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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商“脱贾入儒”研究――以歙县长龄郑氏为中心0
明清徽商“脱贾入儒”研究――以歙县长龄郑氏为中心
冯剑辉(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徽商“贾而好儒”是徽学研究中的主流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歙县长龄郑氏是晚明兴起的著名徽商家族,对该家族文献的研究表明,长龄郑氏致富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脱贾入儒”现象,并对其发展和最终命运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对此种现象的研究,或可为徽商研究提供一新的视角。
[关键词] 徽商 歙县 长龄 郑氏 扬州 脱贾入儒
徽商研究是徽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儒”、“商”观念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也是学术“热点”之一。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1]前言。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在儒贾观上,与其说徽商‘右贾’而‘左儒’,毋宁说他们‘右贾’更‘右儒’”,“徽商虽追逐‘厚利’,但他们更念念不忘‘名高’。”[2]381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说徽商“贾而好儒”,“不是误会,即系夸张”,“大量贾而不好儒乃至仇儒的商人已被方志、传记‘省略’了,”“揆诸历史而律以现实,贾而好儒(文化)者实在‘几希’。由附庸风雅而后玩出名堂的固不乏其人,但那一开始大多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并非目的,更非‘性格特点’。”[3]点校前言这些看似相互抵牾的观点,各有立论依据,充分反映了徽商活动的复杂性。实际上,对徽州人来说,出贾谋生是现实,“贾而好儒”是理想,而对那些较为成功的商人来说,“脱贾入儒”恐怕是一种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歙县长龄郑氏是晚明兴起的著名徽商家族,从该家族遗留的大量文献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而这一现象在徽商中,尤其是作为中坚力量的盐商来说,绝非个别,它对徽商的发展和最终命运,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一、歙县长龄郑氏――一个“盐荚起家”的徽商家族
长龄,是歙县县城西三十里的一个村庄,郑氏家族于南宋初年迁居此地,“宋有讳元亨字珙辰者由官塘迁此。传一世曰显文,绍兴丁丑进士。”[4]453长龄郑氏在元末明初曾经兴盛过,第六世郑潜于元末任监察御史、泉州路总管,入明后任宝应县主簿、路州同知。洪武年间,第七世郑恒(字居贞)以明经出身,任河南布政司左参政,族弟郑道同中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进士,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然靖难役起,长龄郑氏因忠于建文帝遭到沉重打击,郑恒被杀,郑道同自杀,其族人在残酷迫害下,“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遗戒后人舍读而耕。”[5]卷四从府县志记载的科举情况看,永乐以后,歙县郑村、贞白等地的郑氏中式者不乏其人,惟长龄郑氏从永乐到隆庆,连一名秀才都没有,“为村农估客、荒唐朴陋者二百余年,”[5]卷五处于长期衰微中。
长龄郑氏命运的改变是从郑景濂(字惟清,号洁潭)开始的。郑景濂是嘉靖、万历年间人,务农为生,其家庭已经相当衰败,族内又发生了严重纠纷,家产为之耗净。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万历二年(1574年)郑景濂到池州营商谋生,在积攒了若干资金后,万历四年到扬州从事盐业。徽州商人大规模进入两淮盐业大约是从成化年间开始的,在边商、内商分化、开中折色等一系列盐业贸易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徽商在两淮盐业中越来越占优势。郑景濂很有商业头脑,抓住了时机,“独谓盐策可以起家,饶智略,干局坐,筹贵贱,赢缩之征如指掌上,诸曹耦辐辏归之,悉听部署。”