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藉名人辑录》--狂人搜集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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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行政学院副院长方世荣
方世荣，男，1956年出生，籍贯安徽省歙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湖北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界副主席，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湖北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司法部重点学科（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英模，湖北省中青年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湖北省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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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风骨和才气---叶元龙
第一次对叶元龙教授的大名留下深刻印象是在读夏炎德教授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时。夏教授在书中对当时上海经济学界的两种治学态度进行了比较：一方面，有的大牌教授“著作颇不少，惜大多粗滥，读之味同嚼腊”，所出论著“大同小异，所谓‘新论’，徒易其名”；另一方面，也有几位“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甚精”的“纯正之学者”，其中提到叶元龙，夏教授称赞这位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思虑明快，说理透彻”，尤其是他治学严谨，“以审慎故，已发表者尚不多见。此种矜持之态度，与一般粗制滥造者迥乎不同也”。

于是去了解叶元龙教授的履历。叶元龙（1897-1967），安徽歙县人。1916-1918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英文专修科学习。1918-1922年留学美国，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6-1927年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1927年1-6月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财政厅长，重庆大学校长，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署长。1949年后历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后来在查阅中国经济思想史有关文献的过程中，知道了叶元龙教授的更多情况。根据孙大权博士《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一书的介绍，叶元龙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提出人口最适宜密度论。1957年4月8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水平已有显著提高，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我们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加强国防，因而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内，迅速增加人口是不适宜的，是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4月27日，他又在《文汇报》发表《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一文，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目是否适当，要看它的就业和失业情况，平均每人产量增长速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这三个标准看，我国过了过渡时期以后，人口无疑可以达到最适当的数目。但适当性也有程度的不同，如果我国目前听任人口继续大大增加，以至推迟社会主义建设，则在特定时期内还是以降低人口增加率为宜。”这个观点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致的，当时提出类似主张的还有陈长蘅、陈达等。众所周知，他们的正确见解不久就受到数百篇文章的围攻“批判”，而整个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今年暑期，我在翻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货币、信用与商业》时，意外地发现这部新古典主义名著是由叶元龙和郭家麟两位教授合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家麟教授在《译者前言》中向读者展现了叶元龙教授鲜为人知的经历和性情。他写道：“本书正文是叶元龙先生译的，……1964年，叶先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教授时，应约翻译此书。后因心脏病有发展，嘱我同他合译。1967年9月，叶先生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由于‘文革’期间他多年讲授马歇尔经济学的笔记和资料以及数千首旧体诗均丢失，这部译作竟成了他毕生从事教育和研究事业，教了几十年马歇尔经济学所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了！

……他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回国后，曾在中央大学等校讲授马歇尔经济学，并先后担任过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和教务长。抗战时，叶先生任重庆大学校长。他依循蔡元培先生民主办学的精神，聘请马寅初先生为商学院院长。当马先生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而被拘禁时，叶先生亦被免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

叶先生善于作旧体诗。他离开重庆大学后，闲居在家，赋诗明志。……在此期间，他同沈尹默、汪东、乔大忙、潘伯鹰、章士钊、谢稚柳、沈迈士诸名家相互和诗，连同他前后所作诗篇，累计有数千首之多。可能由于他多年赋诗的习惯，他从事英语翻译时，常用简练的词句或应用一二句中文成语来表达原意。这是他翻译工作的特点，但语句却偏于古雅，不适于青年人阅读，故由我改译为白话……”

现如今，勇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敢于横眉冷对权势集团，奉行严谨的职业操守，不把学术当摇钱树，不靠“大牌”去欺世惑众，富有高雅的艺术才华，像叶元龙教授这样的学者还有多少呢？叶元龙教授当年为什么到历史研究所，而没有到经济研究所，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曾经是上海社科院的一员，这让我倍感亲切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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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校长许心武
