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生代师生如何共处? 当90后老师遭遇思想多元的80后家长、个性飞扬的00后学生,一场“独对独”、“独带独”的心理压力测试考验着他们的神经…… 90后老师遭遇80后家长、00后学生 在走进校长办公室的那一刻,刘晶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一场“弹劾”风波。 周校长在寒暄之后,委婉地说:“在以后的工作中,可能要多注意孩子的情绪,也要多和家长交流。” 虽然最后校长还是让她继续担任班主任工作,但刘晶知道,自己已经领到了一张“黄牌”,这张黄牌正是自己所教的孩子们和家长给的。 刘晶是个“90后”,2013年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进入南京雨花台区某小学当老师。走出校长办公室,刘晶再也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哭了,“主要是委屈,我觉得我对班上的孩子都尽心尽责,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没去过中东的老师,被孩子直指“没文化” 一个极具话题的现象是,现在的教师队伍中,年轻老师主要是“90后”,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坐在教室里的“00后”和双倍数量的“80后”家长。 说起“00后”,很多老师都有哭笑不得的经历。 穿什么,他们会评价,弄不好,还给起个绰号。“跟他们打交道,啥都要懂,游戏、心理学、漫画等,不然就会被他们嫌弃、嘲笑。”南京某小学的汤老师笑言,跟现在的孩子们在一起,压力大,“只要他们认为老师错了,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甚至直言你没文化。” 新城中学一名地理老师就不幸“享受”了这种待遇,当时他讲了一个中东国家的风俗,结果一名男生当场站起来称老师没出过国,完全不懂当地的风土人情,只会照书讲课,结果整个教室哗然。 原来,这个孩子平时大人经常会带着他出国旅游、看音乐会、看话剧,见多识广,无论是阅历、知识面还是英语(精品课)水平都高出一般同学。 南京河西一小学六年级学生李正说起学习成绩时,也有自己的一套:“古往今来学习不好的人很多,但并没有看到哪个人去扫大马路了,再看看外国的像乔布斯、比尔·盖茨等,这些成功的人成绩没多好啊。” 这种学生在学校不是另类,也不是个体。00后能轻易接触到电脑、手机、iPad,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类信息,视野更开阔。 家长的想法更多元,成绩不是唯一标准 “我觉得孩子的成绩是第二位的,我希望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赵静是80后,就职于南京某会计事务所,她的儿子现在读小学六年级,在过去的五年里,她从来没有给孩子报过一个辅导班、买过一本教辅书。 “有一次孩子回来说,因为作业问题,老师在课堂上严厉批评了他,孩子回到家整个人都耷拉着,我就觉得很生气,给老师打电话,告诉老师,当众批评孩子是非常伤害孩子自尊的行为,他必须向孩子道歉。”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但是赵静始终觉得学校老师的观念要改改了。 调查中,城东一小学的老师也讲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一次英语听写以后,她在家长群里提醒几位默写不好的学生下次要重视。“没想到,刚发上去,就有家长很严肃地提出,这样有损孩子的面子,让我马上撤掉。” 显然,进入“独带独”时代,80后家长学历普遍较高,对孩子教育常有自己的见解。也有人认为,80后的年轻父母,他们的生长环境更好,匮乏感较弱,同时,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也与传统不同,教育理念日趋多元。 压力大收入低,评定职称要排队 有两年教龄的安贞是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数学老师。 安贞是个90后,她坦言,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有一段为时不短的低潮期。 “压力很大。自己在大学学习的东西不适用于这些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在教学上也有明显的欠缺和不足,非常自责。” “不少老师都受到过来自学生的挑战。不少家长觉得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就都会说要去找校长、找教育局投诉。”安贞说。 不过,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也对一些年轻教师的抗压力有不同的意见。“年轻老师往往受不得委屈,我记得刚开学那阵子,7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有5个来向我说不想干了。”南京某知名小学分校的校长说。 