[5]卷四他也曾遇到过其他盐商的激烈竞争,“狙贾心害其能,酿为讼端,百方跆籍翁。久之,讼稍挺,渐拓饶赀。”[5]卷四郑景濂在竞争中胜出,逐渐成为一位拥有相当身价的大盐商,歙县老家的亲友纷纷前来投靠,到晚年“食指以千数”[5]卷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家族,他是长龄郑氏在扬州盐商事业的开创者。(按,郑景濂携其母程氏与其弟国宝、景淳迁居扬州,其各派子孙习惯上奉郑景濂之父郑良铎为迁扬一世祖,而以郑景濂为第二世,实际上郑良铎在迁扬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郑景濂的次子郑之彦(字仲隽,号东里,1570-1627年)是长龄郑氏最有成就的一位商人。他有丰富的盐业经验,幼年时曾“从季父煮海于场。”[5]卷四郑景濂去世后,家族生意曾由其三弟郑景淳管理,但郑景淳经营不善,“恢廓大度,不任握算,简料殁后,槖若扫矣”,一时间“外侮如蝟,奸穴如鼠,追捕鸷吏喧于室,索责豪奴噪于堂”。[5]卷四面对严重的局面,郑氏家族推郑之彦为“家督”,主持盐业。他一方面千方百计支撑生意,偿清了其叔父欠下的子钱(高利贷)白银万余两,另一方面倾全力击败了竞争对手:“有神奸汪某,倾群贾诬讦其季父于官,”[5]卷四郑之彦“率弟之冕挺白之,词色不挠,必伸而后已。官丽汪于法,淮蠧为之一清。”[5]卷四经此一役,郑之彦在盐商中树立起了威信,“群贾慑公之才谞胆识,猝有大疑大虑,不质之有司,而质之公”。[5]卷四他也得到了盐务官员的信任,“虚左相延,多所谘决,公指陈利国通商之事,凿凿明辨,听者属耳洞心,颁行惟恐后”。[5]卷四
万历四十四年,御史袁世振整理两淮盐务,为疏销积引,推行纲盐法,编定十字纲册,“此十字纲册,自今刊定后,即留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其册上无名者,又谁得钻入而与之争鹜哉?”[6]纲盐法的实施,事实上确立了册上有名的纲商的包销地位,对徽商尤其是象郑之彦这样的大盐商是有利的。郑之彦与袁世振的关系相当密切,袁世振后来遭到攻讦下狱,赖郑之彦营救:“袁沧孺参知疏理鹾政,有功德于淮扬,谗人以多赃中之,系狱广陵。公心伤其冤,首倡义,三日内代上数千金,袁公竟有完誉。”[5]卷五郑之彦的商界地位和官场联系,使他最终被众盐商推为“盐荚祭酒”,这个身份相当于清代的总商,地位十分重要,“散商分隶其下,一切纳课、杜私,按名责成。”[7]换言之,散商若不隶属某一总商下,就得不到行盐机会。郑之彦作为盐荚祭酒,扮演着商人和官方之间的中介角色,是名副其实的盐商领袖,他将长龄郑氏在扬州的盐商事业推向了高潮。
郑之彦有四个儿子,长子元嗣(字长吉)、三子元化(字赞可)“犹视煮海”[5]卷二,直接经营盐业,次子元勋(字超宗,1603-1644年)、四子侠如(字士介,号俟庵,1610-1673年)与家族生意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们将家族事业推向了最高峰。尤其是郑元勋,“博学能文,倜傥抱大略,名重海内。”[8]郑氏兄弟在扬州广筑园林,郑元嗣筑五亩之宅二亩之间,郑元勋筑影园,郑元化筑嘉树园,皆高台曲沼,酒座琴歌,意气雄豪,“当是时,郑氏为扬州最著姓。”[5]卷一
然而明亡清兴的鼎故变革给了郑氏家族当头一棒。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打进北京,明朝灭亡。南明福王统辖下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争占扬州,高杰先到,扬州人闭城不纳,高杰大怒攻城。郑元勋曾对高杰有恩,以扬州官绅领袖身份出面调停,“身诣杰营,责以大义,杰颇感悟,为敛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暂启城门以通薪。”不料“守城者负约,数以矢石中杰兵,杰兵复进,扬人競疑元勋通杰,遂遇害。”[9]郑元化之子郑为虹为南明唐王守仙霞关,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军破城,“为虹夺左右刀自刺,不殊,遂见杀。”[10]卷四十九家族重要成员先后惨遭不幸,加上清军“扬州十日”的大屠杀,长龄郑氏在经此劫难后迅速衰落了。
入清后,迁扬长龄郑氏各派大部分都衰落了,事迹可考的有郑为旭,郑为虹之弟,“顺治八年拔贡,授中书,迁工部主事,擢御史巡视东北两城,掌京畿道”;[10]卷四十八郑澐,郑元勋玄孙,“乾隆壬午举人,乙酉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11]最后官至浙江粮道,算是入清后官做得较大的一位。清代仍有相当实力的是郑侠如一支。郑侠如本人也参加过南明的抗清活动,协助防守南京仲阜门,兵败被擒,“督师洪公知公才,强留之,不可。于是公素负经济,未尽展布,抑郁里居。”[5]卷五郑侠如与洪承畴可能早有交情,得以避免与其兄元勋同样的下场。他回到扬州后,继承家庭门风,构筑休园,成为扬州新的名胜。侠如子为光(字次岩,号晦中,1629-1665年),为光子熙绩(字有常,号懋嘉,1650-1705年),熙绩子玉珩(字荆璞,号箬溪,1692-1738年),玉珩子庆祜(字受天,号昉村,1736-?),俱为当时名士,郑侠如父子并入扬州乡贤祠。到乾隆中期,郑氏诸园中,五亩之宅二亩之间、影园、嘉树园都已“声澌影灭,莫可踪跡,”[5]序惟休园仍保持着旧日风貌,足可见在清代支撑起长龄郑氏门庭的是郑侠如一支。