许心武(1894—1987)，歙县许村人。民国6年(1917)毕业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特科班，被学校推荐到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民国13年留学美国，先在加州大学学灌溉工程半年，后转依阿华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学水利工程，取得工科硕士学位。民国16年回国，发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水利机关》一文，促成收回上海浚浦局和扬子江技术委员会两个水利机关主权。民国18年8月任导淮委员会设计处主任工程师，赴苏北勘察，制定导淮治本计划。民国22年至26年，历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长、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导渭工程处主任，江苏省导淮入海工程处处长。抗日战争期间，深入西南地区查勘、规划水力资源开发。民国“年至34年，兼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物理实验教授、河海大学校长和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等职。民国35年6月再度赴美、英留学考察。民国38年回国，任复旦大学教授。建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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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谦：前清翰林中的基督徒与革命家
徐谦（1871年-1940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不仅是法学家、社会活动家，且一度成为民国政要与思想激进的革命家。他早年中进士，入翰林，但与时偕行，追求进步，以科举最高出身获得者的特殊身份活跃于民国初年政坛之上，并正式受洗皈依基督教，故颇引人注目。现就所知，将其人生轨迹予以展示，以飨读者。
    据朱保炯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徐谦考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甲第八名进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徐谦，字士光，号季龙，安徽歙县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京师检察厅检察长。当然这是指他在清廷退位前所得最后官职。
    徐谦祖籍安徽歙县，于清同治十年四月二十八日（1871年6月15日）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四岁丧父，由母亲的抚养成人。少年时，师从桐城派大家吴挚甫学习经史，每日刻苦诵读。心有灵犀，才堪造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南京应乡试，中举人。翌年进京参加会试，中进士，入翰林，在译学馆攻读法律政治科。三十三年（1907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法部参事，主持制定法律，曾参与拟订《司法制度改革条例》。三十四年（1908年），调任京师审判厅长。于主持京师审判厅的一年中，处理历年来积案千余件，深受好评，升任京师高等检察长。宣统二年（1910年），与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许世英共同代表中国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第八届世界改良监狱大会，并到莫斯科、柏林、罗马、巴黎、伦敦等地考察西欧各国的司法制度，开阔了视野。?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徐谦与许世英回国。徐谦辞去京师高等检察长一职。民国元年（1912年）初，徐谦与伍廷芳、王宠惠、许世英等人在上海成立国民共进会，以“完成健全共和政体”为宗旨，并以国民共进会的名义发表了《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主张在中国成立“联邦共和国”，立法权、司法权集中于中央，行政权则分权到地方。?
    　　是年4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委唐绍仪组织内阁，王宠惠出任司法部总长，徐谦担任次长。6月，袁世凯为实现其个人独裁野心，修改《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内阁副署之规定，唐绍仪不满袁世凯个人独裁、遇事专横的作风，愤而辞职，徐谦也与其他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8月，国民共进会与同盟会、国民公党及其他几个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徐谦当选为党本部参议。?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事后查明为袁世凯主使。为此，徐谦撰《布告国民》一文发表于4月27日的《民权报》，号召国民奋起组织武装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徐谦一度对前景悲观失望，意志消沉，便避居上海，兼作律师。其间，某些基督徒朋友劝其入基督教，以求精神之寄托。徐谦云：“若你们有个好上帝，就不该容许袁世凯这种人活在世上。若袁世凯马上死去，我必入教。”恰巧袁称帝不久即暴病而亡，徐谦便履行诺言，正式接受圣公会洗礼，皈依基督，取教名为“乔治”。徐谦自称，入教乃为救国。1917年，中国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为争取在中国宪法上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联合成立“信教自由总会”，徐谦任会长。1918年，徐谦又发起组织“基督教救国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
    黎元洪出任总统，徐谦任司法部次长。不久，张勋要挟解散国会，徐谦不予赞成又无法阻止，遂复去上海，以作律师和卖字为生。1916年9月，徐谦回到北京，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次长，并负有联络国会中国民党党籍议员之秘密任务。1917年7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以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废除“临时约法”及解散国会等倒行逆施。孙联合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于8月25日在广州召开有南下议员100余人参加的“非常国会”。9月初，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10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徐谦于7月随同孙中山南下，并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然而，西南军阀只是借“护法”之名，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当与直系军阀达成妥协后，旋即开始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桂系军阀操纵“非常国会”的政学系，迫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孙被迫离粤赴沪，临行前委徐谦为代表，参加军政府政务会议。后徐谦又被桂系军阀控制的军政府任命为司法部长。?
