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前后，胡适的表现

观众教育

国民革命前后，胡适的表现

     在国民革命前后，胡适的表现比较复杂。国民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而胡适与国民党的分歧由来已久。所以，面对北伐的胜利和国民政府的建立这个结果，胡适作为事实上的失败者，是无法与胜利者一起欢庆的，处境比较尴尬。不过，他没有像章太炎那样坚决拒绝合作，因而事实上是被动地接受了这个新政权。然而，一边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一方面却是面对新政权与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的种种做法而难以忍受，尤其是一党专政、党化教育、剥夺此前民国公民享有的种种人权的种种措施，胡适都难以接受。最后忍无可忍，便以文弱书生之力，向强大的新生政权挑战。好在蒋介石虽然不喜欢自由和民主，却从来就不是彻底的专制主义者，所以在他手里也就建不成极权主义统治。尤其是在对付文人方面，他不够心狠手辣，所以就使胡适与“党国”有了一种不即不离的特殊关系。

　　1

　　胡适与国民党的分歧由来已久。

　　早在1922年6月，面对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冲突，胡适就在《这一周》中说过这样的话：

　　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几周之后，胡适再次谈及此事。他说：“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样的伦理，陈炯明该永远做孙文的忠臣，吴佩孚也应该永远做曹锟的忠臣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的言论引来国民党的猛烈攻击。他被称作“北洋军阀的走狗”。

　　面对国民党人的攻击，胡适所做的，竟然是对国民党的进一步分析，从哲学基础和文化观念，从组织形态和组织方式，进行了这样的揭示：

　　同盟会是一种秘密结社，国民党是一种公开的政党，中华革命党和新国民党都是政党而带着秘密结社的办法的。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在变态的社会里，政治不曾上轨道，政见上的冲突也许酿成武装的革命，这也是意中的事。但此次孙陈的冲突却不如此简单。孙文鉴于国民党的失败，仍旧想恢复秘密结社的法子来组政党。因为陈炯明是新国民党的党员，不曾脱党，而攻击党魁，故用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陈炯明自然是叛党的罪人了。陈氏至今不敢发一个负责任的宣言，大概也是为了这个原故。我们旁观的人只看见一个实力派与一个实力派决裂了，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而在孙氏一派人的眼里，只见得一个宣过誓的党员攻击他应该服从的党魁，故抬出“叛逆”、“叛弑”等等旧名词来打他。这是我们现在的观察。但我们再进一步提出一个疑问：秘密结社的仪式究竟是否适宜于大规模的政党？秘密结社用来维系党员的法子在现代的社会里是否可以持久？这一个制度的问题似乎也有讨论的价值吧。

　　在这里，胡适谈到了孙中山的国民党的性质（注意：不是宋教仁的国民党。宋教仁的国民党是现代政党）。在他看来，孙中山的国民党还不完全具备现代政党的性质。因为不能摆脱秘密结社的帮会性质，因为还有宣誓等旧帮会的旧习，就很难说它是现代政党。这样的党，也就很难完全摆脱专制传统和黑社会习俗。这时候的胡适，完全同情陈炯明，一再对孙中山提出“忠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与孙中山国民党的根本矛盾。国民党一直主张武装统一中国，对和平谈判不感兴趣。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争夺天下的人们总是如此，“和”是手段，“统”才是目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更多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推翻旧的统治，而是发生在旧统治推翻之后乘乱兴起的各派势力之间对未来统治权的争夺。翻遍几千年的历史，没看到哪个朝代能够像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那样，政治领袖们坐下来，通过谈判而建设新的国家。1912年之后，如果有哪一个是真正爱护中华民国，他就应该知道，最要紧的是不要破坏那个制度框架。但是，孙中山却似乎并不珍惜革命的成果，面对政府不合人意的做法，他总是热衷于武力解决。

　　胡适却完全相反，从避免百姓受害出发，从人道出发，总是希望避免战争。所以，他主张通过谈判谋求南北和平统一，实现联省自治，促进社会发展。他甚至说：“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

　　不过，胡适错了。他常常把“不应该的”，说成“不可能的”。事实上，几年之后，事实就证明了胡适的判断有误。他应该看到，武力统一是可能的，只是它并非国人的福音。

　　2

　　国民革命的潮流兴起，根据苏联人为中国革命规定的根本任务，是所谓“反帝反封建”。因此，随着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随着苏联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和各种援助到达广州，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在此之前，中国人没喊过这样的口号。现在有人把五四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其实，查阅五四时期的文件，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词语，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五四时代的大学生不会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不会说自己“反封建”。