长龄郑氏自万历年间迁扬,到郑庆祜已是第八代,近二百年了,占籍已久,但仍保留了较强的徽州认同。从通婚的情况看,除郑玉珩妻李氏为江苏句容人外,郑景濂妻程氏、郑之彦妻张氏、郑侠如妻汪氏、郑为光妻汪氏和程氏、郑熙绩妻许氏、郑庆祜妻吴氏均为歙县人。郑庆祜为文自题为“江都郑庆祜受天”,但团升为其作序仍称之为“歙县长龄郑生昉村”。[5]序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家族。
二、“脱贾入儒”――长龄郑氏富裕后的抉择
长龄郑氏本是“盐荚起家”的,但在发家致富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脱贾入儒”现象,在教育、科举和文化事业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商业家族逐渐转变为士绅家族。
长龄郑氏重视教育,科举中式者代有其人。郑景濂在富裕后对三个儿子的教育非常重视,“访延孝秀,除馆授餐,子孙斌斌庠序间,皆蓝田丹穴。”[5]卷四郑之彦青年时期曾专心于科举,“年十九补扬州郡秀才,”[5]卷四是永乐后长龄郑氏第一个获得功名的。郑之彦两度参加乡试,均不第,后从事盐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内心深处却一直引以为憾。他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对四个儿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先生教四子读书,性严毅”,若“课诵不及程式”,“长跽,与杖,无假贷”。[5]卷五“先生卒,夫人守其家法,虽不杖,犹谴诃也”。[5]卷五雄厚的家赀,优越的条件,加上这种近乎苛刻的教育方式,终于取得了成功:天启四年(1624年)次子郑元勋中举,天启七年其侄郑元禧又中举。其时郑之彦已经重病在床,听到捷音后,大喜过望,曰“快哉!吾三度历险……皆从死法中得活,今又闻元禧之捷音,天祚吾郑氏厚矣,厚矣。吾病虽不瘳,何憾乎,”三天后“谈笑沐浴而逝。”[5]卷四显然,对郑之彦来说,比起自己的业盐致富,子侄的业儒有成给了他更大的成就感。崇祯四年,郑元禧中进士,十六年,郑元勋、郑为虹同中进士,叔侄同榜,一门三进士。入清后,长龄郑氏在科举上虽未如明末那样兴盛,也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郑为光中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御史,郑熙绩为康熙十七年(1678年)举人,郑玉珩、郑庆祜也都是贡生出身。
长龄郑氏“脱贾入儒”的成功,还反映在这个家族在文化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诗文造诣很深,著述繁富。郑元勋除个人著有多种诗文集外,还与郑元化遍征当世名作,编纂成《媚幽阁文娱》十九卷,俞彦盛赞该书“渔猎百家,驱命万品,盱衡秇苑,操郢评林”,“删述昉于宣尼,选削备于梁统”。[12]郑侠如一支则代有诗集问世,徐芳评郑侠如之诗“静者可鉴,庄者可铭,秀者可餐,珍者可佩”;[13]冒襄称郑熙绩之诗“上溯骚雅,下倣唐宋,兼庾鲍之长,尽苏陆之致,洵足以陶铸古今”;[14]吴绮则称其“五字方成,即具元和之体;千言工就,如闻正始之音”;[15]沈德潜谓郑玉珩诗“峰岭廻合,涛澜汹涌,不求工而不能不工也”;[16]俞桐称郑庆祜诗“胸罗星宿,涵六华二酉之多;才溢沧州,蕴七步八叉之胜。”[5]卷三这些出自名家手笔的赞语,颇多溢美,但反映出郑侠如家族文化素养很高,尤长于诗。
从明末到清乾隆年间,长龄郑氏在江南士林很有影响。郑元勋在明末与钱谦益、冒襄等同为江南文坛的领袖人物,“络绎东南,主持坛坫,海内鸿巨,以影园为会归。”[5]卷三崇祯十三年,影园内黄牡丹盛开,郑元勋大宴词人赋诗,征诗江楚间,由钱谦益主持评定甲乙。钱谦益后来回忆当时情形说,“往者国家全盛,淮海繁华。广陵郑超宗家园有黄牡丹之祥,盛集文士宴赏赋诗,糊名驰书,属余题首。余推南海黎美周第一,超宗镌赠金爵,以旌异之。美周方应进士举,徐子子能赋黄牡丹状元诗,一时呼美周为黄牡丹状元 ,此亦承平盛际唐人擅场之流风也。”[17]按,“牡丹状元”为一时盛事,明清两代记其事者很多,其间颇有出入。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卷十二作“奉虞山钱宗伯主坛坫,论定甲乙,以粤东黎美周诗为冠,镌金斝遣傔致之,曰:贺牡丹状元,一时传为盛事。”金埴《不下带编》卷一作“币请钱宗伯为主坛甲乙,首选者侯朝宗方作也。超宗又挥千金为公子寿,千秋盛业,独擅淮南,迄今士林艳之。”王振忠先生两说俱引,以为“未知孰是”,(见《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18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北京)。今据钱谦益本人文集,可确定实为黎美周,他人无与焉。