    　　1919年1月，徐谦离粤赴沪，会晤孙中山，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孙中山派徐谦与陈友仁以南方代表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在巴黎，徐谦等人坚决反对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结果，并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徐谦回国后，因不满岑春煊把持军政府，便未回广州而去天津，出任由天主教创办的《益世报》总编辑。?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北洋政府十六混成旅旅长兼湘西镇守使冯玉祥，率部队由湖南常德出发，进驻汉口，呼吁南北“早息内争”，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孙中山委徐谦与钮永建去汉口晤冯玉祥，以争取冯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会见中，徐、钮向冯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冯玉祥听后，表示很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此后，徐谦便成为孙、冯之间的联络人，常常出入于冯玉祥军中。
    　  1920年10月下旬，桂军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中惨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等以四总裁名义宣布撤销军政府，北京政府单方宣布“南北统一”。此时在上海的孙中山等通电反对所谓的“南北议和”，并揭露桂系军阀把持的军政府的罪行。11月25日，孙中山偕唐绍仪、伍廷芳等由上海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1月29日，军政府推选徐谦任司法部长。1921年4月，广州国会召开非常会议，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徐谦则被推选为大理院院长。1922年，徐谦曾出任北京政府王宠惠“好人内阁”司法总长。?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再次组织大元帅大本营，徐谦和胡汉民、孙洪伊等人被孙中山派驻上海，担任办理和平统一的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在上海期间，徐谦借自身名望多方奔走，创办法政大学，培养法学人才。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史良，就是该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后南北议和失败后，徐谦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
    徐谦赞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徐谦表示积极赞成。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向孙中山发出北上商讨国事的邀请。徐谦也受冯玉祥之邀到京，用“基督救国主义”思想劝说“基督将军”冯玉祥。冯玉祥因娶基督徒李德全为妻，遂改信基督，并要求其所统率的部队士兵信奉基督教。徐谦对冯玉祥后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曾起过一定的推动影响。?
    　　此外，徐谦还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赞扬冯玉祥发起北京政变“乃见义勇为之举”，主张解散非法国会，召集和平会议，并认为“前清废帝乃系民国乱犯，应治以国法”。后受冯玉祥之聘，出任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及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等职。在北京期间，徐谦还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建立联系。李大钊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徐谦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1925年的国民会议运动及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徐谦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为政府委员，兼管司法行政。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长。不久，出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  正当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驻守大沽口的国民军，炸死炸伤10余人，守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3月16日，日本联合美、英、法等八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出大沽口驻军”及“拆除该地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17日，各国军舰共20余艘云集大沽口，对国民军进行威胁恫吓。驻津外国军队也准备协同出动，终于迫使国民军放弃天津等地，退往西北。?