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3日，在弄勇村弄顶屯，一名小学生背着棉被上学，开始新学期的生活。2015年1月起，弄勇小学统一配置了席子、棉被等卧具，孩子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负重”开学。记者 黄孝邦 摄 3月2日，周一，广西中小学迎来2015年春季学期开学日。与城市学校整齐划一的注册报到不同，山区农村小学的开学是在学生们陆续进校中完成的，一般需要两三天时间。凉鞋、五毛钱一袋的零食、两人挤睡的床铺……第一眼看过去，这几乎是偏远山区寄宿生的“标配”。寄宿让他们离校园近了，却离家庭远了，难以消除的贫困让娃娃们早早脱离母亲的怀抱，扛着城市孩子难以想象的压力艰难成长。 “生”在深山 3月3日上午，记者从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县城驱车近三个小时，来到该县最偏远的乡镇——板升乡。一路所见之景，与记者四年前第一次来时并无二致。从乡里“街上”再走三四十分钟，就来到弄勇村的弄勇小学。 虽然城市学校已开学一天半，但弄勇小学的孩子们仍在篮球场上“疯跑着玩儿”，男教师韦华坐在场边的小凳子上抽烟、发呆，他说“新书没到开不了课”。校长刘兴毅告诉记者，学校有1到6年级学生255名，其中90%以上是瑶族，老师仅有7名。 学校的营养餐要到3日晚上才开，不少2日就到校的孩子只能靠校园小卖铺里的零食填肚子。65岁的店主夏金荣抱着熟睡的孙子坐在门口，脚下放了个筐。学生们来来往往进出小卖铺，一般都是自己从编织袋里扒拉出一小袋零食后，再随手丢五毛钱、一块钱到筐里。 三年级男孩蓝成府拿了一袋叫“一根葱”的零食，没出店门就撕开袋塞进嘴巴。记者看到，这零食也就是十几根比筷子还细、指头般长的膨化食品，散发出一股浓郁的咸辣味，可孩子们都吃得津津有味。蓝成府说，这就是他的午餐。 蓝成府家里三兄弟，大哥在乡上读初中，二哥也在弄勇小学，读五年级。由于父母都在外打工，他与二哥只能住校。只有等学校开了营养餐，他们才能真正吃上一顿饱饭。 在三年级女生宿舍，记者见到了同为10岁的罗秀飞和罗小妹两个女孩。这里的每间宿舍放5张高低铺，每铺有上下两床。床有一米二宽，孩子们普遍长得矮小，所以每张床能睡两人，一个宿舍共睡二十人。由于同睡一张床，罗秀飞和罗小妹虽来自不同家庭，却是彼此最亲密的**妹。 秀飞腼腆怕生，面对记者几乎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小妹则能大着胆子介绍秀飞的家境：她爸爸死了，妈妈在家，上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有外出打工的也有还在读书的。 说起自己，小妹眼都不眨地介绍：爸爸也死了，妈妈在家，还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同样也是有打工的也有上学的。 这两个家境类似的女孩，一个兄妹6人，一个兄妹7人，她们虽同为家中幺女，却同样无法享受到一般家庭对幺娃的宠爱，她们早早就开始了在学校的住宿生活，一点点长大。 围拢在记者身边的六七个女孩中，有三个“爸爸死了”。蒙英萍有兄妹五个，爸爸死了，妈妈在外打工。“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打工，很久才回来一次，好长时间没见了。”她羞怯地说。
2015年1月28日，几名学生在弄勇小学吃营养餐。记者 黄孝邦 摄 艰辛成长 山里的寄宿生活，让孩子们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3日下午五点钟，弄勇小学伙房的营养餐终于开了。主食是米饭，副食是白菜炒鸡蛋，虽然没有肉，但依然让刚过完年的孩子们开心不已。 由于当晚没课，晚饭后报到过的一些孩子不愿住宿舍，住得稍近的就再步行几十分钟或一个多小时回家。晚上，大约有一百多名学生在弄勇小学住了下来。平时，这些孩子都是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广西的深山早晚温差很大，白天跑跑就出汗，天一黑又冷得令人直哆嗦。而且，山里的饮用水就靠雨水收集，每年的春季都是缺水季。记者当晚要睡在女教师宿舍，水管里流出的一小股凉水冰冷刺骨，让记者一下子就理解了为啥有的孩子们不洗澡洗脸洗脚刷牙，就直接去睡了。 孩子们的宿舍是这两年才建起的新楼，男女分层而居。晚上八点钟左右，睡觉的铃声响起，热闹了一天的校园逐渐安静下来。 