与影园在明末的兴盛相比,休园在清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18]可谓诗文风流,盛极一时。
郑氏家族“脱贾入儒”后,在江南士绅中建立了广泛的社交网络。今传郑氏家族文献提到名士甚多,以下仅将为郑氏家族撰写过行状、墓志、诔词、园记、传和序的名士简要列举如下:
明代:
范景文(撰郑之彦妻张氏诔词),河北吴桥人,大学士,擅书画;
艾南英(撰郑之彦妻张氏寿序、郑之彦行状),江西东乡人,举人,散文家;
陈继儒(撰郑之彦妻张氏寿序、郑景濂传、郑之彦传),江苏华亭人,书画家;
杜濬(撰郑侠如休园迩言序、郑侠如传),湖北黄冈人,诸生,诗人;
董其昌(撰郑之彦墓志铭),江苏华亭人,晚明书画大师;
冒襄(撰郑熙绩含英阁诗草序),江苏如皋人,明末“四大公子”之一;
清代:
计东(撰休园记、郑侠如休园集句序、郑为光奏稿序),江苏吴江人,举人,诗人;
方象瑛(撰重葺休园记、郑熙绩含英阁诗草序),浙江遂安人,进士,翰林院编修;
许承家(撰重葺休园记、郑为光行状、郑熙绩寿序),歙县唐模人,迁居扬州,进士;
吴绮(撰重葺休园记、郑熙绩蕊栖词序),歙县丰南人,迁居扬州,贡生,官至湖州知府,其诗词笔调秀媚,号称“红豆词人”;
李光地(撰三修休园记),福建泉州人,理学家,文渊阁大学士;
王掞(撰郑为光继室雷氏寿序),江苏太仓人,文渊阁大学士;
沈德潜(撰郑玉珩侧室高氏寿序、郑玉珩止心楼诗序),江苏长洲人,礼部侍郎,乾隆年间文坛盟主;
徐芳(撰郑侠如休园诗余序),江西南城人,进士,诗人;
彭孙遹(撰郑熙绩晚香词序),浙江海盐人,进士,吏部侍郎,著名诗人;
俞桐(撰郑庆祜万青阁诗序),江苏长洲人,因病入道,长于画,亦擅诗;
徐元文(撰郑侠如墓志铭),江苏昆山人,文华殿大学士;
李天馥(撰郑为光墓志铭),安徽永城人,武英殿大学土;
张玉书(撰郑景濂迁葬墓志铭),江苏丹徒人,文华殿大学士。
至于有过诗文唱和、在各园林留过题谒的,则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但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非高官显宦,即诗文名家,或两者兼而有之,且多为江南人。“来休园者,皆宇内名人,”[5]卷一确为实录。长龄郑氏终于彻底摆脱了“村农估客”的旧身份,成了士绅集团的一员。
三、徽商“脱贾入儒”的前因与后果
在研究徽商时,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是,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徽州人外出经商常常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山地多,耕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弘治《徽州府志》称:“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以取足于日用观之则富郡,一遇小灾及大役则大窘。”[19]粮食长期不能自给,明代徽州“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纳钞输牙,舟负费重,与所挟资准,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20]在无法有效满足起码温饱的情况下,徽州人很早就走上了外出经商谋生的道路,如休宁县,“邑东南自元以来,家皆逐末,农商为业。”[21]歙县许村人许大兴,原本“自高曾以来,累叶家食,不治商贾事,”但由于家道中落,“一日忽自念曰‘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22]于是外出经商,“以盐荚往来淮楚间,家累巨万。”[22]出贾谋生,原为不得已之举,是生存的需要。
明代成化年间后,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23]经商的风气愈加浓厚,商人在徽州本土的处境有所改善,“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24]603然而徽商仍然承担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并背负着极为沉重的舆论压力。