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罪行，北京工人、学生、农民5000余人在徐谦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领导下，于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徐谦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报告会议宗旨，宣布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宣布《辛丑条约》无效、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等八项提案。会后，群众队伍游行至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重伤200余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徐谦和李大钊、顾孟余等5人遭到北洋政府通缉。徐谦和顾孟余等人离京取道经库伦前往苏联。当时，冯玉祥因遭奉直联合反对而被迫下野，亦启程去苏联考察。在库伦时，徐谦与冯玉祥相遇，并介绍冯玉祥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7月，徐谦离莫斯科返回广州，任广州国民政府司法部长。10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徐谦作为会议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参加会议，并讨论了国民政府政纲及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事宜。?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徐谦向大会作了《关于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经过的报告》。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制止蒋介石独裁的决议，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徐谦反蒋独裁的态度非常明确，在会上提交“提高党权案”、“反对军事独裁成立军事委员会”等提案，并表示矢志遵奉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得到多数委员信任，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成为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徐谦在实行新的司法制度、收回汉口英租界等方面，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4月2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清查共产党呈文”，徐谦则被列入看管监视名单之中。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6月1日与冯玉祥所部的国民军会师郑州。6月10日至13日，汪精卫、徐谦、孙科、顾孟余等武汉政府领导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会上，汪精卫谴责蒋介石独断专行，冯玉祥则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会议决定，设立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由冯玉祥任主席，徐谦为委员，负责党务。通过这次会议，冯玉祥独揽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
    　　此外，这次会议还为武汉分共和宁汉合流进行了一番酝酿。6月20日，徐谦又参加了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吴稚晖等召开的徐州会议。徐州会议是宁汉合流、共同反共的开始。此后，徐谦借口筹备开封政治分会及河南省立大学而不再回武汉，而是留在开封，因而未参加汪精卫等人在武汉发动的七一五政变。?
    　　不久，汪精卫、谭延闓、孙科等向南京政府输诚，组成宁、汉、沪三方面合作的特别委员会，独排斥徐谦一人，并以其“媚共”为由，不许列席特别委员会。后来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将徐谦列为“附和共产分子”，列入逮捕名单。徐谦避居上海，并于11月17日公开声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不久，徐谦迁往香港，定居九龙。?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徐谦中央委员的职务。九一八事变后，徐谦与方鼎英等人组织“抗日联合会”，宣传团结抗日，发表演说反对蒋介石的投降行为和独裁统治。??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十九路军被调至福建进攻工农红军。在中共抗日主张的影响下，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和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组建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并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徐谦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筹备会议，并参加了在福州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又被委任为最高法院院长。1934年1月，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不和，对蒋介石的进攻处置不当等原因，福建政府最终失败。无奈之余，徐谦只好经厦门再次转避香港。1937年“七七事变”后，徐谦曾回到南京参加抗日活动。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9月26日病逝于香港。
