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龙潜行

卖铁郎

十年来，这家靠大量并购国企构建起产业帝国的民企，如何穿越重重矛盾冲突，又何以在最近遭遇大挫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沟区又迎来一个闷热的黄昏。这是个明快的北方小城，烧烤摊翻滚着羊肉串，啤酒瓶散堆在桌面，广场上男人叱责着孩子，女人骂着丈夫，每个人都彼此熟识。
　　若要破坏这番温馨景象，只需提两个名字：“陈国君”或“建龙”。谈起他(它)们，就如同在烛花中撒上了几粒盐。数天前，这两个名字在此以血腥的方式铭刻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史上。
　　通钢集团是吉林省最大的钢铁企业(下称通钢)，始建于1958年，主要资产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钢股份)。2005年最后一天，改制后的新通钢挂牌，建龙集团(下称建龙)以其吉林钢铁14亿元净资产出资占通钢36.19%的股份(吉林省国资委占46.64%的股份)。改制四年来，通钢原管理层和建龙矛盾重重：建龙指责通钢管理低效，自己这个二股东被边缘化；通钢人则称建龙把控通钢、转移资产，对待工人苛刻严厉。2009年3月，建龙决定退出通钢。7月份，又决定再次进入，并谋求控股。
　　陈国君为建龙高管，第一次改制时任通钢股份副总经理，二次重组时任通钢股份总经理。7月24日，他上任的首日，通钢万名职工聚集，并将陈国君数次殴打，延误救治致死。吉林省国资委当即宣布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凶手至本刊发稿时仍未抓获。
　　这是令人错愕的一幕。建龙集团1998年底成立，2008年，建龙实现407.9亿元的营收，位列“2009中国企业500强”第153名。十年来，其主要壮大方式就是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收购兼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近30年，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产权改革阶段也有近20年。为何血案的主角不是一个欠缺参与国企改制经验的民营企业，发生的时间又并非敏感时刻？
　　7月底、8月初，《中国企业家》四名记者分赴东北三省、河北、浙江、四川，探寻十年中建龙的足迹。我们发现，建龙十年，就是国企改制中，民企力量与国企力量正面碰撞、摩擦、融合的十年。一位知情者向本刊透露,在北京建龙集团总部有一个专门研究国企的智囊——专门看哪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濒临破产，适合建龙收购。十年中，建龙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参与国企改制的方法，如尽量保留被收购方原管理层，吸引有政府背景者加盟集团，重金投入技术改造，输入台湾中钢的先进管理理念等等。
　　这套方法曾无往不胜，但通钢事件成为一个巨大的分号。
　　潜龙勿用
　　《周易·乾》初九身处逆境，喻指君子应收敛光芒，韬光养晦以待时机
　　2009年，建龙董事长张志祥遭遇的第一次重挫，不是在通化，而是千里之外的宁波。
　　年初，张志祥与其他民企股东一道，彻底退出其苦心经营数年的“样板工程”——宁波钢铁(原宁波建龙)。
　　宁波北仑港，八层高、土黄色、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台塑大楼高傲地俯视着碧波，然而它的气势还抵不过邻居宁波钢铁的两个巨型焦炉。
　　这个钢铁帝国本来应该属于张志祥，现在与他已毫无关系，不仅如此，因此项目，张的名字曾与2004年轰动一时的戴国芳并列。
　　原宁波计委重大项目前期办主任罗德荣告诉本刊记者，“宁波是张志祥的伤心地。”
　　2003年，创立建龙五年的张志祥投身于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企重型化运动。
　　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曾一度被视作“夕阳”产业，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登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强劲的部分，这一轮，主要推动力量来自民资。登上这个名单的都是当时最活跃的民营企业家：郭广昌、沈文荣、刘永好、王林祥……
　　张志祥以钢铁起家，五年来建龙的钢铁产量已从最初的10万吨翻了30倍，但尚排不进中国钢铁行业前20名。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超越计划，在浙江宁波和黑龙江双鸭山新建两座钢厂，宁波建龙更是他心血所系。
　　按照规划，宁波建龙铁、钢、材年生产能力将达到600万吨，年销售产值将达150亿元，工程分两期，全部工程完工耗时三至四年，投资超过200亿。
　　张志祥和已入股唐山建龙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都将宁波建龙视作未来建龙钢铁板块的主力。据传，这一项目令邻近的宝钢与沙钢倍感压力。