就政治风险而言,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皆奉“重本抑末”为国策。商鞅变法,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25]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明王朝一方面利用徽商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则始终没有放弃对“事末利者”的歧视与压榨。天启年间,阉党罗织“黄山大狱”,对歙县丰南吴氏盐商家族追索黄山山场银三十万两,赃银六十万两。大盐商吴养春曾向朝廷捐输过白银三十万两,其家有五人获中书衔,因赀产雄豪在此案中遭人诬告,“吴之族党亲邻无不罹其凶毒,”[26]吴氏一门,钦犯八人,吴养春父子等五人皆在狱中毙命,而且“延及于淮扬、天津、祥符、德兴、仁、钱等县,”[26]以至激发民变。入清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雍正帝即位元年,两次下达长篇上谕,痛斥两淮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警告“若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27]乾隆帝六次南巡,接受盐商贡奉最多,但对其防范较其父犹有过之。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南发生大旱,乾隆帝担心商人会趁机兼并土地,于五十一年五月下谕云:“上年江苏、安徽、山东、湖北等省被旱较重,民气未复,如江苏之扬州、湖北之汉口、安徽之徽州等地方,商贩聚集,盐商富户颇多,恐有越境买产,图利占据者,不可不实力查禁。”[1]301
就经济风险而言,盐业作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一直是众多势力觊觎的对象。徽商在盐业贸易中扮演着主角,清代徽州盐商还设立了务本堂、月折、月包等名目,以赈济败落的盐商,即“盐商之家,有歇业中落者,两淮公保立折,第每月某某旗给银若干两,亦睦姻任恤之意。”[28]这笔费用,据陶澍的估计,每年不下十万两,[29]卷十一颇有些“社会保障”的意味。但这绝不是说盐商经营是没有风险的,所谓徽州盐商“垄断”说是难以成立的。盐商的经营风险除了水旱风火等自然灾害外,也还存在其他众多的人为因素。盐商内部始终存在激烈竞争,郑景濂和郑之彦就曾遭到“狙贾”以至“神奸”的攻讦,有时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食盐在明清两代都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政府关注的首先是盐税国课。明清两代政府的课税一直在增加,以清代为例,“国初淮纲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加以织造铜斤等款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两,至嘉庆二十年后,而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余万之多。”[29]卷十四总商虽有权势,一旦不能如期完成国课,同样会遭到革退、罚没以至下狱的惩罚。
社会舆论,尤其是营业地的舆论,对徽商相当不利。胡适先生曾说过:“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30]2-3在徽商较为集中的江浙地区,对其憎恶之言比比皆是:在松江,当地人抱怨:“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1]223在杭州,徽商在南北二山营建大量墓葬,引发民怨,地方志中严加痛斥:“南北二山,风气盘结,实城廓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也。往时徽商无在此图葬地者,迩来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致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31]卷十九在平湖,由于徽商挟赀横行,“世家巨室,半为所占”,招致极度怨恨,“湖人之髓,其足供徽人之嗜吸耶!”[32]明清俗小说中的徽商,尤其是盐商,其形象一般是很差的。《二刻拍案惊奇》中嘲讽到:“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余诸事慳吝了,”[33]完全是一副财迷、官迷和色迷的模样。《拍案惊奇》中的徽商卫朝奉,不择手段谋人家产,被当地人骂作“徽狗”。[34]《儒林外史》对盐商形象的刻画更为负面,有“盐呆子”之称,“他轿里是坐的债精,抬轿的是牛精,跟轿的是屁精,看门的是谎精,家里藏着的是妖精。”[35]
