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牌坊—听徽商归来

我是一只鱼 · 发表于 2009-1-11 16:07

歙县，安徽省黄山市下属的一个县，面积相当于278个静安区。歙县，在上海的东南方向，距离上海652公里，那里有82座牌坊。全国现存的牌坊有3000多座，歙县一个小县城就有80余座，牌坊遍布县城和各个角落。从唐宋以来，一直到明弘治年间。歙县的牌坊从400多座，锐减到165座，历经当代的政治磨难、沧桑风雨之后，戛然而止在82座。即便这样，82座的牌坊群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的奇观。梳理歙县牌坊的人，或许能够从它疲惫的容颜里，读出封建道德礼仪的强劲、隐忍、沧桑和曾经的辉煌，想起这块生长牌坊的土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沉浮起落。歙县自隋以后1300多年就一直作为郡州府治，曾经下辖一府六县。今天，这个戴着“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帽子的小县城，同原来的“属下”、27公里外的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相比，隐隐有些孤单和落寞。因而，出于旅游开发需要的歙县人，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响亮的声音：“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句明代戏剧家、《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的诗句，成了如今的歙县城区里随处可见的旅游招商口号。同时打动人心的还有邓小平同志的话：到古徽州(歙县)去，看看牌坊。于是络绎不绝前来歙县的人，能够真切触摸到繁华徽州的物证，就是歙县三绝——牌坊、古民居和祠堂。其中，遍布县城和城乡各个角落的明清牌坊，更是把脉这个县城的最佳切入点。棠樾牌群?七座牌坊一个家族400年沧桑歙县现存的牌坊大多分散在各处，只有一个集中的牌坊群，棠樾牌坊群。在歙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引荐下，我找到了“对牌坊最有研究和发言权”的原歙县文物保护所所长邵国榔，从这个60多岁的老人深入浅出地叙述中，洞悉了歙县牌坊的发展脉络。棠樾牌坊群是棠樾村的显赫家族鲍氏家族的家族丰碑，总共七座牌坊记录了家族在明清两代400多年中的“忠、孝、节、义”。鲍氏家族是当时的旺族，他张扬着“孝悌”，严格奉行礼教。自宋朝以来，忠臣、孝子、节妇在家族中层出不穷。同时，鲍氏家族经商有道，以富商大贾众多而闻名于世，最著名的一位大徽商鲍志道，历史上曾“上交天子，藏镪百万”，号称江南首富，显赫一时。棠樾牌坊群位于歙县城西六公里处，棠樾村头大道上。七座风格各异的牌坊按“忠、孝、节、义”顺序排列，明代的三座，清代的四座。棠樾村是个古老的村落，至今已有800年的历史。“棠樾”的意思就是棠荫之处。自南宋起，鲍氏家族开始迁入歙县，没过多久，一次父子争死的故事，给家族带来了第一座牌坊。宋末元初，战争纷乱。徽州守军李世达起兵叛乱，为筹备军饷，绑架了鲍宗岩和鲍寿孙父子，威胁他们，如果不交出银两，就杀死其中的一个。面对屠刀，父子两人争相受死，让人唏嘘。这个故事感动了明成祖朱棣，于是就御制“慈孝里”牌坊。朱棣这个不慈不孝的皇帝，能够“钦命”为棠樾修建慈孝牌坊，确实也算是鲍氏家族的幸运了。鲍氏的荣耀由此开始。清代，乾隆下江南到了棠樾，更是用“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为这座牌坊锦上添花。建于明代的“鲍灿孝行坊”，是鲍氏家族的第二座牌坊。明成化年间，儒生鲍灿在河南洛阳一带经商，每逢节日，他必给父母寄去最好的食品，自己只留一点。如果父母还没收到包裹，他绝不会先吃食物。母亲老年时，脚下生了毒疮，鲍灿就一口口吮吸净疮口，十天后，母亲的毒疮果然消除。但是鲍灿饱读诗书却不思仕途，最后靠着中了进士的孙子鲍象贤，获赠了一顶“兵部右侍郎”的头衔，这才有了“旌立孝行坊”。鲍象贤自己的牌坊，比祖父晚了88年，这是鲍氏家族的第三座牌坊。后来的牌坊，出现在145年之后的清代。家道中落，鲍象贤的第九世孙鲍志道在母亲嗡嗡的纺车声中苦读成年。20岁时出走扬州替别人打理盐业，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的一笔财富。到了乾隆38年(1773年)，鲍志道独立经营淮南盐业，没几年就一跃成为扬州盐商居户，被推举为两淮盐务总商。身受儒学和徽商家庭熏陶的鲍志道，不仅张扬了良好的商业道德，而且使鲍氏家族的财势在他和儿子鲍濑芳手里，达到了颠峰。这期间，族人鲍文渊的续弦、上海嘉定人吴氏守寡30多年，她“节劲三冬、一庭冰雪、脉承一线、抚孤守节”的“完美”形象，为鲍氏家族换来了“敕建”的节孝牌坊。接着，25岁守节的鲍文龄之妻汪氏又挣来了一座节孝坊，然后乞讨寻父、割股为药医母的鲍逢昌得到了孝子坊。这些牌坊的出现，给鲍濑芳父子带来了更大的憧憬。