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男人"为何从威武丈夫变成了白面书生

我所欲也

中国近古“标准男子形象”是怎样形成的
公元1265年3月，南宋王朝那位著名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在前不久去世的宋理宗赵昀刚下葬、24岁的年轻皇帝度宗赵禥刚登基之际，忽然宣布辞官不干，躲进西湖葛岭的他那座半闲堂里不出来了。南宋朝廷这下子可全乱了套。

贾似道为何不愿做节度使？

6年前，蒙古军队第一次全面进攻南宋，不巧蒙哥汗在四川中箭身死，另一枝进攻鄂州的蒙古军队主帅忽必烈，匆匆与宋军统帅贾似道签订和约，令其纳贡称臣，就退兵回去争汗位了。贾似道向宋理宗隐瞒和约的内容，谎称大捷，于是南宋朝廷上下都以为贾似道功同再造，他从此就专擅大权，作威作福了起来。理宗死后，度宗赵禥也是由他一手拥立的。但是贾似道还怕这位年轻的皇帝靠不牢，要拿捏一把，于是他一方面辞官，一面又让自己的亲信、负责长江中游防御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向朝廷报急：蒙古军队进攻湖北枝江的下沱，形势危急！度宗母子一下乱了手脚，只得亲笔下诏，请他“起复”，主持大局。但既然要请这位“师臣”再度出山，新皇帝总得有所表示，于是等贾似道复出上朝时，度宗就给他晋官加爵，拜任太师。可是按当时的制度，凡任太师，都得先兼任节度使。贾似道对此还很恼怒，说：“节度使，粗人之极致尔”！     这可真有点屈辱了节度使这一官名。     节度使作为一个正式的官名，是从公元711年开始的。唐代中后期，节度使是地方大行政区的军政长官，地位极高。唐王朝政权后来就是被一群割据自大的节度使们搞垮的。到了五代，皇帝走马灯般更换，推翻旧王朝的也无不是拥有军权的节度使。建立宋朝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后周的节度使出身。到了宋朝，节度使这一官衔已经从唐代的方面大员，变成了主要是武臣的荣誉性加官，却仍是武臣最高地位的象征，称为“建节”。据说南宋名将岳飞得罪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人诬告他，说他在30岁时就被授予清远军节度使，太高兴了，夸口说自己“建节”比当年太祖皇帝还要早，太过狂妄。那么贾似道得到节度使这一加官，怎么反而不高兴呢？

秦汉至唐的尚武风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就得从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说起了。从公元七、八世纪以来，尤其到了十二、三世纪的南宋，人们关于男子功成业就的标准，或者说男子的标准形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国中原民族一向以农耕为生，不如游牧民族尚武，不过任何民族在它的文明前期，筚路蓝缕，开发自然，拓展疆域，社会的分工又不如后代那么细致，所以都会形成一种崇尚力量的文化，即便像早期的儒生所研习的六艺，也包括“御”即驾御战车、与“射”即射箭这样的基本武艺。所以威武有力的大丈夫，自然就成了男子的标准形象。国家的宰辅大臣更要出将入相，既能率兵征战，又善于辅君施政。在干戈纷扰的年代，一些统帅性的人物为全民所景仰，往往会成为男性形象的典范，像西汉率兵征伐匈奴的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勇善战的大将就是。即便像东晋的谢安，虽然出身士族文人，但他运筹帷幄，以少胜多，指挥东晋军队击败前秦大军，取得淝水之战大捷，才声名鹤起，为人们所称颂。     因此，若非才兼文武，务实干练，而只会夸夸其谈的书生，有时就成了无能的代名词。公元450年，宋文帝刘义隆准备出兵进攻北魏，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商议此事，结果步兵校尉沈庆之大不以为然，说道：“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到了唐代，更由于受自魏晋以来民族融合因素的影响，社会的尚武风气依然很盛，在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盛唐仕女喜男装骑游，就是一例。文人士夫多向往到边疆为国效力，建立军功，瑰丽多彩、激情豪放的边塞诗集中地体现了这种风尚。早在唐代前期，被列为初唐四杰的杨炯就写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样激情四溢的名句。到盛唐时期，更是奇篇纷出，群星灿烂。如自诩“男儿本自重横行”的高适，声称“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所以他“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与高适齐名的岑参，更是豪气万丈：“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其实，不仅是这些被后世归为边塞诗人的高、岑之辈，有此壮怀激烈、气势雄浑的胸怀，可以说绝大多数唐代文人士夫，都曾写下让后世自叹不如的豪放诗作。诗仙李白曾有“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之叹。诗文向以空灵著称的王维，也有过“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的豪放之句。鬼才李贺更直抒胸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诗人们当然并不是在空作豪语，他们这些被人们千古吟颂的诗作，正是当时社会风貌的体现，投笔从戎，也确实是建功立业的捷径。