　　国民党人根据苏联人的意志，把“反帝反封建”作为革命任务，胡适却对此极不赞同。他的这种观点，一直到北伐胜利，国民党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也没有改变。

　　胡适不认为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不把西方文化看作敌人。他坚持批判中国传统，坚持引进被看作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并且为所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辩护。他列举中国人对女人的不人道，对西方传教士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的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不人道的，野蛮的。”

　　他提倡民族反省，对排外浪潮表示不满：“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试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何以我们跌倒了便再也爬不起来？因为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面对反帝运动中出现的现象，他非常反感地说：“义和团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杀！政府下令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

　　在胡适认定中国面对“五大仇敌”，但在这五大仇敌中，没有“帝国主义”，他的理由是“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入之国”。面对“贫穷源泉于帝国主义侵略”之说，胡适问道：“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真不贫穷吗？”面对“扰乱由于帝国主义操纵”之说，胡适问道：“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面对“帝国主义以鸦片亡我中国”的说法，胡适说：“鸦片固是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而今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①]他认为，把问题推到洋鬼子身上，是一种偷懒的办法，是自欺欺人。

　　在胡适认定的五大仇敌中，也没有“封建主义”，理由是“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中国曾经有过封建社会的话，也早就被秦始皇摧毁了。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反封建的领袖人物。封建社会已经不存在，说什么反封建呢？他说：

　　“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和言论，也寻不着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

　　他密切关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讨论，发现有人在两个月之前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封建时代历经黄帝和尧舜禹汤，至周武王完成，到秦毁坏了。两个月之后就完全变了说法，认为封建国家是在秦始皇确立的。既然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如此让人捉摸不定，那么，作为革命对象的“封建势力”是什么呢？胡适说：“去年《大公报》上登着一位天津市党部的某先生的演说，说封建势力是军阀，是官僚，是留学生。去年某省党部提出一个铲除封建势力的计划，里面所举的封建势力包括一切把持包办以及含有占有性的东西，故祠堂，同乡会，同学会都是封建势力。然而现代的把持包办最含有占有性的政党却不在内。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是封建势力。”

　　因此，对于反帝反封建的说法，胡适曾经讽刺说：“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里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痛苦。”

　　胡适的说法不幸而言中，“反封建”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宣布完成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却不但没有打倒，反而兴盛起来，公然招摇过市。

观众教育

3

　　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段祺瑞的北方政府之间，胡适选择了北方。因为在他看来，被国民党人称作“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个政府，仍然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为了支持这个政府，他不顾许多朋友的反对，参加了段祺瑞发起的“善后会议”。这本身就是对孙中山“国民会议”的否定。因此，胡适就成了国民党的敌人，一再受到攻击。

　　有两件事很值得一提：

　　一件是胡适在武汉的遭遇。

　　胡适应邀到武汉讲学，《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专号”。名曰欢迎，其实全是谩骂。这些谩骂者，都是国民党及其追随者。

　　其中有人比较客气，是这样写的：“胡适之在中国最近文学革命上有相当的功绩，但是他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因其不能与时代俱进，所以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如提倡好人政治，如反对清室善后委员会处置溥仪的办法，如参加善后会议，如有意无意替章士钊张目……”

　　更多的人并不这么客气，而是开始谩骂了：“ 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还要可爱，不过你的姘头已经很多了，味已尝够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罢！江汉不少的游女，你不来好了！”

　　武汉大学有个李翊东，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胡适素来好脾气，但收到这封信，却气得撕碎扔掉了。后来又想留下那份材料，幸好在汉口的《晨报》发表了，于是胡适从报上把它剪来，贴进了自己的日记。信中指责胡适为皇帝说话，为帝国主义做宣传。文章说：“我想你此次恐怕不是来讲学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尝试运动复辟的。莫不是尝试了善后会委员的滋味，又想尝试复辟小丑的滋味？”

　　1925年10月4日，汉口的《商报》发表文章说：“青年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自然有我们的主张，我们自然也应该有我们的判断。五卅惨案，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他们一面不断的施以直接的屠杀，我们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自然要争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在我们学生界，负有指导社会的责任，却不能用他的方法去指导社会，所以不得不用口头与文字之宣传去唤醒社会，以与帝国主义者抗。胡博士居然大言，指为‘对我生财’‘抬头见喜’等事，鄙人实不识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博士病狂！”





宣传家乡，弘扬徽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