　　宁钢建龙的产品定位、设施情况与厂房建设，样本是宝钢的最高水平，业内将之称为“小宝钢”。据说宝钢第一任总经理黎明也曾来宁钢考察，对张志祥的魄力与低调潜行的风格十分赏识。如果此项目建成，有专家预测对中国钢铁工业会产生数方面影响，首先是单位面积产钢率高，再者设备国产化率高。国有企业建钢厂，轧钢线基本全部进口，而建龙将粗加工环节全部国产化。宁波建龙上了第一条热轧中宽带生产线之后，国内后来复制了17条，这是热轧中宽带设备第一次真正国产化。
　　对建龙而言，精打细算是不得已。以当时建龙的身份和规模，难以取得银行信任，贷款很难，主要靠股东投资。意料之外的是，这一困境后来却成为其生机。
　　宁波市对此项目倾力相助，北仑深水港为适宜建大型钢铁企业的天然良港。2003年，该港口货物吞吐量为全国第二位，临港水深25米，可直接进17万吨的大船，条件优于宝钢，在此之前，宁波为建钢厂已论证十年。
　　然而，就在项目完成80%时，2004年3月，江苏铁本事发，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打响的第一枪。铁本设计生产能力达840万吨，轰轰烈烈上马，连闯红灯，被国务院叫停，其老板戴国芳在常州市看守所羁押四年，2009年4月刚刚重获自由。
　　两个月后，宁波建龙也成为宏观调控重拳的靶子。至2004年7月27日，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称，宁波建龙公司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项目审批、土地审批、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问题。
　　与铁本类似，在审批项目上，宁波建龙将600万吨钢项目拆分成七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实际占用土地3490亩，经省国土资源厅批准的只有1459亩，其余2031亩土地，是从批准供给另外五个公司的建设用地中调整而来的。
　　一时风声鹤唳，外界预测宁波建龙会成为“铁本第二”。
　　工程暂停，为维持员工生计，宁波建龙将厂区的一小块地卖给了德国公司林德气体，最困难的时候，原宁波建龙总经理，后曾调任通钢集团任总经理的李明东，带着工人一起去挖煤。凭着张志祥的面子，工厂餐厅的老板允许建龙员工赊账吃饭。
　　所幸，张志祥并未重蹈戴国芳的覆辙。“铁本叫停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用地变为工业用地，宁波建龙是在工业开发区，贷款比例也不高。”建龙一位高层告诉本刊记者。
　　据宁波银监局调查，截至2004年5月20日，宁波建龙在宁波七家银行的授信余额为10.19亿元，贷款余额7.29亿元，而铁本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43.39亿元,贷款达160多笔。
　　另外，铁本事件影响过大，处理过程连江苏省也无法掌控，而国家发改委同意了浙江省对宁波建龙的重组方案，实施时权力下放给宁波，宁波又强调遵循企业自愿原则，政府仅承担协调人作用。
　　2005年8月，国企杭州钢铁进入，持股43.85%，成为控股方，建龙29.17%，南京钢联持20%，福建联华国际信托占4.5%。三家民营方持有的股份总量刚好超过50%。2006年7月，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更名为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当时谈好杭钢负责管理，这是重组的一个条件。我们的管理人员差不多都撤出来了，老总全部是他们的人，我们只留了一个管工程的，董事会有一票，财务也不清楚。”上文中的建龙高管说。但重组后企业运营的效率始终达不到建龙的期望。
　　杭钢尽管利润状况良好，但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业务，钢铁主业表现平平。在钢铁业最红火的日子，重组后的宁波钢铁运转状况一般。2008年下半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宁钢陷入亏损状态，停了两座高炉，2009年前两个月亏了4.5亿，三家民营股东坐不住了，本来失去控制权的张志祥对宁波钢铁已视同鸡肋，如今再背包袱实无必要。
　　与其在通钢二次重组时提出的条件类似，建龙提出：要么退出宁钢，要么就控股收购。
　　这一次，宁波钢铁找到了实力雄厚的接盘者，早就虎视眈眈的宝钢。杭钢先买下三家民营股东的全部股份，然后又在2009年3月将其中56.15%股权以20亿元出售给宝钢。“在现场，宝钢曾提出进宁钢的条件是原来建龙的人我都要，杭钢的人不要。”一位接近项目的人士向本刊透露，“宝钢可以说这话，他是国家树的标杆，建龙这么说就犯了弥天大罪。宁波建龙曾是宝钢的一块心病，但无论资产质量还是人员素质，宝钢还是很满意的。”此信息在宁波钢铁处未得到证实，收购后宝钢展开“百日整合”，本刊记者采访时，恰逢宝钢在对宁钢做文化培训。
　　宁波钢铁至此彻底斩断了与建龙的血脉。在此之前，张志祥的发展路径一直是通过收购兼并地方国有企业，这是张志祥创业以来第一个自建钢铁项目：“国退民进”急先锋建龙，却在这个项目上遭遇了“国进民退”。
　　当事人对此有何态度?张志祥选择了三缄其口。之前他还偶尔接受媒体采访，之后更加神秘。本刊记者曾就此事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博客)交流。周不赞同给此事贴上“国进民退”的标签。“进或退，这完全是企业从自身利益考量做出的决定。张志祥可以用股权转让回收的现金去投其它有价值的项目。”
　　张的同事则说，张觉得无论是宝钢还是杭钢进，项目毕竟还是活下来了。
　　退出宁钢后，张志祥再次转战东北，7月份，控股收购通钢方案出笼，其中以现金形式出资10亿元。谁又能想到，这次“以退为进”给建龙带来的是更大的挫折。