除了来自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外,也要面临生活的压力,原因是教师的待遇往往是与职称和教龄挂钩的。 以安贞为例,今年已经是工作的第三年了,但是她每月的工资拿到手只有三千左右,一年七七八八加起来,大概年收入只有五万。 评上中级职称能拿到4000元左右。“学校里职称名额太少了,即便满足了条件,也要排队等好多年。”说到这儿,安贞的语气暗淡下来。 (文中教师及学生均为化名) 2 是谁制造了红包之痛? 刚刚过去的教师节,家长在送不送礼物、送什么礼物、送多少之间反复思量,给很多有职业操守的老师造成了巨大压力。 她是老师,也给女儿老师送礼了 她是老师,也给女儿老师送礼了。 邱微(化名)仍然记得在教师节那天给女儿的幼儿园老师送出第一个红包的情景。4年过去了,她难忘送出红包,走出幼儿园老师办公室的那个晴天,太阳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 在她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的教师生涯里,给同行送红包被她视作人生的第一个污点,这“辱没了自己的教师身份”。 送出这个红包之前,逢年过节,她都和其他家庭成员就要不要给孩子老师送红包的问题产生争执,这样的拉锯战打了2年。 最终还是以邱微的妥协告终。 被孩子奶奶成功“洗脑”了 “琪琪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奶奶跟别的家长闲聊得知,大家逢年过节都会给老师送红包,我刚下班回家,琪琪奶奶就严肃地拉着我问我送了红包没有。” 经过一番询问,她才得知,原来孩子奶奶听邻居说有一个家长给老师送红包后,老师开始对孩子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没送红包前,老师对孩子态度不好,小孩子调皮,老师就会大声吼小孩,家长送了红包后才开始对小孩处处关照,班上只要有锻炼小孩的机会、有什么节目演出,评奖都少不了她。” 作为一名教师,邱微本身并不愿意让孩子为各种获奖证书所累。 可实际情况是,这些获奖证书在孩子将来择校时可以派上用场。“如果不是辖区内,每个学校都是择优录取,孩子就算多才多艺,可是面试时无法在短时间内展示出来,各种获奖证书更有说服力。” 听了孩子奶奶这番话,邱微不淡定了。 晚上和丈夫讨论送红包的事情,在邱微拿自己的职业现身说法后,夫妻二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绝不助长这种不良风气。让她意外的是,达成的一致意见却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班后彻底产生分歧。邱微分析丈夫是“被孩子奶奶成功洗脑了”。 攀比、不信任,家长助推红包之风 夫妻二人一度开始了冷战。 一边是孩子的未来,一边是自己的职业操守,母亲和教师的双重身份让邱微两边为难。一夜辗转反侧之后,终于下了妥协的决定——要给老师送红包。 她回忆第一次送红包的情景时仍觉得难堪不已:“当时那个老师表现得很客气,说都是同行,还搞得这么客气。后来我放在桌上就走了,我觉得当时气氛很尴尬。” 这些年来,邱微见过不少善于讨好老师的家长。 “有一次琪琪数学老师病了,我去琪琪学校代课一个月,那时邻班的一个家长,家里是开餐厅的,每天放学接小孩时,等办公室其他老师走得差不多了,会提上两盒菜放在老师的桌子上,每天不重样,家长每天这样做,老师也习惯了;得知老师生病了或者哪里不舒服,去国外旅游时还不忘给老师带点进口药。” 在邱微心里,作为一个教师,收红包肯定是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 身为一个家长,她也对送红包有切身体会:“每到过节时都很矛盾,送还是不送?送多少?别人都送你不送老师会不会对小孩不好?会不会不管小孩、不重视小孩?” “送红包的风气始作俑者都是家长们惯的。家长的攀比心理作祟,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落后于人,再加上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或者有求于人时就会想这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们开始对老师不信任了,觉得不给老师送红包,老师就不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边纠结、厌恶,一边送礼 事实上,很多老师对收礼行为是厌恶的。而一些家长,一边在给老师送礼,另一边又对老师收礼的行为多有鄙视,大有敢怒不敢言的态度。 “说到底,这还是教育体制和培养目标的问题。”江苏省社会学会理事、社会学专家吴亦明说,给教师送红包现象愈演愈烈跟家长自身存在很大的关系,有些家长希望通过送红包让自家的孩子得到优待,而这种行为本身,也给一些本身不想送红包的家长很大的压力。迫于一种大的趋势,还使原本没有送红包的家长也开始想要给老师送红包。 吴亦明认为,家长应当清楚自己想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目标去对教师和孩子附加太多要求。 (文中教师及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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