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为何弃邓起用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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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为何弃邓起用华国锋 2013年07月05日 08:41:31  来源：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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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

　　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4月5日清明节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诗文、大字报、小白花、花圈越来越多。人们聚集在演讲者周围，听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演讲者们表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反对阴谋篡权的“四人帮”。广场上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几个最大胆的演讲者遭到逮捕。亲自观察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
　　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径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且有毛远新到场。北京市委书记兼革委会(它全面负责北京的治安)主任吴德在会上说，广场上的2073个花圈分别来自1400多个单位。一个地方的花圈堆了6米多宽。吴德还报告说，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划这些活动，而且受到邓小平的影响。江青想要让示威停下来，她宣布，清明节已经结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广场，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华国锋指示吴德想办法落实江青的要求。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吴德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但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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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的指示传达后，政治局会议上一片沉寂，随后便批准了毛的建议。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意外。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地址要向“四人帮”保密。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担任代总理的几个月里没有犯过大错，况且他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既忠实于他的威望，又能与激进派和老干部搞好关系。华国锋在镇压“四五”示威时也行动有力。

　　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一天晚8点，发布了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公告。

　　全国各大城市党的上层负责人纷纷召开表态大会，向华国锋表示效忠。各个单位和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表态大会。例如北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就接到通知收听4月7日晚8点的重要广播；到了指定时间，校内的广播喇叭宣读了庆贺新上任的第一副主席和总理华国锋的公告，然后宣布召开由各系代表参加的全校大会。代表们在会上声讨邓小平，支持华国锋。不过，有些人注意到，发言者一本正经地念稿子，却几乎没有表现出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那样的热情。

　　虽然华国锋很少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Muldoon)访华期间他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拿出一张纸，在上面潦草地涂了几句话交给华国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当时没有把毛泽东这条最后的指示公之于众，但纸条的真实性和毛泽东的意图无人质疑。毛选定了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断是，华国锋会一直忠实于他和他的路线。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的想法却未能如愿。毛去世之后没过几天，华国锋就断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进派同伙共事。毛泽东还希望华国锋在叶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班子，这个愿望也未能变成现实。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次日，邓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仍会遵守党纪。他写道：“(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开除出党，又说，“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但是，邓小平不被准许参加党内讨论或公开会议，也不能参加红军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泽东(9月9日去世)的追悼会。在毛泽东逝世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试图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不仅遭到叶帅的反对，也被恪守毛泽东命令的华国锋拒绝。

　　被批判和孤立的压力即使对邓小平这么刚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重负，何况很多人没他那么经折腾。4月5日之后，批判周荣鑫的会议愈演愈烈，连负责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吴德也承认，是“四人帮”和迟群“把他斗死了”。

　　毛泽东不仅保护邓小平，允许他留在党内，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关照。例如，邓小平在6月10日让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华国锋和毛泽东，他说自己的妻子为了治疗眼疾住进医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医院看护她。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邓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从东交民巷的临时住处搬回宽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弥留之际，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邓小平。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9天以后，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唐山发生大地震，官方统计有24.2万人死亡。北京也有强烈震感，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结构受损。如同帝制时代一样，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征兆。邓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一直住到他们不再担心房子倒塌。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之后，从1976年4月5日直到1977年初恢复工作，他在宽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样，又变成了以家人为中心，并只能从报纸和电台上了解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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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被选为总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过了“四人帮”。华国锋想跟“四人帮”搞好关系，可是他们却要唱自己的戏。大体而言，他们是激进的宣传家，华国锋则是解决问题的实干家。此外，华国锋的晋升也使“四人帮”有理由把他视为劲敌。

　　华国锋从一个谦逊的中层干部到突然身负大任，在把握紧张的政治气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干部支持他，是因为至少在短期内他们找不到另外一个能维护国家团结的人，还因为华走的是温和路线，更因为华主动和他们合作。

　　直到4月7日以前，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仍有精力操纵上层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们都觉得他最多活不过一年。他已经看到耗子们正在弃沉船而去。2月23日他会见尼克松总统时，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厂两校”，他说，“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高层干部因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们也在考虑还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他已经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变为实权，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样动员全国了。

　　毛泽东选定了华国锋，并在4月7日进一步明确地把统治权交给他，但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两人之间都很少直接来往。在这之前，即使卧病在床，毛仍然积极部署批邓运动，挑选未来的领导核心。而4月7日之后，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他就既无心也无力积极指导华国锋了。与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她尽力巩固自己的关系网，重点首先放在党和军队的宣传部门上，并且恫吓那些畏惧在毛死后由她掌权、不敢得罪她的人。

