构的民间性。徽文化虽然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她来自民间,夯实于民间,是民间生活的抽象概括。徽州人杰地灵,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出过众多的重要历史人物。但他们均来自徽州民间,是千百万徽州人个体炼就的精华,充满了徽州人的共性。无论官爵再大,资财如何显赫,都必须承受家乡宗法文化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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