卖铁郎

见龙在田
周易·乾》九二龙出现在地表之上，喻指君子胸怀大志，已经崭露头角

　　浙江上虞东关镇西泾村，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清晨仍可见农妇在石阶上搓洗衣服，走到村口就可以听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村中从事金属加工的家庭式小作坊随处可见。1967年，张志祥出生于此。

　　张家三层小楼位于深巷尽头，虽然显眼，从外面看却算不上豪宅。张志祥敢于频频碰触国企，背景一直引人猜测，但据西泾村文书介绍，张并无显赫身世。他原名为张志强，其父张金富原来是村里一个从事养殖种植业的老板，2002年张金富花了十多万给村里修了座小石桥，村委会想让他冠名，他拒绝了。张志祥低调的作风与其父一脉相承。

　　据说张志祥已数年未回老家，但他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可谓家喻户晓。一个小作坊老板说，张小时好学用功，很聪明，村里一群孩子去划船、钓鱼，张钓的鱼总比别人多。

　　1989年自浙江工业大学毕业后，张志祥到上虞土产公司工作，在再生资源回收科做钢铁贸易。“那时候我们挺赚钱，进来的人都要有些门路，张志祥倒没什么关系，但他是我们这儿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当年的资源回收科科长马尚幼说，张给他的印象是能吃苦，不浮躁，决定做什么事就钻到底。

　　资源回收科的工作是把收来的废钢铁交给上海和杭州的钢厂，然后换回钢材，几千吨废钢换几百吨钢材，利润丰厚。张看出这是个好生意，1994年成立了忠祥实业公司，最初属于上虞县的三产企业。他是土产公司第一个下海的人，马尚幼等老同事都劝他不要丢了铁饭碗，如今马尚幼开玩笑说，从报纸上看到陈国君年薪300万，“我没想能挣这么多，但跟他走了也不会现在卖彩票了。”

　　与张志祥一起创业的，有他的弟弟张伟强，以及表弟陶忠海，忠祥实业最初也做钢材贸易，比土产公司灵活，进出货不用层层报批，后来土产公司都要去他那里拿货。

　　据媒体报道，离开土产公司时，张志祥借了5万元，到1998年，资产已经超过18个亿，产业遍布绍兴、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宁波、北京等地。这一年，他迎来了从贸易进入实业的机会，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国企改制。当时的河北唐山市有关部门找到张志祥，希望让他接手濒临破产的市属企业遵化钢铁厂。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1998年，国企亏损面超过40%，成为历史上亏损最严重的一年。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1997年，全国各地出现了第一次国企出售潮，遵化钢铁厂就是其中的一朵小浪花。