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若干徽商曾力图证明“事末利”的合理性。许大兴声言:“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22]出身于盐商家族的晚明徽州士绅领袖汪道昆还公开宣扬过:“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故一视而平施之耳”,“然而关市之征,不踰什一,要之各得其所。商何负农?”[3]1352然而这些话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心理调适,实际上是说给自己听的。很多徽商由于“事末利”,在内心深处仍有相当强的自卑感以至不安全感。婺源商人洪庭梅在发达后,“常以弃儒服商不克显亲扬名为恨”,甚至自叹“今庶几惟所欲为,奚仆仆风尘坐以商贾自秽。”[1]184歙县丰南商人吴存节同样感觉“商贾末业,君子所耻,耆耄贪得,先圣所戒。”[36]此种自卑和不安是徽商“脱贾入儒”重要的心理诱因。
长龄郑氏的“脱贾入儒”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郑景濂在发家后认为“以末致之,可不以本守之乎?率其子弟肆力于文学。”[5]卷五这在较为成功的盐商中绝非个别:歙县丰南吴氏,发家更早,吴尚莹“始以盐策徙广陵”,其子吴正学“补邑诸生,翩翩美文辞,”[36]与长龄郑氏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休宁西门汪氏,是徽州较早的著名盐商家族,汪太学有子五人,“岁延名师督之学,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尽出所订习经书古文词严程课督。”[37]长子洪仁补博士弟子员,三子洪勋奉明经,充选太学;歙县溪南江氏,江终慕因家庭贫困,出贾谋生,“挟重赀为大贾”,后复归歙,自言“吾先世奕叶衣冠,今久易业为贾,不可,”[1]294其子江瓘为秀才,另一子江珍更成了进士。在这种风气下,淮北盐商歙县岑山渡人程晋芳,“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壑,”[38]俨然一博学宿儒、士林领袖。
徽商如此急迫地“脱贾入儒”,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
首先,“脱贾入儒”提高了徽商自身文化素质,大批徽商子弟通过科举获得功名,有机会进入仕途,扩大了政治势力,为徽商提供了政治保护伞。就长龄郑氏而言,郑之彦能和官府攀上交情,他的功名身份是起了作用的。当时盐务官员“谓贾人百辈不足与计事”,惟郑之彦“望之文学知名者,众推公专对,大见采用。”[5]卷五郑为光任御史时间不到一年,“封章十上,皆切于民生国计利及桑梓者,不计祸福,不避嫌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5]卷五顺治十八年,郑为光上《请清厘关蠧疏》,痛陈两淮各地关卡林立,关外有关,胥吏如狼似虎,“坐收常例,数倍公帑”,“横索恣取,稍不遂意,诬以漏税,小致丧本,大致倾家。是以商贾屏跡,民不聊生。”[10]卷六十三得到朝廷重视,下令查禁。他还直接向有关盐务、河道官员“打招呼”,要求解决盐商关切问题,“郡中事关利害者,言之不遗余力,若两淮鹾政诸务,厘剔尤多。”[5]卷五他因病早逝,扬州人为他立了长生牌位。类似的例子在为官的徽商子弟中甚多,他们成了徽商在官场的利益代言人。
其次,徽商“脱贾入儒”,将大量资金投入文化事业,对促进徽州和经营地的文化事业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郑氏兄弟广筑名园,皆为扬州一时之胜。郑侠如除筑休园外,还曾筑丛桂堂藏书楼,收藏之富,名闻海内。长龄郑氏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在徽商中是有代表性的。在扬州,与休园同称诗文胜地的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都是徽商的园林。小玲珑山馆马曰璐、马曰琯兄弟祖籍徽州祁门,好学博古,酷爱典籍,嗜书如命,藏书十万卷,其中不少是秘本、孤本。马氏兄弟皆有诗名,与四方过往名士组成“邗江吟社”,相互酬唱,几无虚日。马曰琯去世后,袁枚赋诗悼念,谓其“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39]在淮安,徽州盐商对当地文化事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淮安河下地区,“鹾商纷然投足,而后人文蔚起,甲弟相望,志采飘扬,冠冕阖邑,称鼎盛者垂三百年。”