　　身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在部署批邓和提拔华国锋上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后，随着毛泽东不再积极问政，毛远新的角色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华国锋在4月7日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但并没有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使他不能像邓小平那样行使权力。华国锋指导行动的治国方针并没有远离邓小平的做法，即以务实的方式推动四个现代化。上面的决策仍然悬而未决，下面的官僚系统则每天继续运行着，同时不安地等待着毛泽东之后新的权力格局的出现。

　　　文章摘自 《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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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逃前华国锋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意图？ 2013年05月23日 09:03:07
来源： 环球网 9【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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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想用柯庆施替代周恩来 2013年03月20日 09:01:05
来源： 新浪读书 15【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12年第11期，作者：江洋，原题：《周恩来讲真话惹怒毛泽东》

　　此话更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竟生气地甩开周恩来，拂袖而去，以至突然决定离开北京去外地考察。在以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毛周的关系处于十分微妙之中。

　　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在颐年堂开会，讨论制定第二个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提出要在当年追加基建预算20个亿。这个冒进的想法当即遭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追加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城市人口剧增等困难。但毛泽东坚持己见，在没有获得通过的情况下，一怒之下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立即找毛泽东面谈，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预算的意见。此话更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竟生气地甩开周恩来，拂袖而去，以至突然决定离开北京去外地考察。

　　在以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毛周的关系处于十分微妙之中，周围的一些同志也能明显感觉到，毛泽东对周恩来耿耿于怀，他曾经多次找话题声色俱厉地批评周恩来。1958年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矛头直指周恩来。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写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把周恩来和陈云找到面前，咄咄逼人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周恩来明显感觉到毛泽东是在为两年前追加预算的事嫉恨，于是不得不多次在公开场合设立题目作检讨，并处处摆出谦恭和诚恳的姿态，而他的内心却非常苦闷，并由此平添了许多白发。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甚至流露出由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打算，用当时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在紧接着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与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自知有口难辩，为顾全大局，于是在1958年6月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委婉地提出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这使大家十分震惊，以邓小平为首的众多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反对，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调整总理的职务，只有毛泽东没有表态。于是，周恩来得以继续留任。但从那后，再也没人见过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反驳过毛泽东的意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总是能够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实际情况加以综合，运用十分得当的办法和措施加以执行和落实，并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基本都是让毛泽东感觉到，他的意见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落实。然而，那毕竟是一些具体的策略和办法，在遇到如“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决策时，周恩来已经无法控制，并且根本无法左右毛泽东的意见了。

　　试想，如果周恩来能够继续坚持正确主张，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和毛泽东唱些“反调”，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可能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周恩来真的那样去做了，他这个总理可能也做不到那个时候，毛泽东不会给他机会，在当时僵化的党内机制中，周恩来靠个人是无法左右毛泽东的。因此他后来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和“审时度势”，当属无奈之中的明知之举。

　　所以，当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邓小平在总结党的错误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其根本原因是党的机制出了毛病。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崇高威望，使他渐渐地脱离了监督，而党内的民主声音也由于这种机制被压制和扼杀，因此导致后来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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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支持华国锋对江青拍桌：华主席 你早该这样 2013年06月08日 09:02:32
来源： 决策与信息 0【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的吵闹起来：“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

　　“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

　　“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

　　“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他侧过身，对江青说：“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

　　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

　　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打着哈欠，傲慢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华国锋听了很生气。他想，江青，你不是会议主持人，你有什么权力，指挥这个走，那个不走呢？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华国锋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大家说：

　　“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心想，如果只剩下“四人帮”的四个人和华国锋，“四人帮”不是正可以围攻华国锋，逼迫他交出党政大权吗？“四人帮”都可以参加，难道我就不可以参加了吗？我偏坐在那里不走，陪着华国锋同志，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这样，政治局会上，形成了4比2的战局。

　　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不同意，说：“那怎么行！毛主席的文件、手稿都要汪东兴、张玉凤管，要封起来！”

　　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家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了一会。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叶剑英和解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华国锋顺水推舟：“好！散会！”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

　　“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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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走向哪里去？

　　“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快了妄图篡夺中央领导权的活动。

　　9月10日晚上，当首都亮起万家灯火的时候，窃取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带着秘书来到中南海，在紫光阁架起17部电视机，他要秘书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他们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各省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华国锋听到王洪文直接同全国各地联系的情况汇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竟瞒着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们想干什么？他马上打电话要汪东兴来到他的住处。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听了华国锋说的王洪文的情况，心里很是不安，连忙说：“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的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华国锋气愤地拍着茶几说：