    1940年9月26日，徐谦因病在香港逝世。作为国民党元老，徐谦先生为国共合作做出过很大贡献，也是前清翰林中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最为亲近、合作最为默契者。毛泽东主席闻讯，在延安特撰写挽联表示悼念。挽联内容为：“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死生同胞，团结促进步，岂能再抄旧文章。”对徐谦之与时偕行、不断进步予以了高度评价。此外，徐谦一生为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亦曾竭心尽力，贡献颇大，并有多种著述行世。主要有民法总论》、《刑法丛编》、《劳资合一》、《徐季龙先生遗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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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热大师叶天士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先生，晚年又号上津老人，是我国清代著名医学家，享年八十岁。叶氏祖籍安徽歙县，世操医业，于其祖父时自歙迁居江苏吴县（今苏州）。叶天士身居苏州，但与徽商过往甚密。徽州（新安）名医辈出，医著浩繁，故天士常与徽州人氏相互考订药性。
据民国《歙县志·义行》载：歙县潭渡黄晟（字东曙，号晓峰），兄弟四人以盐商起家，时居扬州，请叶天士到其家中，聚友人共同考订药性。黄氏兄弟 有“青芝堂”药铺和木刻园，即佐天士使城中百姓疾病得以治疗，又为天士刻制《临证指南》医书，由此可见，叶天士在医学上的成就，与新安医学不无渊源关系。

    天士少读诗书，其父朝采授之以岐黄学，在天士十四岁时父亲朝采即辞世，于是其改从父亲的门人朱某学医。朱君以平日朝采之教教之，天士很快深得其蕴，见解渐至朱君之上。而天士好学不倦，常常择善而从，凡闻悉有擅长医道者，不论山遥路远，必前往师以礼事之。

    十余年时间其先后拜师十七人，深“得周扬俊四名家之精”，学余杭陶华、旁及东垣、子和、丹溪，于是乎医道大进，察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如见五脏症结，临证立方，不执已见，故而治疗多奇中。

    叶天士诊务繁冗，通晓杂病，且在温病学上的贡献最大，为清代著名温热（吴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脱却传统的《伤寒论》诊疗体系，主张温病与伤寒分论，并创立了有别于六经的卫气营血、三焦等辨证施治纲领，其学术思想及治疗体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转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叶天士《温热论》选）。

    天士在温热病诊断方面积有丰富的经验，强调用药必验之于舌，视舌苔舌质的变化而决定治法。其他如验齿、辨斑疹等方面也多有经验之谈。如燥热内盛，烦渴思凉饮，舌红绎，气逆咯血者，天士每每用以麦冬、石斛、花粉、芦根、梨汁、玉竹、沙参等。而肝胃之阴俱伤，兼有干呕恶心，胸闷昏眩，消渴烦热，喜食酸甘，舌干唇红者，天士善用酸甘济阴法，用药如沙参、麦冬、木瓜、石斛、乌梅、生白芍、生甘草、生牡蛎等。而如肾阴亦亏，咽痛舌红，耳鸣、腰膝酸软者，酌选熟地、甘杞子、茱萸肉、淡菜等。

    天士养胃阴还善喜用食物为药，象粳米、元米、山药、大枣、莲子、扁豆、梨、甘蔗、蜜等等，能甘平气清，开胃悦脾，而又久服无弊，尤对久病胃弱之体者更为合适。另外，叶天士针对胃伤较甚，久而不纳者，常以变换剂型，熬膏缓缓调之，也是值得今日之效法的。

    叶天士生平医案甚多，著名的有《临证指南》、《叶案存真》、《未刻本叶氏医案》、《温热论》等，大都由其门人编辑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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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复光(黄山歙县籍清代著名实验物理学家)
字元甫，号浣香，安徽省歙县人，监生出身。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卒年不详。郑复光从小偏爱科学，性好潜思，涉猎颇广，于数学、物理学都有一定的成就。他善于融会贯通中西算术，常与当时数学名家李锐、汪莱、张敦仁等讨论天算问题。他还善于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那些容易引起当时人们“惊骇以为灾祥奇怪”的自然现象，汇集了200多条,于道光二十二年 (1842）纂成《费隐与知录》一书，内容包括天文、气象、化学、物理等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郑复光在科学上的最出色的研究是在光学方面。青年时期他曾游扬州,见到一种利用透镜组把画好的花鸟人物映于壁上的“取影灯戏”，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回家后就开始钻研光学问题，进行系统的实验研究。后又游历了广东、云南、山西、陕西等地，还曾数次北游京师。在游历的过程中，注意观察和搜集光学仪器，并向店肆手工艺人请教光学仪器的制造方法，还到北京观象台实地了解窥筩远镜的使用情形。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实验和研究，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归纳出一套具有独特形式的几何光学理论,著成《镜镜?痴》一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版。书名中的“?”字是叫卖的意思，“?痴”一词是作者自谦之意。全书共5卷，约7万余字，扼要地分析了各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镜质和镜形，系统地论述了光线通过各种镜子（主要是凹、凸透镜和透镜组）之后的成像原理。具有丰富的光学知识。
