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阜潘家祠堂里银桂树下的断想（2）

潘冬子

祠堂是三进五开间的合院建筑。高大厚实的封闭外墙，包裹起一个重门叠院，阻隔了嘈杂喧阗的外部世界，营造出以家族为中心的人文意象。外界的光线透过一方天井，静静地、柔和地宣泄在舒展着枝枝桠桠的银桂树上。
在我想来，祠堂作为家族精神维系的焦点，而天井又是祠堂建筑中天地的象征，中庭所植必然是“一草一木总关情”。记得绩溪县上庄村胡氏祠堂的前院内，就生长着一棵树龄在二百年以上的罗汉松，据说那是当年建造祠堂时胡适的先辈从歙县带土移植的。迄至今日早已是古朴苍劲、枝繁叶茂，村中族众虔诚地称之为“胡氏”，潜意识流露中显然凝聚着族人对血缘香火源流的追溯。由此看来，谁说草木无情？站在银桂树前，分明也让人滋生出一份历史的厚重感。不是么？正对着银桂的就是祠堂的中心部分，以前是安放潘氏列祖列宗神主牌位的。遥想当年，每逢春露秋霜开祠致祭，家族成员就沿着脚下的踏步鱼贯而上。在馨香俎豆的氤氲香火里，在先祖与后昆跨时空的心灵交流中，看着天井中馥郁芬芳的银桂，一定会从这树上分枝、枝上分杈的婆婆树影间悟出些什么来……
徽州是中国家族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世商业气氛最为浓烈的地区。而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宗族亲缘制度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达是同步的。这一点，并不仅仅限于徽州，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国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几个地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珠江三角洲)，宗族反倒有了普遍的发展，这与人们通常的印象——商业的繁荣会逐步瓦解中国固有的家族组织的想法大相径庭。以徽州为例，在明清时期，一方面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七卷)；但在另一方面，当地又是“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商业发展与宗族制度，呈现出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有的村落还不只有一个宗祠，除了总祠外，还有支祠和家祠。例如张艺谋在拍摄电影《菊豆》时，外景所选择的黟县南屏村，就是保存有众多祠堂的徽州村落。据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黟县志》记载：
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族各有众厅，族繁者又作支厅。所谓厅，也叫“厅厦”，亦即祠堂。南屏村的祠堂分为“宗祠”、“支祠”和“家祠”。同一姓氏的直系亲属围绕着自己的“家祠”建造住宅，而“家祠”的建筑则环绕在“支祠”周围；“支祠”是同一姓氏、同一支脉繁衍的后代亲属所共建，它们簇拥于“宗祠”的周围；而“宗祠”则为同一姓氏的总词。通过家祠、支祠、宗祠之间一层层的统属关系，徽州人的血缘组织呈现出宛如银桂般的枝枝桠桠——这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通过开祠致祭和其他的家族活动，将族众牢固地纽结在同一祖宗的牌位之下，形成了一个个严密的血缘组织。直到今天，徽州同族人还常说，彼此原先“是同一个祠堂的”，实际上也就是指族众间的血缘关系。而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则是卷帙繁多的家谱。
在徽州，每一个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有一部、乃至数部家谱。一个家族经过数代的繁衍，人口压力很快地就超出了当地的生态承载能量，于是他们不得不东迁西徒，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徒，大宗派生出小宗，而小宗又新派生出更小宗，就像枝叶繁茂的银桂，树干分出树枝，树枝又分出树杈，树杈再分出树杪，……。在古徽州，类似的派生过程几乎是亘古不变。其结果是使得聚族而居的大姓，尤其是汪、程二氏，支祠都以数千计。族大丁众的家族的家谱，如同他们的祠堂一样，也分为通谱、世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统宗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一姓一氏的谱乘往往多达成千上万种。名宗右族纂修的族谱，刻工精美，卷帙浩繁。

神龙崽

潘家祠堂
读小学的时候还在里面读过书，现在想一想也有十多年没有去过了

山山

祖祠，有几十年了没进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