自从2012年初实施营养餐以来，孩子们可以在学校吃上热乎乎的肉菜米饭了，极大地提高了寄宿生的生活水平，也让很多贫困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毕竟学校管吃管住啊，对农村家长来说，这极大减轻了父母负担。”校长刘兴毅说。营养餐政策实施后，政府规范并提高了“一补”资金。以弄勇小学为例，每名寄宿生每天可用的来自国家的经费为4元的“一补”和3元的“营养餐”补助。“有了这七块钱，我们可以让学生中餐、晚餐吃上荤菜了。”刘兴毅说。 即便如此，早餐仍难以解决。不少孩子在校期间保留着“不吃早餐”的习惯。与“冬天的凉鞋”类似，不吃早餐在广西贫困山区被视为“习惯”，家长和老师们不以为意。 2015年起，孩子们上学已基本不用花钱了，营养餐让学校有了更强的吸引力，然而农村寄宿孩子的生活学习水平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幸福”。
2013年12月18日，在弄勇小学，学生们在教室课桌旁的床架上睡觉。当时，学校的宿舍楼正在建设中。记者 黄孝邦 摄 未来之梦 3月4日，周三，弄勇小学总算正常开课了，而乡上的初中也渐渐步入正轨。 记者3日下午曾在弄顶屯遇到了15岁的女孩蓝金花，她这学期在乡里初中读初二。当时她正在路边放牛，腼腆地对记者说“明天就要回学校了”。 4日一大早，金花的哥嫂搭乘记者的便车去南宁，乘高铁去深圳打工。没想到，金花也跟在哥嫂后面，坐上了记者的车。 “她不读书了，非要跟我们去打工，我说让她去体验体验，跟老师说好了，不行的话回来还能继续读初中。”哥哥蓝继承说。这个尚未读完九年义务教育的女孩，就这样“暂时”辍学了。 事实上，对念书的兴趣不大，是当地不少孩子的普遍问题。记者在弄勇小学办公室随手拿起一份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登分表，表上学生们的数学成绩普遍非常差，满分100分，考三四十分的大有人在，甚至有十几分的，九十分以上的只有寥寥一两人。 而初二，对山里的中学生而言，更成了一道坎。没有了初一的稚嫩，亦没有初三的成熟，家庭经济的吃力与打工大环境的干扰，让不少初二学生离开了校园。出生于1988年的蓝继承和妻子都是初二辍学；村民阿友这个春节“结婚”了，新娘是出生于1999年、正读初二的东妹，两人正准备一起去广州打工…… 广西的大石山区七分石头三分田，土地贫瘠，曾被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加之当地“多子超生”现象普遍，不少人家种的玉米产量不高，一年到头人均收入只有数百元。人多地少，贫困如影随形，外出打工就成为山区年轻人的“主流选择”。不外出务工，甚至会被视为“懒惰”。 记者发现，一些女童早早辍学进城打工，从村里的“留守女童”正变为工厂的“玩具女工”。蓝继承的妻子蒙艳香，这个出生于1988年的女孩，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8岁的大女儿还是重度地贫(地中海贫血症)患者。即便如此，她还是要舍弃患病的女儿和4岁、2岁的儿子，跟丈夫去往深圳电子厂打工，每年只能在春节时回家十几天。虽然隐忍，但不难看出，离别幼小的孩子，她内心的伤感仍写在脸上。而金花的未来，也可能就是嫂子命运的复制。“厂里需要工人，只要去就能安排上岗。”蓝继承说。 实际上，工厂对年龄的“不在意”，甚至假身份证的瞒天过海，都能让这些本应坐在教室的山里娃轻易地站上工厂流水线，流落城市，成为“杀马特”，成为新一代“农民工”。 对于未来的梦想，每个山区孩子都有，但打工似乎是承载梦想的唯一桥梁。打工可以带回来钱帮衬家里，甚至可以与父母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家工厂或工地……这些都是他们向往的。 大山深处青年一代的梦想，仍停留在“靠打工改变命运”的层面。 逃离大山的自由与新鲜是短暂的，背负的生命重担却可能代代传递。文化知识的匮乏，决定了这些孩子难以实现人生大的飞跃，陷入“打工——老家建房——结婚——生子——下一代留守”的循环。 扶贫先扶智，教育需先行。一个人、一个村庄、一所小学的未来之梦，期待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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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31 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