在祖宗留下的“光宗耀祖”的“纪念牌”上，他们要寻求超越，只有从“义”字上下功夫。洞悉鲍氏家族内心的嘉庆皇帝，自然顺水推舟，把为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发军饷的荣幸，交给了鲍家。鲍家也是心知肚明，不仅为三省发放了三年的军饷，还在淮河涝灾时捐出了10万石大米。最后，又用白花花的银两，夯实了长达400公里的淮河河堤，同时，也夯实了鲍家第七座牌坊的根基。至此，这个家族对古代君主的忠诚，绵延千年的孝道、封建妇女的贞操、重道守义的气节，都铸造在巍峨的牌坊之中。 “义”字坊成了今天歙县“棠樾牌坊群”的中心，引领着鲍氏先人遗留的牌坊，形成了“忠、孝、节、义”七座完整的封建荣誉体系和建筑艺术。无形之中，棠樾牌坊群成了歙县历史的见证，寻着这个脉络去追寻，就会发现，牌坊群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徽商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的缩影！徽商从新安古道走出去地处群山之中的古徽州，在无奈和封闭里平静地度过了800年。在“七山一水一分田”的现实面前，数不清的徽州少年不得不重温“万事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生活。只是没有人想得到，背井离乡的日子，正好造就了明清两代徽商的极度繁荣。徽商从新安古道走出去，这是朱熹的父亲从小读书、然后终生眷恋的地方，它是一条比屯溪老街更地道的古代街衢，出歙县县城西南5公里就是徽杭公路下方。沿练江下行，走进古徽商曾经走过的路，所见堤栏残道断断续续，早期的十几个渔梁商埠码头还在，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徽商奔波的通衢大道。当年的徽商从练江出水，转入母亲河新安江，飘摇杭州、浙江、扬州等地，把木材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建现场和官宦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了明代，业已具备一定经商基础的徽州商人，又迎来了新机遇。朝廷的需要，催生了徽商的发展。朱元璋初定天下，征用了大量兵丁充实到边防戍守，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食。为了刺激人们交粮的积极性，朝廷颁布了相关法令，每交100石粮，可以到国家盐政部门换取400石食盐准销证。盐的销路广，利润又高，一直是朝廷控制的利税产业，控制销售渠道带来的利润，肯定财源滚滚。聪明的徽商开始到南方收购粮食，通过运河送到北京，再雇骡马拉到长城脚下，换取盐业销售许可证。及至后来，徽商为节省雇人和运送费用，干脆找人在长城脚下垦荒，直接供应长城脚下的戍边队伍。一直到明朝社稷大定，粮草充裕，戍边的将军开始改收粮为收钱。这是明朝部队最初的腐败，却又给精明的徽商带来更大的机遇。拿钱就可以买到盐业准销证，方便灵活，一大批徽商自此就滚雪球般地壮大起来。闲居在内宫的太监和嫔妃嫔娥，面对盐业的巨大利润诱惑，也心痒难耐，可是又不方便出去，就想出了投资、操纵的方式。一帮精明的徽商被找了来，从此步入官商结合的第一道门槛。很多徽商的真正发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有利益共同体，太监嫔妃对于自己的委托管理人自然是大力抬举，善于利用谋略的徽商，开始以商入仕。如今《歙县志》记载：盐商之中做到主管天下盐政的盐政史这一肥差的，根本没有竞争不竞争之说。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政治交易背景，促成了独特的徽州商人。逐步垄断大江南北所有盐运的徽商，给家乡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立牌传世发财之后的徽商，回乡大兴土木建造家园，同时还开始创办书院。这个举动，实际上隐藏着一个人最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寄望后代以文入仕，然后以仕入官光宗耀祖。时至今日，这个影响了人们千年的传统还在传承着，而且不仅仅是歙县一个地方。歙县在明、清两个朝代，因科举入仕的进士共有623人。由此可见当时的文风昌盛。细细考究其中的缘故，仍然是出于徽商家族本身的需要。在明清年代建造牌坊，是有两个先决条件的，其一是“奏请圣上，旌表立牌”，其二就是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富足的徽商请皇上恩准兴建牌坊，走为官之路不失为一条捷径。如今还矗立在距歙县9公里的雄村的“四世一品”牌坊，正是有权有钱的徽商曹家家族的写照。其他有钱的徽商，因为同样需要用建筑物来表达自己的精神需求，于是又有了贞节牌坊。徽商年少外出经商时，为了照顾家中父老，往往早婚，然后一走数载，留下孤独的徽商妇人。她们在徽商建造的深宅大院里，一边侧耳倾听斗山街古巷里遥远的足音，一边在程朱理学编织的贞节网里，苦苦挣扎。