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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曾听一位鲍老先生谈起,陈独秀当年曾来过徽州府。那时也只是听听而己,并不把它当回事。
两前年,偶尔看过一本书,真的印证了这位的老先生所说。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上,刊登了一篇石原皋老先生于1982年11月写的文章,叫《汪盂邹与辛亥革命》。文中写道:“1904年李光炯将其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旅汀公学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当时提倡革命的人土集于该校,如柏文蔚(烈武,寿县人)、陶成章(焕卿,浙江人)、刘光汉(申叔,江苏人)、苏子谷(曼殊,广东人)、周震麟(湘人)、谢无量(川入)、邓艺荪(绳侯,怀宁人)等先后任该校教员。陈独秀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又在安徽公学教书。后又在公立徽州师范学堂(创立于1906年3月)担任监学。因此,汪孟邹与柏文蔚、苏曼殊、邓绳侯等也成了朋友,从此科学图书社也成为革命的场所了。”
石原皋老先生时任省政协委员、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省科协副主席,徽州绩溪人,生于十九世纪末。石老先生称,“我常受汪梦翁的教益,并与其侄辈相交甚深,故知其生平。”老先生所说的侄辈,即是汪盂邹之兄汪希颜的后辈。
石老先生在文中还写道:“陈独秀比汪希颜小七岁,十八岁赴南京乡试,仰慕希颜之名,曾去陆师学堂看望汪,由汪的介绍,得以认识章士钊。希颜在其家信中有‘今日皖城名士陈仲甫来会’之句。他们常有书信来往。”
应该说,石老先生在《汪孟邹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所说的事,尤其是陈独秀曾任徽州紫阳师范学堂一事,是比较可信的,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据史料记载,陈独秀曾于 1904年与房秩五、吴守一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秋,该报因触怒英国侵略者,被勒令停办。此后,安徽公学中的岳王会成员开始各奔东西,柏文蔚去了南京,常恒芒到了安庆,陶成章东渡日本,黄宾虹也回到了家乡徽州。陈独秀作为岳王会总会的会长,继续留在芜湖,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孙毓筠行刺两江总督端方未遂而被捕,陈独秀的挚友柏文蔚等人因受牵连,逃到了东三省,此时的陈独秀处境更为险恶,相比之下,到徽州担任监学是明智的选择。
陈独秀究竟何时来到徽州?他在公立徽州师范学堂(即紫阳师范学堂)担任监学的时间有多长?苦于这方面资料的缺乏,只能作个猜测。从史料上看,1906年夏,岳王会总部决定全体加入同盟会,远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却把陈独秀晾在一旁,先后指派吴阳春、高荫藻、权道涵和孙毓筠等人为安徽分会的主盟。徐锡麟行刺安徽巡抚恩铭后,陈独秀便渡海去了日本攻读英文。因此,陈独秀来徽州担任学堂监学的时间,只能定格在 1906年夏到1907年春之间。依陈独秀的性格和其活动能量而言,他在徽州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五四”之后,因众所周知的缘由,陈独秀生前及死后一直处在不尴不尬的境遇,国民党政府视其为“共党”,在党内他又是“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者”,是个谁也不敢沾上边的人物。故此,其一度从事徽州教育的历史被长期湮没,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陈独秀毕竟还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在紫阳师范学堂百年诞辰的前夕,重提这段往事,还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作者:佚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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