两宋崇文抑武：文弱书生渐成历史主角

到了两宋时期，社会风气则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     公元1048年，北宋名臣韩琦出知边境重镇定州，狄青为当地统军主将（总管）。有一次狄青的旧部焦用带着一队士兵路过定州，狄青请他喝酒。这时焦用所率领的兵卒却向韩琦投诉，说焦用扣克了他们的钱粮。韩琦当即下令逮捕焦用，将依法处以死刑。狄青闻讯大惊，赶紧前去求情。韩琦却并不给他面子，不让进门。狄青只好站在门外台阶下，恳请韩琦法外开恩，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不为所动，斥责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此岂得为好儿耶！”当着狄青的面，下令将焦用斩首。狄青大气不敢出，也不敢回去。过了好一会，有人提醒韩琦：总管在外面站了好久了，韩琦才示意狄青离开。     这个故事，表面看当然是说明了韩琦治军有术，威武严明，但它的背后所反映的从唐代到宋代国家制度的变化，是十分深刻的。     在唐代，作为一路主帅的节度使，多数是武人出身，文士投笔从戎，只能充任他们的幕僚，处于附属性的地位。后来藩镇坐大，如五代实际主持中央政务的宰臣，也大多为武夫。到北宋初年，宋太祖为防止前朝武人作乱的局面重演，主张“宰相当用读书人”，重文抑武，国家制度不断调整，落实这种治国理念。立国初期功高位显的宿将，大多被用高爵虚位的政策养了起来，后来不仅中央军政最高主管机构枢密院的长官都用文臣，就是作为地方各路“帅臣”的安抚使，也由文臣兼任。武将只有统军之任，而无军政之权。韩琦出知定州，兼任定州路安抚使，为当路帅臣，狄青虽为名将，一路军队总管，却是他的部下，自然只得服服帖帖。     与重文抑武政策相应的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     通过考试录取读书人当官的科举制度始创于隋代，到唐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过制度的更革是长期的，科举还不是唐代录用官员最主要的渠道。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对社会的影响极大，李、杜妙手文章，人们争相吟咏，唐宣宗悼念白居易，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句，唐代因此被后人称为最风雅的一个时代。但在国家制度的规定下，文人的政治地位仍然有限，社会全面崇文的风气还有待形成。     到了宋代，一方面，科举制度本身有了很大改进，另一方面，科举取士第一次成了国家录用官吏最重要的渠道，加上其它各种制度的配合，读书应试的儒生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全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一个全民崇文的社会风气终于形成。