[40]卷一诸盐商在当地广建园林,“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诗社文坛,盖极一时之盛。”[40]卷六乾隆年间为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集藏书,当时献书最多的四家为扬州马振伯(马曰琯之子)、浙江宁波天一阁范懋柱、杭州鲍廷博和汪启淑。除天一阁范氏外,其余三家都是徽商。鲍廷博以家藏秘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他认为“惟有多刊善本,公诸海内,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24]308鲍廷博去世后,其子鲍士恭续刊,今存者凡三十二集,众多秘册孤编赖以传世。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只有那些家赀巨万的富商才有可能,对一般的中小商人来说,日汲汲于糊口而不暇,除关心子女的教育外,岂能有如此财力与精力。故“贾而好儒”,只是一种理想,只有那些富有的徽商才有实践的可能,而实践的结果,往往是“脱贾”而“入儒”。
徽商“脱贾入儒”的另一后果,则是逐步脱离了生产经营活动。“脱贾”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虽然有商人身份,但并不直接经营商业,而是将生意完全委托给其他人经营;二是彻底脱离商业,完全不再具备商人身份。长龄郑氏第四代郑元勋和郑侠如已经不直接从事盐业经营,可以算作第一类的“脱贾”。从第五代开始,其家族文献中很难找到从事盐业经营的具体事证。第七代郑玉珩在父母去世后曾经分过家,“检阅遗赀,初无厚积,曩日之素封虚名顿释。”[5]卷四“素封”者,富商也。换言之,至迟到第七代,郑侠如一支已经完全不从事商业了,显然进入了第二类的“脱贾”。清代中期,大多数的徽州盐商,特别是纲商,基本不从事具体的商业经营,而是倚仗根窝,“以商为名,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习惯淫侈,率多醉生梦死之徒,不知自行经理,惟任商伙商厮摆弄,朦混侵吞,”[29]卷十一逞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群体性的第一类“脱贾”现象。
徽州盐商脱离商业经营,依赖纲盐体制的保护,最终丧失了在创业初期那样开拓进取、敢冒风险的精神,甚至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成为造成自身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典型的如程晋芳“躭于学,见长几阔案,辄心开,铺卷其上,百事不理”,“付会计于家奴,任盗侵,了不勘诘,以故虽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38]为了躲债,程晋芳逃到西安,托庇于陕西巡抚毕沅,“时酷暑,索逋者呼噪随之,”[38]在惊惧不已的情形下,他到陕不过一月就病死了。
道光年间,两淮积欠高达五千七百万两,纲盐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陶澍于道光十年(1830年)任两江总督后,对盐制进行了大幅改革,大力裁减浮费,并在淮北逐步推行票盐制,这对长期把持盐运的纲商是致命一击。道光十年十一月陶澍奏请废除纲商根窝,起赈济乏商作用的月折,“酌减十分之四五,”[29]卷十二至于务本堂一类的经费则完全裁革。陶澍的改革,以确保政府盐课为宗旨,将改革的负担完全推到盐商尤其是总商的头上,各总商纷纷破产。“陶文毅改两淮盐法,裁根窝,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41]32
徽州盐商破产后的境况是十分凄凉的。在扬州,各总商屡遭抄没,“造园旧商家多歇业贫散”,“园丁因偶坏欹者,鸣之于商,商之旧家,或贫无以应之。木瓦继而折坠者,丁即卖其木瓦,官商不能禁。”[42]众多的盐商妻女甚至沦落娼门,“自盐务改票,裁汰冗费,城内外为娼者,约添三千余家。此辈受祖父余荫,有一名目,日得例规,辄酣歌艳舞。妇女亦逸乐嬉笑,惟知妆饰。骄惰既久,一旦失据,衣食无着,又不能事事,且习苦未惯,无可如何,与妻子计议,惟此事较便,遂忍心为之。”[43]在淮安,改纲为票后,诸商皆败,河下地区“零落殆尽,园亭瓦砾,池沼邱墟。惟麦畦菜圃,疏柳苍葭,点缀荒寒,聊免枯寂而已。”[40]卷六歙县岑山渡盐商程世桂兄弟“均行禺荚,分行盐务”,于河下建宅高咏轩,“极壮丽”,然“晚年以鹾业累,境乃大窘”。[40]卷五盐荚起家的大徽商,到头来竟为鹾业所“累”,其何可慨焉!