　　1998年12月17日，张志祥注册成立遵化建龙钢铁厂,一周后，签下租赁遵化市钢铁厂5年的合同，2000年3月6日，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更名为建龙钢铁总厂。据悉，其先以3000万买断遵化钢铁厂流动资产，然后以800万元租赁工厂的固定设备，而后经过债权、债务评估，最后以600万元买断了整个遵化钢铁厂。据原遵化钢铁厂一位中层干部向本刊透露，当时遵化钢铁厂评估的价值为2个亿，但虽经本刊记者几番劝说，他最终未出示相关证据。

　　据遵化钢铁厂原负责销售的张贺清表示，1998年建龙租赁钢厂前夕，行业形势确实不好，但就在建龙正式收购前，钢材价格暴涨，一吨单价从1600多元涨到4000多元，就这样还供应紧张，客户堵在门口，钢厂只能用农民的办法，抓阄，谁抓着了卖给谁。他认为遵化钢铁厂不是改制时所说的亏损企业。

　　彼时民企收购国企，多采用不剥离负担的承债式重组，建龙承担了遵化钢铁厂所有的债务与人员安置，其中隐藏的纠葛至今仍未完全厘清。在遵化钢铁厂家属区，几位老工人告诉本刊记者，时至去年，建龙依然上规模裁员，而提前下岗的工人每月只能领取190元。

　　遵化钢铁厂有2000多工人，200多人在改制后内退，工资基数不过500元，因为退休金过低等后续问题，工人曾多次与建龙交涉。建龙总部2003年底搬到北京之后，工人曾四次赴京找张志祥反映问题。“前两次派了5个人做代表，后两次去了100多人，租的大巴车。前三次见到张志祥了，还算客气，但没什么效果，最后一次弄得很僵，建龙报了警，差点把我们收容了。”其中一位工人代表回忆。但据说建龙对于几个带头上访的离退休员工给了更高的补偿，以平息此事。

　　尽管麻烦不断，但显然张志祥尝到的甜头更大。那时钢铁业刚刚进入景气周期，2001年唐山建龙就实现销售收入10.4亿元，利润2.3亿元。这一年，他进入东北，手法与在河北如出一辙：首先注册成立吉林建龙钢铁有限公司，然后租赁吉林市明城钢铁有限公司。

　　明城钢铁位于距吉林市100公里的磐石市明城镇，始建于1969年。到1999年企业已经营不下去了，资产负债率高达149.4%，社保、集资、医药费、工伤补助抚恤金等内欠数额之大，老员工回忆说领导都不敢统计，后来计算是5308万元。

　　先租赁后破产再出售重组的方式，是后来有关部门总结的明钢改制的成功经验，这样操作，市政府和企业都能留出时间处理债务包袱。不过最初明钢职代会没有通过企业破产议案，市领导又做职工的工作，才算通过。建龙以9784.29万元收购了破产后明钢的全部资产。这构成了吉林建龙的主体资产。

　　尽管有关文件中写明企业改制方案需要征求职工意见，但不需要表决，仅有职工安置方案需要职代会通过。不过操作中，国企职工参与改制愿望强烈，将之排除在外就会引发冲突。明钢破产重组时选派10名职工代表到河北遵化建龙考察，效果甚佳，回来后参加考察的职工代表自动劝说同事。

　　明城镇仅明钢一户大企业，市民中很多全家都在这个厂上班，工厂停产，全家就没饭吃，建龙以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因此并没有遭遇强烈对抗，4月份进入，5月份替明钢还了1000万职工内欠。

　　“改制时把我们叫到厂里的俱乐部，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就说工资挺长时间没发了，给发工资就行，第二天一早工资就发了。”工人徐德富回忆，他记得改制时也曾有人堵路，堵工厂大门，还有人喊“××老厂长万岁”。“实话和你讲，老国企改制没有不需要发泄一下的，老厂长在位时大家意见其实也很大。”

　　拿下明钢第二个月，张志祥杀回河北，托管了承德华峰钢铁水泥有限公司。2002年，承德市拍卖行拍卖华峰钢铁水泥破产资产，唐山建龙毫无悬念地中标。其参与改制的路径与明钢大同小异。

　　华峰钢铁水泥一位原企业中层透露，当时企业资产评估为8亿多，而建龙以不到1.5亿元价格买下，而且这笔资金至今还没有付清。不过他也承认，要不卖给建龙，“就算80个亿也要烂在那里了。”

