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午拾】昉溪沉思

新安布衣 · 发表于 2009-3-26 17:03

穿过五马坊，沿老街南行,不久就到了“许村十二景”之一的任公钓台。
相传南北朝时期，梁朝文学家任昉任新安太守时曾逆富资水而来到许村。由于迷恋此处山水，遂隐居于此，过着“闲来垂钓碧溪上”的隐逸生活。
入眼的是一块青黛色的巨石,似乎分开却又相连，岩石的最高处可能就是任公盘腿而坐的地方了。底下是一条汩汩流淌的清流，看得出来它没有一千多年前流得畅快。四周是一些树木草卉，衬映着钓台和清流，的确幽雅异常。
伫立在任昉垂钓过的岩石上，对着那条后来被冠名为“昉溪”的清流，很容易想到商周时期直钩而钓的姜子牙和东汉初期反穿裘衣临江而钓的严子陵。王世贞《钓台赋》称“渭水钓利，桐江钓名”。不知任公所钓何物。或许，任公本来就厌倦了官场，而“放浪形骸之外”吧。中国古代文人有一个怪癖——隐逸。他们在人仕受挫后纷纷选择退隐，“不以心为形役”寻个幽静之所,面对茂林修竹，吟诗品茗，怡然自乐。
一类文人如阮籍、格康——他们两人的名字似乎在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上都被排在一起。阮籍整日驾着木车,“穷途即哭”嵇康遁逸——躲起来打铁，她们在仕途失意后表现出极其怪僻的性格。他们既羡慕“潜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式的潇洒,却又无法摆脱“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沉”式的自惭形秽。他们逐渐消除了志向，把所有对现实不满都发泄在怨天尤人、谴责社会的怪异行为上，又把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腐化成中国文人人格结构中一个透着霉臭的宽大地窑。
另一类文人如陶渊明。五柳先生凭着一口文人内心的傲气，不愿 “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由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最崇高的艺术境地。
比陶公稍晚一些的任昉也是一位极富才华的大文学家。他16岁入仕，因文笔出众、才思超人而入选“西邸八友”，又与同时期的沈约合称“沈诗任笔”。据史载，当时一些重要的王公的表奏，甚至梁武帝的禅让文书都请他代笔。然而，他任新安太守时却选择了隐逸，在寄情许村山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但他没有由于隐逸而放弃一切文学创作。为了使许村百姓生活富足，他主持建造了富升社，以祭祀土地，祈求风调雨顺，民生安泰，他还给后世留下了《杂传》、《地记》、《文章始》等著作。他不顾一切功利得失，用自己的温情去化开别人心中的冰雪，用自己的才华去延续文明的火焰。
后一类文人之所以能在荫翳的苦难中展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不断改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部消失。正像一些小人不管如何附庸风雅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不了内心的卑贱一样。凭着这种高贵，他们创建文明。为了文明，他们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一条清流，映射着中国隐逸文人的心态，也招引着无数文化人追寻的足迹……

注：此篇小文是当年在歙县中学求学期间，跟随问政文学社的骨干成员赴许村采风归来后的作业，后来得到我的语文老师钱立生先生赞许后，投寄《黄山日报》，换了二十五块钱大洋，可惜至今没有见到样报，遗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