至于作为本文考察中心的长龄郑氏,其败落情况则与上述有异,这个家族“脱贾入儒”后,在乾隆时期遇到了另一场大灾难――文字狱。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一书,专收晚明诗文,站在明朝立场上议论明清战争在所不免,乾隆时期被军机处列入“奏准全毁书目”,[44]43多次遭到查禁。郑氏家族交往对象中,钱谦益为乾隆所痛恨,沈德潜身后亦遭削官夺谥,郑侠如家族著述中提到钱、沈二人之处颇多,随着文网密布,终未幸免。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两江总督书麟以“有违碍、谬妄、感愤语句”,“有钱谦益、沈德潜序文”[45]85-87等罪名,将郑侠如、郑熙绩、郑玉珩、郑庆祜的著述尽行列为禁书,对这个“入儒”已久的家族不啻是一场飞来横祸。遭此一劫后,这个家族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昌盛百余年的郑氏休园,终究难逃易主的命运。嘉庆十五年纂修的扬州府志于休园条下作“今归苏州陈氏,改名征源。”[10]卷三十一亦有考证云,该园于道光年间,“售于仪征魏氏”。[46]107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三占扬州,与清军数度激战,扬州遭到巨大破坏,休园在兵燹中彻底毁圮,今已不可考。诚可谓“盐鹾事业尽尘沙,文酒芳名挂齿牙。过客独伤王谢燕,居人犹说魏姚花。”
结论
徽州人出贾谋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非特别具有经商的天才。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徽商“事末利”以富,始终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将商业利润投入教育和文化事业,以期“脱贾入儒”,绝非个别现象。“贾而好儒”那样的理想状态,当然只有少数家赀雄厚的商人才有实践的可能,是否具有普遍性,仍需深入研究。至于将此种现象视为“附庸风雅”、“玩出名堂”,似有评价过低之嫌。以往对徽商“好儒”的研究,侧重于提高素质、扩大影响和促进文化事业建设,对由此而来的脱离生产经营以至丧失应变能力事带来的负面后果,似乎注意不多。显然,对此种“脱贾入儒”现象进行深入探索,或可为徽商研究提供一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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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scaping trade and embracing Confucianism
of Huizhou merchan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Zheng family of Changling Shexian
Fengj Jianhui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It is a popular viewpoint that the Huizhou merchant trading while favoring Confucianism.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study, there came some different opinion. The Zheng family of Changling Shexian was very famous merchant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documents of this family showed that it was an obvious phenomenon that the Huizhou merchant escaping trade and embracing Confucianism after being rich. This phenomenon made very complex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tiny of Huizhou merchant.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 Changling Shexian Zheng family Yangzhou escaping trade and embracing Confucia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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