　　郑复光认为，“物与物交，必有相射之线。光能照有光线，目司视有目线，景承光有景线，镜受景有镜线是也”（《镜镜?痴》卷一）。他创造了不少类似以上的概念和名词。它们中有的是对的，如以所谓的“顺收限”、“顺展限”表示透镜焦距的概念,并用这些概念来解释和描述光学仪器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有的是错误的,如所谓透镜有“镜线”以及镜线交点,并以为远处射到透镜的光线须先经过镜线交点,而后倒射入镜。还有一些错误，是受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一些光学知识的影响，如他的著作中的光路图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621年来华）在明天启六年(1626)撰写的《远镜说》一书相同，而《远镜说》一书的光路图是错误的。但是，郑复光的光学理论，是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光学知识而发展起来的。
　　《镜镜?痴》一书，还对各种铜镜的制造、对铜质透光镜的“透光”原理，对于冰透镜取火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它是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一部重要的光学专著，代表了清代中期中国的光学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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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宏纲(黄山歙县喉科世家)
重楼玉钥》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喉科专著。作者郑宏纲（1727-1787年），字纪源，号梅涧， 又号雪萼山人，歙县郑村人，为“南园喉科”世家创始人郑于丰之子，是海内公认的清代喉科名家。《重楼玉钥》是郑梅涧根据江西黄明生授徒秘本，参以自己临床经验增订而成。分上下二卷，上卷阐述喉科方面的基础理论，辩证施治方法，收载内服药24方，咽喉局部吹药28方，熏、含化、外敷药6方，卷末附“梅涧论症”二则；下卷专论喉症的针灸疗法。该书是最早记载白喉病的文献。书中对白喉的病理有独到的见解，指出白喉属少阴一经， 邪伏其间，盗其肺金之母气，故“喉间发白”，为后世创“养阴清肺汤”奠定了理论基础。
    郑梅涧长子郑枢扶（1746-1813年）名承瀚，字若溪，著述甚多，有《重楼玉钥续编》、《喉白阐微》等。枢扶继承父业，对白喉研究颇深，很有心得。乾隆六十年（1795年）整理其父《重楼玉钥》时，大胆创制“养阴清肺汤”，为提高白喉的治愈率，创出了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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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仕——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
吴承仕（1884～1939）

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字检斋，安徽省歙县人。中秀才、举人，点大理院主事。曾受业于章太炎门下，研讨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及经学。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与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有“北吴南黄”两大经学巨匠之称。曾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兼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教授，兴办《文史》《盍旦》《时期文明》等刊物。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主要的代表作为《经籍旧音辨证》（1924年）。该书将汉至唐间近百家音切辨别辑录整顿出来，然后参较典籍原文进行辨证，最后成书25卷，序录1卷，后缩简为7卷出版，名为《经籍旧音辨证》。这是一部音义互证的训诂专著，更是一部经学研讨的工具书。该书总结了先哲的研讨成绩，提出了本人的新见。其中的成绩充沛反映了作者在音韵、训诂研讨上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作用。章太炎为之作序，钱玄同为之题签，黄侃通读之并为之作《笺识》。大家都对该书极为赞誉。另有《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国学院国学系丛书之一，1933年）、《说文略说笺识》（未刊）等。在经学研讨方面，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古代名物制度的探究。他以本人“小学”研讨的成绩作工具，广采浩繁典籍材料作参证，深入探求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特性与法则。闻名的代表作为《三礼名物》（中国大学讲义）。《三礼名物略例》（《国学论衡》1933年第2卷）是其研讨三礼名物的纲要。