　　“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叶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看到华国锋的态度如此强硬，高兴地说：“华主席，你早该这样了！毛主席不在了，我保证会像听毛主席的号令那样，坚决执行你的指示！”

　　9月19日，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毛远新去看望江青。一见面，江青就发牢骚说：“昨天开追悼会，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人和我握手。华国锋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不尊重我。”

　　毛远新说：“主席逝世了，他是主席了，应当尊重他。”

　　江青呲牙冷笑地说：“他是主席谁承认？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远新惊愕地望着江青：“为什么？”

　　江青愠怒地将肩头一扭说：“还要看一看。”

　　毛远新审慎地说：“那是你说的，毛主席没有这么说，毛主席交待要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毛远新1980年交待）

　　毛泽东患病以后，毛远新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日夜守候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及时向他汇报国内外的重大情况。谁当接班人？毛说：“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谁当接班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经常考虑的问题，也是他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也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毛泽东常是独自一人，一手扳着手指，默默地考虑问题，一个一个地分析着、比较着可以当他接班人的人。一天，他要机要秘书张玉风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一个地向他报告。他一边听，一边陷入长久的沉思。

　　念到周恩来时，张玉凤说：“主席，我们的周总理多好啊，德高望重，很得人心，为什么不选他作你的接班人啊？”

　　毛泽东紧皱眉，静静地听着。接着，高高地扬起右手，用猛力向下一砍，遗憾地说：“周缺乏这个……”主席的意思是，周恩来缺乏统帅全局的果断和魄力。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几十年的左右手，像擎天柱一样支撑着国家大局。他突然先期病逝，对毛泽东是个很大的打击。

　　周恩来总理病逝后，毛泽东曾告诉毛远新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俩让一下。”“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华国锋同志好一些。”主席提议：“让华国锋当总理！”

　　毛远新连连点头：“好，好，选得好！”

　　毛远新根据主席的提名，马上向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

　　会上，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张春桥。

　　江青专门打来电话：“我热烈拥护主席的提议。主席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华国锋对两边的意见都能听。”

　　会后，汪东兴特地来看望毛泽东主席，他走到主席身边，激情地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得实在好！我双手赞成。对这项决定，政治局的同志都很满意。”汪东兴说：“主席，你要吃好睡好，其他的事我们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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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睁大眼睛，满脸笑容，扳着指头说：“华不但有地方工作经验，省委工作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嘛！”

　　华国锋说：“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不但说了，而且写了……”

　　1976年4月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华国锋陪同外宾去见主席。

　　华国锋送外宾归来，向主席汇报了国际国内的情况。毛泽东静静地专心地听着。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呢！”当时，毛泽东说话已不大清楚，华国锋听不明白。

　　主席示意张玉风拿来纸和笔。毛泽东由张玉凤搀扶着，然后，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句话，交给华国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笔者访问华国锋同志时，他谈到毛泽东亲笔给他写的“三句话”，谈到粉碎“四人帮”的经历。华国锋说：“‘四人帮’急于夺权，形势相当紧急。一天，李先念来看我，我拿出毛主席给我写的三句话，对李先念同志说，他们盗用毛主席的临终遗嘱的话，欺哄全党，其实，毛主席真正写的手令是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不但说，而且写了！”

　　李先念激动地说：“好极了，快，快，拿来我瞧瞧！”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纸。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

　　李先念一边看，一边鼓励华国锋说：“国锋同志，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你的身上。毛主席的这三条手令，好比尚方宝剑嘛。江青他们别看是主席的亲属，他们有啥？有的是毛主席多次对他们的警告和批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轮到他们掌了大权，怎么会有我们的活路？”

　　华不同意毛远新留在北京，王洪文接到叶帅电话紧张惊讶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

　　江青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次会议，她和姚文元、毛远新来参加。而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政治局常委，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江青蛮横不讲理地对华国锋说：“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我们几个人都要参加，叶帅病了，不要来参加！

　　“为什么不让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呢？”华国锋径直问她。

　　江青一时说不出话。华国锋立刻明白了她的阴谋，顶撞她说：“不让一副主席参加会议，那还讨论什么重要问题呢？这件事，过些天再谈吧！”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早晨，张春桥来到华国锋家里，充当江青的说客，对华国锋解释说：“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有毛泽东写的三句话的纸给张春桥看。

　　华国锋强压着一肚子火，对张春桥说：“毛远新的联络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我主张安排毛远新为三中全会起草报告，他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张春桥注视着华国锋的表情，眯着眼睛说：“我这意见，你不会反对吧？”

