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国学大师梁启超一语中的,算是道破文化名人们对麻将乐此不疲的玄机,而名人与麻将的不解之缘,也留下了诸多趣闻轶事。 梁启超因“四人功课”推掉演讲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任公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梅贻琦 “看竹”胜率不足三分之一 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形容梅校长,寡言、慎言的他,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牌联想在一起。由清华出版社出版的《梅贻琦文集》二册,内容为梅贻琦在1956至1960年间所写的私人日记。出版社工作人员特别针对梅贻琦的生活面,作了趣味的统计,而爱打麻将就是其中之一。 梅贻琦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改用“手谈”或“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大约每周会有一次。一周一次看似不频繁,但这两年里,清华在台湾“复校”如火如荼,梅贻琦又屡屡赴美洽谈公事,公忙之余,打麻将可说是他重要的娱乐了。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校长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 胡适 怪“麻将里头有鬼” 胡适虽然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一回: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梁实秋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到最后一圈局势十分紧张。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胡适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闻一多临阵磨刀舍命上阵陪老外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梁实秋自嘲脑子迟钝影响麻局节奏 无独有偶,梁实秋曾写《谈麻将》一文但并不擅长打麻将。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到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 梁实秋身边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和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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