徽商妇人如果侥幸“功成名就”，被徽商刻在牌坊上记住的，当真“要敲三世木鱼”。歙县现有的贞节牌坊，总数是41座。其中明代3座，清代38座。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清代歙县在建牌坊上的这一反常现象，有着深刻的背景。据《歙县志》记载，清代中进士的在歙县有413人，但相应的功名牌坊却只是明代的五分之一。从成长的环境推测，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徽州人，对“蛮夷”统治的朝廷，多少有些不合作。于是，女人就成了男人们光宗耀祖的转嫁。但女人们要承担男人转嫁的荣耀，只有两条路：一是丈夫死掉后自己苦撑，倘若熬不过几十年的清苦寂寞，也可以“速成”，办法是——殉节。歙县新南街上的最后一座砖牌坊，正式的名字是“孝贞节烈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大清王朝消亡前为妇女唱的最后赞歌。坊额上所书的“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让人感觉血泪淋淋。牌坊，又见牌坊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孝贞节烈坊”如今被新南街原来的街道主任盖到了房子里面，就连很多当地人也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牌坊，在现在某些村民眼里只是毫无生命的建筑。著名的三个相连的忠烈牌坊，如今成了村民堆放柴火的地方，家养的鸡鸭在旁边自由地踱步，并毫不客气地留下一地腥臭。紧挨着牌坊的过道对面，竖起了崭新的两层民居，一边破败零落，一边光亮整洁。一条人行过道，隔开的是两个孑然不同的世纪。郑村的宗祠牌坊，平日里封闭着大门，也封闭着历史，只是到了过年或其他重大节日，才有人到里面进香还愿，祈求祖先的保佑。棠樾牌坊也成了单纯的旅游地，一些村民守候在牌坊周围，不知疲倦地拦下游客给他们算命。导游程浩说，棠樾牌坊群已经交给了一家旅游公司管理，今后，连本村的人都不能像以前那样不买门票了。牌坊的象征意义，从它代表的封建标识衰落的那天，就已经开始消亡。成年人的行为处世方式，受到它左右的很少，倒是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沿袭着祖宗好学上进的品质。 12月29日飘雪那天，我第二次去牌坊群参观，在明代兵部右侍郎“鲍灿孝行坊”下，竟然看到一个孩子，趴在牌坊的石脚上，聚精会神地写作业。牌坊所在的位置是冬风瑟瑟的旷野，彼时天空正阴郁而湿冷，我的手已经冻得握不住笔，但小男孩却兀自埋头疾书。看到相机对准他，只是短暂地抬头看了一眼，就不再关心。这让我在一瞬间感慨良多，八面风光的徽商已经走远，而他们遗留在这片土地的好学上进的传统，却还在浇灌着普通百姓的后代。在县城著名的三元坊身后，原来是大片荒草萋萋的土地，如今，竖起了歙县中学气派的教学楼。学生每天要一次次通过这个状元、解元、会元三元第甲的“三元”牌坊。或许这样的安排，从一开始就寄托着教育工作者的某种期冀。在“现代科举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传递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宣言。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作铺垫，歙县已经形成立体化教育体系，它以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为框架，打造出了奇高的升学率。在2002年的高考中，歙县中学的420名考生中，上本科线的有338人，总升学率更是达98%，稳居黄山市三所省级重点中学之冠。生活在歙县牌坊丛中的农村青年，重复的故事是：去不同的城市，打工赚钱。城乡的角角落落，平时一律见不到太多的壮年男子。他们继承了先人的果敢，走向山东、上海、浙江，甚至走出国门。留守的家人被当地人统呼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三八”指妇女，“六一”指儿童，“九九”指老人)，实际上包含了新一代徽州人的无奈。地狭人少的状况没有改变，男人就会一如既往地出去。槐塘旅游景区的邱增局说，槐塘村1200多口人，如今有300多人在国外，他们几十年前走出去，一直在国外从事餐饮、服饰、皮革等生意，最后定居国外，然后再把家人迁出去。走出去并且赚了钱的歙县人，也继承了徽商乐善好施的优点。去年，号称“中国东部的都江堰”的渔梁古坝坍塌20多米，造成歙县城内地下水位下降。在外经商的歙县人，一举捐出了100多万元，帮助地方政府重修。徽商的义举，医好了歙县母亲河新安江的伤痕，今天，她依旧汩汩流淌着，温婉地拥抱着古城。依旧是那个幽静得有些沉郁气息的古徽州啊。只有那条在旧的徽州府衙前开放的步行商业街，才有些难得的热闹气息。经济大潮正给它带来转变，但整个歙县山水和城市的容颜，都仿佛浸润了徽州遗风，宛如数百年前歙县的肤色，安详里略带隐隐的富贵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