　　华国锋坦率地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张春桥仰着脸说：“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无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名单中就有毛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华国锋接过话头，反攻过去：“是呀，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他严肃地对张春桥说：“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形势统筹考虑。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呀！”

　　华国锋见张春桥一时说不出话，接着又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就在9月23日这一天，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他要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催促赶快把民兵武装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万一。

　　王洪文刚放下电话，就来到张春桥的屋里，姚文元、江青也都在。王洪文到不多久，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一边听，一边说：“好，好”，最后说：“我们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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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接着又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把大家望了一眼，哭泣地说：

　　“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40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是对我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

　　坐在一边的王洪文，绷起嘴唇，涨红了脸，说：“是谁反对呀？”

　　“我，是我叶剑英反对！”

　　叶剑英挺身坐在沙发里，轻轻扶正老花镜，神情激动地说：

　　“我跟毛主席干革命快50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你江青深得多。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合适？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稿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管。至于毛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政委，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的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叶剑英的话，象在会上点了一把火，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李先念马上发言表态：“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他的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

　　张春桥板起脸，咄咄逼人地说：

　　“口头上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叶剑英听到张春桥话中有音。他想要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掌握中央领导权，马上说：

　　“春桥同志，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不严肃的，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我们毛主席相提并论呢？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主席并驾齐驱。”

　　叶剑英拍着桌子，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光芒，说：“主席已经分配了她的工作，政治局委员就是她的工作，还要分配什么工作？要讨论，也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

　　李先念急起呼应叶剑英，连忙插话说：

　　“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应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翻开党章看一看，哪一次主席，不是中央全会选举的。”

　　王洪文说：“政治局有权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会议议程原来根本没有关于江青工作的安排问题，张春桥突然提出，完全是突然袭击。他说：

　　“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不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立即将话题引向讨论关于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我收到毛远新的一封信。他在给中央的信里说，他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在办完毛主席的丧事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如果中央有事，他可以留下来。”

　　毛远新写信的本意是要中央批准他留在北京工作。

　　对这，江青曾亲自向毛远新作过交待。9月21日，在毛泽东住的202号房间，江青对毛远新说：“我找张春桥谈过，让他找国锋谈一下，要你留下，不能走，清理主席的文件。不同意你回辽宁工作。”江青并且说：“毛主席要我们五个人团结，就是要留你在中央工作。”

　　毛远新缺乏社会经验。他对江青留他在中央工作的恶毒用意，并没有理解。所以他对江青说：“过去我是主席联络员，主席交待我一些工作，参加一些会议。现在主席逝世了，我又不是中央委员，留在中央干什么？”

　　江青劝他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前段不是这样吗？”

　　毛远新没有同意江青“妈妈”的意见。于是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讨论这个问题时，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原来的意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

　　“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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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的吵闹起来：“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

　　“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

　　“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

　　“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他侧过身，对江青说：“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

　　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

　　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打着哈欠，傲慢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华国锋听了很生气。他想，江青，你不是会议主持人，你有什么权力，指挥这个走，那个不走呢？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华国锋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大家说：

　　“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心想，如果只剩下“四人帮”的四个人和华国锋，“四人帮”不是正可以围攻华国锋，逼迫他交出党政大权吗？“四人帮”都可以参加，难道我就不可以参加了吗？我偏坐在那里不走，陪着华国锋同志，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这样，政治局会上，形成了4比2的战局。

　　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不同意，说：“那怎么行！毛主席的文件、手稿都要汪东兴、张玉凤管，要封起来！”

　　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家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了一会。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叶剑英和解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华国锋顺水推舟：“好！散会！”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

　　“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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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中只干了两件事，两件事都没有做好，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要邓小平表态肯定文化大革命，但邓小平却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公开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尽管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有治国安邦的经验，但由于不能肯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放弃选择邓小平作为接班人。
      “四人帮”是拥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派，但缺乏治国安邦的经验，毛不放心把权力交给他们。
       华国锋拥护文化大革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毛选择他为接班人是寄希望他能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虽然他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接班人，但在粉碎“四人帮”、实行权力过渡交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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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创建了中国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但却没有解决好接班人和建设道路的问题，他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在政治斗争中选拔林彪和王洪文为接班人，但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不乎合中国国情的错误的政治斗争。
       邓小平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的建设道路和党的接班人等问题都得到了很好地解决，这是邓小平的特殊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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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坑口 发表于 2013-7-8 09:53
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创建了中国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的历 ...

实在是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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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教育：先生客气！{:soso_e181:}
我认为邓小平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是个人才，更是个全才！从对人类历史贡献来说，古今中外，能获此殊荣的仅邓小平一人！，另外你很难找到有第二个人。{:soso_e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