　　改制前，1995年，华峰钢铁水泥曾与香港新恒基组建合资公司，效益不佳，1997年前后双方分立。一些退休工人也向本刊反映社保基金未交齐等情况，但引发他们不满的根源并不全在建龙。2008年春节，社区内当时暖气坏了，物业挖了大坑，暖气没修好，坑也没填上。主辅分离后，这部分应该归从原公司中剥离出去的物业公司管理，但物业公司的人把手一挥，找建龙去。

　　由于体制原因，老国企周围难免有寄生生态链，通钢如此，华峰钢铁水泥也不例外。2002年6月，本刊记者第一次拜访张志祥，他讲述数日前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2点，被当地百十来号农民围着，堵在办公室里。原因是农民想从厂里弄些二氧化硅出去卖钱，在过去这算不了什么，如今张志祥自然不同意，直到公安部门介入，事情才平息下来。

　　“那一次，我差点气哭了。”当年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个外表文弱、内心沉稳的人，极少出现难以自控的情绪。

　　1998年之后，由于地方出售国有企业过急过快，引发了许多问题，中央开始急刹车，改制一度陷入停滞。时年新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

　　等到张志祥真正向国企发力的2001年-2003年，适逢十六大前后。十六大报告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企改制又掀起了一次高潮。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一项课题研究提供的数据，这三年中完成改制的企业数量占已完成总量的65.2%，以中小型国企为主。

　　此时的张志祥已不满足做“钢铁侠”，他开始谋划在产业链上下游寻找猎物。

卖铁郎

飞龙在天

　　《周易·乾》九五矫首云间，腾跃翻滚，喻指君子处世得意,事业如日中天

　　在有些人眼中，张志祥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从破败的国企大厦上挖来的砖瓦——有时是整座大厦。另一部分的判断恰恰相反，张志祥是将那些在多年沉疴中呻吟的老国企，从深渊中拎出的一只巨手。

　　张志祥，也许认为自己既不是国有资产的偷窃者也不是拯救者，只是个生意人。

　　外地人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鼻腔可能会有小小不适，这里空气中飘荡着微尘。当地人对粉尘的来源又恨又爱，它就是铁矿。

　　2001年，建龙整体收购河北宽城豆子沟铁矿，该矿为市属国有企业，始建于1991年，这是建龙收购的第一个矿业公司。最初探明铁矿储量5600多万吨，经过不断开采，现储量约为2775万吨。

　　宽城铁矿一直效益颇好，矿长叫苑占永，建龙收购后，苑任宽城满族自治县政府副县长，主管工业。不久即辞去公职到建龙组建的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公司，后成为集团高管。据一位姓罗的原副矿长透露，买下此矿建龙花了不到一个亿，另外据说还出资几千万帮宽城县盖了政府大楼。

　　目前建龙的矿业板块已拥有21座矿山，除自供外，还可出售一部分矿粉。

　　2006年，建龙收购了浙江最大造船企业扬帆集团100%股权，扬帆始建于1952年，前身为舟山船厂。双方谈判进行了一年多，2005年恰恰是造船行业的小低潮，收购协议签订后不久，形势变好，订单一张接一张飘来。“你可以说张志祥有眼光，也可以说他运气好。”一位匿名的扬帆集团高管说。

　　收购之前扬帆造的船档次较低，建龙尚不能生产造船板，但未来准备上该项目，扬帆是颗建龙埋下的棋子。

　　在本刊记者走访的数家企业中，扬帆从普通员工到高管对建龙和张志祥的评价最为一致。过渡并无痛苦，这得益于建龙进入之前，扬帆已改制，买断了职工的国企身份，采取有限公司运作。被建龙收购后，扬帆没有一个员工去上访，这种情况在舟山市也不多见。

　　扬帆图书馆外，一个青年员工对建龙的名字很陌生，“你说我们大股东啊，要不是通钢的事，我都忘了和它也有关系，我接受的培训，都在说扬帆的历史和企业文化。”

　　张志祥每年大约只来这里两次，每次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不带秘书也没有保镖，吃饭就在员工食堂，年终也讲话，可话不多，相比他讲话的内容，扬帆高层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的酒量。张志祥酒量不大，两杯啤酒下肚就要找个沙发睡觉，但酒品甚好，让喝就喝，大家摸出规律，每次只让他喝一杯。

