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徽州的刻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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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徽州的刻书业
　　公元1368年，朱元璋结束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而强盛的明朝帝国。
　　建国之初，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恢复农业生产，一方面提倡兴学重教，从而促使了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明王朝又注重收书、编书和刻书的事业，加之，免除了书籍、笔墨的税收，直接刺激了图书的制作与刻印事业的发展。
　　徽州及江南，曾是朱元璋的“兴王之地”，洪武初年，徽州屡次享受免征田赋的待遇，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加之，徽墨、造纸业的兴盛，为刻书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明中叶，在徽商经济的带动下，徽州坊刻迅速发展。徽州地区随即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地之一，徽州刻书也就成为明代安徽刻书的代表。万历学者胡应麟（1551－1602）评位和作用。安庆府、宁国府、池州府，这些府郡毗邻徽州，在长时期经济文化交往中，深受徽州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刻书文化在徽刻的带动下发展迅速。
　　其次，徽州坊刻打入了江浙地区发达的图书市场，徽州地区图书市场与江浙地区的图书市场联成一体，共同促进了江南区域图书市场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明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徽州地区与金陵、苏州、扬州等地在行政管理上是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域，徽州坊刻和书贾也就越来越多地流入金陵、苏州、扬州等地。如郑振铎《西谛书话》中记载，上海一些书铺专家曾到徽州收购古书，造成徽州图书市场与江南图书市场的渗透与融合。另一方面，徽派刻书风格能够享誉天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走出家门的徽商包括书商、刻工在外地的宣传和刻书活动。徽州府有不少书商活跃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如在金陵有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奎璧斋、汪廷讷的环翠堂、胡正言的十竹斋，在杭州、湖州、扬州等地的黄氏刻工等。他们将徽派的刻书风格带到了这些地区，并与这些地区的刻书风格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万历年间歙县人程渭用朱墨套版刻印的《闺范》10集16卷，首创分色分版套印技法。
　　明代徽刻主要包括官刻、私家刻书和坊刻三种，所谓官刻就是徽州官府刻印的书。其中有成化三年（1467）紫阳书院刻印的元代方回《瀛州律髓》49卷；成化十五年（1479）徽州府同知张英刻宋代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30卷和弘治十年（1497）程敏政刻的《新安文献志》100卷等等。官刻同时包括府属各邑所刻的书，如嘉靖间歙县县署刻方元勋《痘治答难》18卷和正德元年（1506）县令张九逵刻程敏政的《篁墩文粹》25卷等。这些官刻中，所刻地方志数量可观，形成明代官刻最具徽州地方的特色。
　　所谓私家刻书是指以个人姓名以其家塾所刋刻的图书。刻这类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传播文化，并不在乎赢利。这些书从内容上看，以刋其先贤、师友著述为主，与坊间刻书追求利润有着明显的不同。
　　洪武初休宁汪氏刻其老师赵汸《赵东山文稿》，洪武十二年（1499）休宁汪循刻的宋代王开祖的《儒志编》等，以及隆庆六年（1572）歙县程宗颢刻其先人程良锡《双柏草堂集》七卷；万历十年（1582）休宁程善定刻俞允文《俞仲尉先生集》24卷和嘉靖四十一年（1562）歙县黄子学刻其兄黄训《黄谭先生读书一得》4卷等书，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所谓坊刻就是坊间根据需要刻印的书，对举子应试有极大帮助。这些刻书的人，不但对文化市场十分熟悉，还是极具经济头脑的人。例如徽州书商胡正言，他在金陵(南京)任职，弃官后过着隐逸生活，斋前种有一片竹林，故名“十竹斋”，专事艺术、著述和刻书工作。他自刻的《十竹斋画谱》(彩色套印本)，用饾版和拱花法印出的彩色图画极尽造化之功，开创现代彩色印刷术的先河，是徽州坊刻家和刻印工人们自套印法发明后又一重大的印刷技术突破，是中外版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是对世界印刷史上的又一重大贡献。
　　又如，休宁人汪廷讷，万历间由贡生擢官盐运使，在金陵著书自娱，创立环翠堂书坊，刻书为业。他所刻的《人镜阳秋》和《坐隐先生全集》，开创明代坊刻的新时代。
　　1644年，满族贵族依靠吴三桂引兵，击败李自成义军，进入北京，继而平定“三藩之乱”，建立了清代封建王朝。这时期官刻还是以府志、县志为主，宣扬地方文化的传统。如道光七年(1827)马步蟾纂修的《徽州府志》16卷和乾隆三十年(1765)刻张佩芳修、刘大櫆纂《歙县志》20卷等。
　　但私家刻书却以旅外徽籍人士为主。如歙县人张习孔，是顺治进士，他在扬州为官，曾刻自撰的《云谷卧余》20卷。其子张潮既是著名文学家，也是颇有成就的刻书家。他所刻的《虞初新志》和《昭代丛书》都是出版史上著名的善本书。
　　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业盐，家有小玲珑山馆藏书楼。他们于乾隆三年(1738)刻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20卷，又刻朱彝尊《经义考》300卷和厉颚《宋诗纪事》100卷，享有良好的信誉，为徽刻立下汗马功劳。
　　休宁吴诠居苏州，子孙累世积书，有璜川书屋藏书。乾隆四年(1739)刻任时懋《四书日课录》30卷。后又以活字排印《真意堂丛书》3种13卷，对古籍保存和流传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歙县汪启淑业盐，居杭州，家有开万楼、飞鸿堂，嗜古喜藏书，工篆刻。乾隆十四年（1749）刻宋人郑樵《通志二十略》52卷和多种古书，他还刻印了大量的艺术类印谱、砚谱、墨谱等书籍，为普及刻印艺术献出毕生的精力。
　　还有歙县古籍整理大家鲍廷博（1728—1814），一生以书为命，毕生献于古籍整理和刻书事业。家富藏书，四库开馆时，他命其子士恭献书626种。他所整理的古籍达千卷，刻书不下250种，1000余卷，偏重于仿制宋元旧刋，以“网罗遗篇为主”，刋刻大型丛书《知不足斋丛书》30集222种834卷。这套丛书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始，到其孙鲍正言于道光三年（1823）刻完最后一卷止，是其祖孙三代，花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完成的大型出版工程。该丛书问世后，仿效者蜂起，但质量没有一部能达到此丛书的水平。
　　还有以盐贩发家的江春，在扬州刋刻时文；有“徽商四元宝”之称的黄履暹等四弟兄在扬州刊刻的《三才图会》大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在徽州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丛书都配有大量插图，读之趣味盎然。版画插图虽起于唐代，但它盛行于明代中叶，到了万历年间达到高峰。郑振铎先生把这时期的徽州刻书称为中国版画艺术史上光芒万丈的时代。这些插图本无一不是格调高雅、画面栩栩如生的名著。
　　这些丛书内容广泛，能够牢牢把握读者的阅读兴趣。明代后期，城市经济繁荣，戏曲、小说、实用、广告类书籍盛行。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插图本小说，精致美观，深受读者欢迎。戏曲插图本《西厢记》、《牡丹亭》一印再印，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总之，明清时期的徽州刻书，很快就走出乡邦，占领了全国重要的图书市场；所印之书讲究刻工精细，随着印刷技术的攺革，图书质量大大提高，特别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胡正言在金陵采用彩色套印方法，印刷出彩版《十竹斋画谱》，图版精美、设色赏心悦目，把古老的雕版印刷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