南宋“考试型”社会：用功名利禄将社会变得文弱

让我们举几个数字来说明这个事实。     北宋前期，读书应试士人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当时的制度，士人先参加州一级的选拔考试“发解试”，发解试以一定的比例（“解额”）录取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们第二年再到京城参加尚书省礼部的考试，称为省试。省试的录取率每年有高低，大致在5%上下。据统计，北宋初年各地的解额，高的十取四、五，低的也不下十取二、三，全国的考生总数不过十来万人，与后来相比，竞争还不算太激烈。所以宋真宗还曾写过著名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赤裸裸地劝诱人们读书应举。实际上，应试中举，就能做官发财，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根本用不着皇帝来劝导，万民向学的社会风气很快就形成了。     公元1044年，大臣富弼告诉宋仁宗，说现在开封城里，那些卖苦力的挑夫，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想方设法省下几个铜板，找塾师教自己的孩子识几个字，以求“有所进益”。     科举考试的本义指“分科举人”，也就是设立不同的考试科目，以选拔不同的人才，所以除了最重要的进士科之外，还有明经等等科目。当时有一种神童科，就是未成年的儿童，如果能通过考试，那就是神童，也给官当。据记载，公元1085年，江西饶州有一个叫朱天锡的小孩子，就考中神童科当了官，后来又有小孩考神童科得中，这下大家羡慕得不得了，都说江西出神童，纷纷仿效。家里有小孩子，不管聪明不聪明，五六岁起就让他读《五经》。怕小孩好动不听话，就用一个大篮子，将孩子装进去，挂到大树上，“绝其视听”，逼着背书。就这样，小孩子被折腾病死的，远比考中神童科的要多。由此可见，读书从文的风气，渗透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     所以到了南宋后期，各地读书应举的人数，差不多到了泛滥的程度。各地的解额，紧缩到了百里取一，仍至二百取一。一些考生人数多的州郡，如福州号称“终场”——也就是不包括那些中途退考的——达到一万七千人，温州有八千人，这两州号称是天下解额最紧之处。此外如吉州有万人，瑞州三千人。这不能不说是极其惊人的数据。举福州例子来说，公元1182年，全州共有32万余户人家，合计约160万人口。如果按成年男子占总人口20%计，为32万，则考生占其总数的5.6%。再加上那些没进考场但正作着准备的、多次失败不再应试的，等等，人口中实际的“应试族”，肯定远远多于每次终场的人数。因此，如果估计“应试族”占全部成年男子的10%，恐怕不会失于夸张。再考虑到当时有大量极贫人口，根本无法供养孩子读书应举，这也就是说：每一个稍为宽裕的家庭，都在打着科举的主意。温州的人口大约是福州一半略多，考生与人口的比例可能比福州略宽一点。此外再如浙北山区的严州（今浙江建德），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当地的总人口近九万余户，约合45万人，同时期科举考试终场者三、四千人，比例则已与福州相近。由此可以想见，南宋是怎样的一个“考试型”社会。从绝对人数看，读书应举士人的总数也许不算骇人，但是他们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据说南宋的行都临安府，每一条巷子都有一两所家塾馆舍，“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白面书生成为南宋社会的"标准男子"形象

但是，千万不要将这种读书声，直接比拟于现代以开发民智为宗旨的“教育”。读书应举有着非常直白的功利目的：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个“志”就是当官。当官，当然是为了发财。这个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的跳龙门捷径，对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起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导向作用。于是，不仅新科进士成了富贵之家挑女婿的最佳选择，科举考试中最成功的那一位——状元——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全民景仰的对象，成了全体女性的大众情人。只不过这位大众情人，已非前代的威武丈夫，而是一个白面书生了——新型的标准男子形象。宋人刘挚诗句“白面书生才缥缈，世高台阁与省府”，现在的白面书生，已经是与君王“共天下”角色了。     比较直接反映社会心理这一变化的是文艺作品。一般认为产生于北宋末年的南戏，早期剧本以“负心”戏和“乱离”戏最多。这些后来差不多都被改造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富家小姐慧眼识英才，决意选择一位穷秀才为如意郎君，经过种种磨难，父兄的阻挠，或者是远去京城应试的秀才变心，最终大团圆，穷秀才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每部戏里都少不了一位状元——白面书生。到了元代，不管是被誉为传奇之祖、由高则诚根据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的《琵琶记》，还是由王实甫创作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都是这种郎才女貌的大团圆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近古戏剧的主流。     戏剧为吸引观众，必须迎合大众心理，所以它的内容总是能最直接反映民众的喜好。元代文人介入杂剧创作，虽然有回护文人阶层的立场以及美学旨趣等影响存在，但至少在“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这种典型情节设计上，其所反映的自南宋以来的社会心情，是十分真实的。     社会现象是人世间最为复杂的事物。南宋社会全民崇文的文化风貌之形成，还可以在许多因素中找到它的原因，如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从粗犷的北方，转移到了灵秀的江南，如农业经济的精熟化，如游牧民族持续的军事压力之所激起的汉民族凸显自身文化特征以与之相区别的心态，等等，不过科举制度的影响无疑最明显。有学者认为南宋以后中国文化趋于内向，指的也是这一文化风貌。     近代严复曾有名言：“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人对后世影响的表现之一，就是文化日趋精致内敛，文质彬彬，自足自夸，与此同时，豪放包容之胸怀则显不足。我们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近古以来的中国文化，应该更多研究两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