　　与通钢迥异的是，扬帆原管理层与张志祥配合默契。原董事长徐裕康被挽留，徐在企业中威信极高，下属将之称为“大哥”而不是“徐总”，徐得了感冒，普通员工都频频给办公室打电话询问病情。这样的合作伙伴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收购者的噩梦，但徐裕康有话语权而不强势，据说与张志祥性格颇为相似，但比张更幽默，讲话滔滔不绝，听众笑得前仰后合。

　　从钢铁到资源，再到造船，建龙帝国的产业板块在对国企的并购扩张中一步步延伸。最新形成的板块，是装备制造。

　　2007年12月，建龙参与对佳木斯电机的改制工作，并参股42%，居第二大股东。2008年9月17日，建龙控股四川川锅锅炉有限公司。

　　记者走访了四川川锅锅炉有限公司，在这里，听到的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建龙。

　　2008年12月建龙对川锅增资，持股比例达到了80%。“他们的态度有点趾高气扬，‘看，你们老国有企业不行吧，是我们收购了你们，你们才能干下去。’把我们都当成亡国奴一样，而他们就是救世主。”二分厂生产科一位李姓员工不满地说，“老川锅一些干部受不了就辞职走人了。”新川锅董事长已更换为来自建龙的付波，财务总监也由建龙委派的韩红霞担任。

　　这是个复杂交易。五年前，当成都已基本完成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时，川锅因经营情况比较好，尚有盈利，免于改制命运。直到2005年，川锅尚有7个亿产值，2200万利润。然而，川锅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仍能够时刻感觉到成都市政府改革老三线企业的迫切。

　　2005年4月5日，成都市国有资产重组及股份制工作领导小组,为川锅设计了“先成立新公司，再破产，再转换职工身份”的改制思路，按此思路，川锅出资1000万元、民营房地产企业四川省鑫泰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4000万元，同年6月，成都市国资委下属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也注资1472万元，在川锅的厂房、设备、人员基础上成立川锅锅炉有限公司。

　　然而，2008年1月19日，因经营不善，川锅“转盈为亏”，鑫泰宇公司单方面宣布停产撤资，这一行为令川锅人对民营企业产生不信任感，建龙恰在此时出现，最终以9888万元成为川锅锅炉有限公司绝对控股股东。

　　2009年1月，破产清算小组答应给每个员工三个月安置费，每个月400多元，后来却连这1300元也不发了，200多个职工代表抗议，破产清算小组说人数太少，代表不了职工。愤怒的五千职工与家属围住破产清算小组两天一夜。还是建龙出面协调，出了三个月的安置费。连带鑫泰宇参与经营时，拖欠职工的3000多万社保，也由建龙支付。

　　即使如此，小李依然不满，过去老川锅都有加班费，如今只有“五一”、“十一”才算加班。“看上去我们工资涨了10%左右，其实加班费也都算在里面。”不过，他又有些矛盾，“说句良心话，建龙来了半年，新产品开发超过以前两三年，一些产品是原来老川锅想都不敢想的，订单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左右。它比原来的那个鑫泰宇还是更了解我们。”

　　选择川锅，建龙主要是看中了其生产资质。川锅拥有A级锅炉制造证和三类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国内拥有这些资质的企业不过二十余家。建龙有意涉足核电，在川锅厂区内，随处可见“进军核电”的蓝色宣传牌。核电站三大装备为锅炉、汽轮机和发电机，建龙之前已入股黑龙江佳木斯电机厂，还有意收购青岛汽轮机厂，加上川锅，就具备了完整的核电产业链。

　　2003年后，建龙开始尝试从早期草莽的商业逻辑中挣脱，无论重组还是整合，张志祥的操作更加谨慎。

　　是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改变了以前国企改革政出多门的局面。这也是国企改革挺进难关的时刻——大多数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型国企或改制，或退出市场，已经消失殆尽，剩下的大中型国企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也是个微妙的时刻，因为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到位，相关政策趋于完善，尽管各地政府改制国企的热情不逊于上轮热潮，但是“国进民退”的迹象已然显现。

　　在此背景下，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重燃战火，出现了影响中国商业史的“郎顾之争”，张志祥们不得不小心翼翼。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业内称为96号文，其中增加了改制方案需要职代会审议的内容，2005年又出台了60号文，“这些文件都是让国企改制的法律配套越来越完善，程序要求越来越严格，”负责四川锅炉厂破产案的四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成燕说，“与改制前期的环境不同，2003年之后，公开征集受让方，挂牌公示，审计评估全是按照这个方向走。”