他承徽州学派江永、戴震等经学及小学巨匠的治学办法和传统，精研音韵、训诂，详考古代典籍中的名物制度，特别是对三礼（《仪礼》《周礼》《礼记》）的研讨，在材料的收集、研讨的范围、学术见地等诸多方面，“并世殆无第二人可及”。此外，他还著有《经学通论》（中国大学讲义，1925年）、《淮南旧注校理》（木刻本）、《六书条例》（中国大学讲义）、《尚书三考》（抄本）、《国故概要》（北京师范大学讲义）、《小学要略》（中国大学讲义）、《男女阴释名》（《华国月刊》1924年第2卷第2期）、《尚书今古文说》（《中大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释这》（《中大季刊》1926年第1卷第3期）、《说祧》（《华国月刊》1926年第3卷第3期）、《公羊徐疏考》（《北师大国学丛刊》1927年第1期）、《经典释文撰述时期考》（《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1929年第2卷第2期）、《言语文字之演进进程与社会认识形状》（《文史》1934年第1卷第2期）、《从说文研讨中所熟悉的货币形状及其余》（《盍旦》1935年第1卷第2期）、《说文讲疏》（《制言》1936年第18、20、21期）、《释车》（《国学论衡》1936年第7卷）及《丧服变除表》《丧服要略》《文言与白话间的量和质》《从说文研讨中所熟悉的交流形状之史的开展》《论古今文上章太炎教师书》《论语老彭考》《说文韵表》《读说文随笔》等专著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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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唐---黄山歙县籍篆刻家
胡唐(1759-1826)，初名长庚，字子西，号耳宰翁，别署城东居士，安徽歙县人。篆刻学巴慰祖，风格婉约清丽，行书小字边款尤为精绝，与巴慰祖并称巴、胡。赵之谦对他们二人的作品非常佩服，并受到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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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慰祖---黄山歙县籍篆刻家
［清］（一七四四―一七九三）字予藉，一字子安，号晋堂，一作隽堂，又号莲舫，歙（今安徽歙县）人。官候补中书。少读书，无所不好，亦无所不能。弆藏法书、名画、钟鼎、尊彝甚伙。时伪作古器，脱手如数百年物，虽精鉴者莫能辨。尝制铜都承盘，字体抚散氏盘酷似。所画山水、花鸟皆工，然不耐皴染，成幅者绝少。人得其残稿，独珍重爱惜之。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作疏林茅屋图，载艺林旬刊。刻印宗穆倩（程邃），务穷其学。帝及钟鼎款识，秦汉石刻，遂工隶书，劲险飞动，有建宁、延熹遗意。卒于扬州，年五十。《广印人传、画友录、中国艺术家徵略、歙县志、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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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肇龙---黄山歙县籍篆刻家、徽派朴学家
汪肇龙1721——1780），字松麓，一字稚川，原名肇漋。安徽歙县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副榜。乾隆二十五年（1760）补学官弟子。乾隆三十年（1765），举进士不第，于是绝意科举仕途，手不释卷，一心以所学资考据，成为徽派朴学阵营的重要学者。
    汪肇龙年少孤苦，家贫力食以维生计，十三岁方进学。初习篆刻，很长时间赖以为生，稍通六书。乾隆十七年（1752）从学江永歙县西溪汪氏不疏园，与金榜、程瑶田、汪梧凤、郑牧、方矩、洪榜并称“江门七子”。其同学诸如金榜、戴震、程瑶田先后皆振起而有称誉，汪氏久虽落落无所遇，然而始终“处困而亨、箪瓢陋巷，晏如也”。
    汪肇龙专力治经，宗主郑玄，于《尔雅》、《论说》诸小学书及水经、地志、步算、音韵、名物
、器数之学，无不博览涉猎，皆作较为深入的研究，于“三礼”方面用功尤其深湛，师友间都叹服其精。“尝游京师，观太学石鼓文，曰：‘是可注而读也。'退则摹其文而注释之，著《石鼓文考》，定为周宣王时史籀所篆，非后世物。”（据郑虎文《汪明经肇龙家传》）“至于尊彝、钟鼎诸古篆，云鸟、蝌蚪之文，寓目能辨，且暗中能手扪而识之，见者誉为古今绝学。”（据洪湛侯《徽派朴学》）汪肇龙作为考据学家，由于精通经史，对于古文字触类旁通，因此对字学研究精深，往往时有新发，非寻常篆刻印家可比，时与程邃、巴慰祖、胡唐齐名，并称“歙县四大篆刻名家”，成为清代乾嘉年间徽州印坛上的中坚。曾为汪启淑刻印多方，收入《飞鸿堂印谱》，其中的印作朱文多以小玺及钏鼎款识入印，秀雅多趣；白文取法秦、汉，苍茫浑厚，印风凝重。
    汪肇龙友郑虎文为曾作传记，称其性格严谨，“颦笑不苟”、“长身玉立，须眉若神，见者知为有道之士”。其著述有《石鼓文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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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邃---黄山歙县籍篆刻家、画家
程邃（1605～1691）中国明末清初篆刻家，画家。字穆倩、朽民，号垢区、青溪、垢道人，自称江东布衣。安徽歙县人。曾从黄道周、杨公麟游，晚年居扬州。工诗文、书法，长于金石考证。其篆刻取法秦汉，玺印，白文运刀如笔，凝重有力；朱文喜用大篆作印文，章法整齐，风格古拙浑朴，边款刻字不多，但凝练深厚，开清代篆刻中皖派先河。擅山水，多作焦墨渴笔，有干裂千秋，润含春雨之誉，画风沉郁苍古。有《垢道人画册》、《梅柳渡江图》等传世。著有《会心吟》、《萧然吟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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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瑞---黄山歙县籍名人