　　通过收购佳木斯电机和川锅，建龙集团的四大板块俨然成型。

　　“民营企业都是在发展中看机会，相关多元化思路是慢慢整理出来的。”上文中多次出现的匿名高管说，“钢铁做大了觉得需要矿，后来又发现为了巩固销售还要向下游延伸。最初未必想到要做其它这三个板块。机床是我们的上下游，也可以做，但首先要有机会能进入，至少进入一个企业后，这个板块才能诞生。”

　　不过，钢铁仍是建龙发家之本，也是贯通产业链的纽带，张志祥对其从未松懈，按照他的规划，到2010年，集团控股及参股企业合计产钢规模要突破2600万吨，如此规模可以进入国内钢铁业10强，直追沙钢。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再进东北。

　　亢龙有悔

　　《周易·乾》上九盈不可久，喻指君子极盛之时应知进退，得民心，戒倨傲

　　创立建龙十年，张志祥的并购之路走得不容易，42岁的他，交易对手大都是比他年龄更大的国企。因此，张志祥也不排斥新建钢厂的计划。

　　2003年，成立宁波建龙之后，张志祥在双鸭山投建黑龙江建龙。黑龙江矿石、焦炭、煤储量丰富，钢铁业布局却与之不匹配，建龙是黑龙江省政府通过招商引资请过去的。黑龙江建龙2006年投产，2008年4月利润还创造了建龙子公司单月利润的历史纪录。

　　在黑龙江的成功，可能让张志祥感觉北上仍大有空间，因此2005年他同时参与了辽宁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通钢的改制，前后不到一个月。新钢铁与吉林通钢的产能加起来，恰好与规划中的宁波建龙接近。

　　抚顺新钢铁(下称抚钢)始建于1958年，和通钢一样，也是大炼钢铁的产物。2005年抚钢挂牌公示，改制前公司资产总值53亿元，负债总值37亿元，准备拿出70%的股权进行战略重组，转让底价为11亿元人民币。

　　建龙联合了黑龙江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有限公司，后者在改制后的抚顺新钢铁持股10%，建龙持股60%。抚钢原董事长刘兴明留任，建龙只派了两位高管，总经理万如铁，还有负责人事的副总李术东。

　　“建龙来了三个月就扭亏为盈，收购之前，我们号称钢产量300万吨，名不副实，能达到200万吨就不错。”抚钢行政人事处的一位处长高新广说，他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尽管从1989年就进厂，对现状也很满意，“过去主要差在炼铁能力，高炉利用系数(每小时每立方米生产多少铁水的指标)总是在2点几，现在能达到3点几。”

　　不过在基层，也能听到与通钢员工相似的牢骚，“我们工资涨百分之三，主管涨百分之七。”炼轧厂门口，一位工人告诉本刊记者，他故意将胸牌塞在兜内，不愿显露姓名。按照他的说法，现在新通钢层级分明，鼓励主管打小报告，班组长权力大，工人要经常请他们吃饭。他有个邻居，过去是主管，天天有人请，但最近让更大的主管把官撤了，现在他请人吃饭也没人去。

　　尽管也有牢骚，对抚钢员工来说，发生在300公里外的冲突依然难以理解。“也许因为建龙进入前通钢是赚钱的，而抚钢是赔钱的，我们更容易接受吧。另外十年前抚钢因为包袱太重，差一点关门，当时是辽宁省第二亏损大户，后来任总经理的王宁进行过一次改革，把企业社会功能剥离出去，退休退养了一部分冗员，给改制打下了很好基础。”抚钢的一位中层管理者分析。2007年，抚钢还荣获“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

　　其实，剥离辅业，剥离社会职能，剥离冗员的步骤，在通钢2005年第一次改制时就已做过。但是事隔四年之后，当建龙想要控股收购通钢时，悲剧依然发生。时也命也，也许直到今天，张志祥才痛感参与国企改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冒险。

　　低价收购，职工安置，管理矛盾，皆可成为民企参与国企改制的陷阱。对国企启动收购战车的民营企业，风光一时者也多深陷泥潭，典型的莫过于物美张文中与格林柯尔顾雏军。

　　而对张志祥来说，十年中收购十余家国企，虽然每次收购都是大挑战，但通钢之前都有惊无险。这显然不是仅凭借权谋、背景甚至运气可以实现的。客观地来看，张志祥多年来积累了强大的整合能力，他将台湾中钢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发挥到极致，凡接过一个破败的企业，长则一年，短则数月，无不扭亏为盈，从未失手。

　　翻开建龙公司自己的大事记，就是一段对被收购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的历史。

　　即使对建龙怀有敌意的员工，也无法否认它给企业带来的良性改变。在宽城，一位退休矿工告诉本刊记者：矿上哪有不出事的，虽然这里过去是国有矿，现在是民营矿，事故发生率低多了。而在抚顺，由于不许员工工作期间喝酒，新钢周围的小饭馆倒闭了一片。

　　如果忽略规模的比较，张志祥如同钢铁巨人米塔尔，他低价收购东欧国家濒临倒闭的钢铁企业，将它们放入另一套商业逻辑，将一个个垂死的恐龙变为下金蛋的鹅。

　　如果忽略制度的比较，张志祥又有几分像俄罗斯转轨时期的寡头，他能够利用时代赋予的机会，巧妙地与各种势力周旋，寻找壮大空间。他尽量保留原企业高管，正如寡头们不会轻易撤换苏联时代的红色经理。他们都知道，只要转换机制，顽固的企业官僚也能变成最有经验的市场斗士，而且会成为过渡时期与旧体制最有效的防火墙。

　　上文中提及的宽城县副县长到建龙就业并非独例，负责当年老遵化钢铁厂产权出售的遵化市经贸委主任等人，后来也到建龙就职。

　　但是，通钢事件，对张志祥可能有一些触动。

　　“过去建龙是靠收购变大的，只要搞好上层关系，提高生产效率就行了，未来他们也许需要更加注重员工情绪、工会建设这些基本面的东西。”上文中川锅的李姓员工评价。

　　讲效率是民营企业最大优势，建龙可以指责老国企人浮于事，作风拖沓，节奏缓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文化是沉淀了数代形成的，工人对旧体制的留恋，不可能像阑尾一样通过外科手术切除。

　　在抚顺新钢铁，记者看到了一则口号：“铁的纪律、爱的教育”，这是台湾中钢的企业文化。铁的纪律，新钢已经青出于蓝，至于爱的教育，本来就难以琢磨，建龙更需要给她寻找落地的可能。

　　中钢管理模式适用于单厂管理，经过十年来的高速扩张，建龙产业已遍布全国，张志祥能否得心应手地驾驭？通钢是他所收购国企中规模较大的一个，人员是扬帆公司的40倍。扬帆能够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收购目标中出现40倍的扬帆，亦或60倍的扬帆，又该如何应对？

　　张志祥本人对建龙集团膨胀后潜在的风险可能也有所警觉，建龙最近在学习另一家台湾企业——台塑的集团管控模式。在2009年集团管理年会上，张志祥发言说，学习台塑至少可以解决三个问题：集中管理、可复制的企业运行体系和企业安全管控体系。“主要集中学习人家的业务处理和幕僚体系，要解决现存主管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变化问题，这是当前企业最大的问题，是管理的底线。”

　　民营企业重组国有企业，成与败，不仅仅在于企业自身认识的深度、能力的强弱，制度环境同样需要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这几年尽管有所完善，空白点依然存在，例如国有企业的无形资产如何评估，具体操作中一直缺失或不规范。对所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企业改制，辅业资产市场化和社会职能剥离给地方政府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地方政府或接手的机构如没有及时跟上，分离出去的社会职能也可能酿成社会问题。对改制后剥离的企业社会职能部分，在记者考察的多处，许多原物业职能都无人问津或缺衣少粮。对工人来说，最难适应的不是身份的变化，而是身份变化后生活质量的下降，如果相关部门推诿，参与改制的民营企业最容易成为替罪羊。国有企业哪个不是历史悠久，对于老设备的折旧如何计算，也水分颇多。尽管没有确切证据显示建龙的每一项交易成本都有水分，但对其“捡便宜”的评价却几乎在每个案例中都能听到，也许，责任不在建龙，谁会放着“便宜”不捡呢？

　　“国企改制攻坚”的口号喊了十年，似乎已渐行渐远，而通钢事件的警示是，堡垒仍未攻克。为转型中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不是要付出努力，而是要付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