  吴文瑞(1919—1970)，西溪南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化名张扬、汪惠、吴建德。民国26年(1937)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歙县县委组织部部长、书记，中共歙 (县)绩(溪)休(宁)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民国29年9月调特委工作，在皖南事变中突围，辗转至江北开辟根据地，曾任皖南财委副主任、货物管理局局长，桐 (城)、贵(池)、青(阳)工委书记、县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在淮阴大成公司负责贸易和交通联络工作，利用商人身份，往来解放区和上海之间，输出土产，运进军需。民国36年1月，与上海正原公司经理朱尧安(中共党员)等人在连云港被捕。同年秋回皖南地委，开展游击战争，任中共歙(县)绩(溪)旌(德)工委书记，独立游击队政委等职。解放后，先后任徽州专署专员、皖南行署工商处处长、安徽省财贸部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副秘书长等职。1956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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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禧---黄山歙县籍经济学家
吴承禧(1909—1958)，景超二弟。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兴业银行襄理、副经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筹办《经济周报》。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华康区行计划处处长，上海财经学院教务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民盟中央和民盟上海市常委，民建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委，上海市人民代表及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共党员。著有《中国的银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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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超---黄山歙县籍社会学家
吴景超(1901—1968)，名纪谦，字北海，岔口人。民国4年(1915)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八年肄业。民国12年夏赴美留学，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懂英、法、德、俄等国语言。在美国，同罗隆基、闻一多等人组织“大江学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民国17年回国，先后任金陵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
      民国25年1月，经同窗翁文灏游说，参加国民政府工作，任行政院秘书。后随孔样熙、翁文灏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并访问法国、德国和苏联。民国26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等职。民国34年任战时物资管理局主任秘书。 次年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民国36年1月，视察安徽省善后救济总署，曾回故乡，从救济总署拨给医疗器材和专款，在歙县创办徽州医院；同年底返回清华大学任社会系 教授，并与钱昌照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新闻》周刊。民国37年，国民党当局请景超去南京研究金元券问题，不久请他出任驻联合国官员，均遭拒绝。北平 解放前夕，国民党要他飞往南京，转逃台湾；傅斯年还力劝他去美国执教，又一概拒绝，留在北平迎接解放。1952年调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次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景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建国前著有{第四种国家的出路》、《都市社会学》、《劫后灾黎》等。曾主编《新经济》、《社会研究》、《新路》等刊物，常揭露和抨击社会黑暗面，    《新路》就因揭露“苛政猛于虎’’而被迫停刊。建国后，发表有《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和《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展开人口问题的研究》、《搞活区域经济》等重要    论著。他自我批评早期有关人口问题的错误观点，主张节制生育和优生优育，受到周恩来表扬。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79年平反。曾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妻龚业雅为教授，长弟燧人在上海工商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