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唐棣教授关于徽商与明代经济的研究文章之一 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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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关利润与资本的估计是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上，即这段时期商人都可以销售其配额的盐。一项官方的资料显示十八世纪因为食盐异常的好销，勘称是盐商的“黄金时代”。事实上，在小地区时常因为市场饱和，卖不出去的食盐必需转销到其它食盐不足的县府。这即是所谓的“融销”或“代销”。如果全部的市场食盐都已饱和，该年运销的食盐数量则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摊派到以后的几年，这样盐课在荒年才可以在指定的期限内缴完。（译注：原文意为“已经完课，尚未运盐之引，经迟压在前，……应令即行统毁，解部查销。”“所有应徵额课，分作十年带徵，从此年清年额”）这种被称作“统销”。虽然融销在十八世纪发生频率不算少，但总数还未到拉警报的程度，所有的食盐还都可以销完。统销第一次发生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15，页19a—20b。）除了不景气时使用以上偿付销售数量的方法外，当在丰年的时候，会使用所谓的“溢销”的方式，将一部份下一年度的食盐预先出货销售，以符合增加的需求。（提纲）因为在1747年到1803年之间人口快速地成长，食盐如此预售的量总计高达7，053 ，815引。（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16。）因此，一般来说， 在十八世纪销售的情况是异常之好，且盐商销售了超过配额的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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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而言之，十八世纪的两淮盐商可以说是中国无可匹敌的商业钜子。乾隆九年（1744）有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卫廷璞，评估了他们的财富相较于其他重要团体的财富如下：



　　粤省僻处天末，土著之殷富者，通省不过数家。至外来流富，如洋行、盐行，虽有数千家，而殷富者亦不过数家，余皆那移补苴，虚张声势，非如两淮、山右之家拥巨资者。（注：《清高宗实录》，卷219 ，乾隆九年（1744）六月己已，页5b。）



　　公行的黄金时代是在此之后，虽然十九世纪公行中最富有的家庭伍家，其财富超过个别的两淮盐商，在道光十年时据说拥资二千六百万墨西哥银元，（注：W.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Shanghai, 1911), p.48.）但是两淮盐商总体累积的财富远超过行商财富的最顶峰。两者报效银的总数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标准。 行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至道光十二年（1832）间报效了国库3，950，000两，（注：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上海，1973），页5497。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数据是根据《两广盐法志》，因之其中包括了行商与盐商共同的捐输报效。）两淮盐商在乾隆三年（1738）至道光十二年（1832）间报效了约九倍的数目（36，370，968两）。（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2。）事实上，行商的报效并没有完全缴到国库，（注：The Records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East India Company，引自H. B.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1926）， 3，P.194.）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累积的报效数量，即使包括了在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839—42）间中英鸦片战争间期为了防御工事与赔款而捐输的大量报效，（注：例如，在1841年伍崇曜单独贡献了1，100，000的墨西哥银元作为广州的赔款（参考Hunter编前引书，页44—45），在十八世纪的两淮盐商个别的贡献则无法找到可以相提并论者，据光绪《广州府志》（光绪四年〔1879〕刊本，卷129，页25a—26b ）估计，伍家三代捐输了将近一千万银元，这恐非夸大之词。其他行商除了潘家以外，资料有限。）仍然不及十八世纪两淮盐商的报效数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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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两淮盐商如果只注意其本身利润及资本，而不探讨盐商为何不能无限地累积资本，则此研究实会造成误解。事实上，系统地分析这些因素将可以更进一步地解释为何传统中国虽然存在著相当程度的商业资本，但却未成功地进一步形成如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为了通盘了解为何资本无法维持集中在一些商人家庭，有必要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形态、文化表现、社会流动，及其家庭或宗族系统运作下财富和资本稀释的情形。



　　在两淮商人生活形态方面，很容易会有对他们不同形式奢侈的印像。这些表现在他们的浪费或他们的世俗文化活动。基本上，这两种不同的表现萌芽自相同的根——暴发户。（注：雍正十年（1723）一位盐政督官对盐商的法律地位有很清楚的描述：“盐商以殷实之家，办朝廷之课，业非卑微负贩可比，名非单寒小户可居，宜自重，毋自小也。”嘉庆《山东盐法志》（嘉庆十三年〔1808〕刊本），卷九，页11a。 此时的盐商已不是元代以前的商人因为受制于禁令，而被剥夺了科举的权利。盐商在清朝统治下被编为“商籍”。“商籍”其实并不像一些现代学者所想的，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属于商籍。事实上，它仅是指称“贵族”商人——盐商。被归类这商籍的盐商子弟，有特殊的童生配额。这种特权有利于他们得到功名而成为统治阶级。参与《礼部则例》（乾隆十九年〔1784〕刊本），卷七七；《学政全书》（乾隆五十八年〔1793〕刊本），卷六四。因此很明显地，在十七、十八世纪时假如盐商会觉得自己是次等人，那也只不过一种社会感受。）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些新贵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想藉著显眼地生活形态，来弥补他们的社会名声。十八世纪两淮盐商也不例外，他们通常被称为“盐凯子”（注：《儒林外史》，第二十八章。），《扬州画舫录》对其生活形态有很清楚的描述：（注：此书作者为李斗，在1795年初版，引文引自该书卷六，页9b—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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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扬州盐务兢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归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烂著，观者目炫。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其先以安绿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沿草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善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自镜之以为不称，毁其面以酱敷之，暴于日中。有好大者，以钢为溺器，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一时争奇门异，不可胜记。



　　事实上，即使是通俗的商人，有时候也是士人的赞助者。例如齐氏商人曾经资助有名的文人朱彝尊（1629—1709）一万两，使其能安心地撰述《经义考》。（注：此书作者为李斗，在1795年初版，引文引自该书卷十，页23b。）洪氏家族自晚明开始从事盐业贸易， （注：关于洪家的历史，参见乾隆《歙县志》，卷九，页30a；民国二十六年〔1937〕刊本，卷十，页43a。 ）至少自十七世纪晚期已经开始款待有名的士人。其家族名园——“洪园”曾经多位名士的光临而蓬蔽生辉，例如天文学与数学名家梅文鼎（1633—1721）、诗人兼书画家郑燮（1693—1765）、太名士慧栋（1697—1758）以及比他更有名的弟子戴震（1724—1777）、诗界领袖袁枚（1716—1798）与两个重要的历史学家钱大昕（1728—1758）和王鸣盛（1722—1798）。（注：《扬州画舫录》，卷十。）自雍正三年（1725）起马家的小玲珑山馆，程家的筱园，邓家的休园成为国家级的名士沙龙（salons），该地定期的举行诗会兢赛，并且有最华丽的款待及优沃的报酬，尤其是当马曰琯与马曰璐兄弟时，这两个藏书家与天才诗人的园林——小玲珑山馆，就成了终年招待各类文人的豪华旅店。当贫穷的历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感染了恶疾时，马曰琯花费了一千两为他聘请最好的医生。当诗人厉鹗（1692—1752）年已六旬而仍未有后时，马曰琯又为他聘娶一位少妇，且为其安置新居。（注：李垣，《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五，页17a—19b。）藉著专业书商的帮助下，马氏兄弟建立了业书楼，收藏了宋元稀有古书，同时也以搜藏书画及碑拓闻名，据云该处是江北最好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乾隆下令编辑《四库全书》时，马曰璐之子马裕贡献了大批稀有图书，其中有776种被翰林院传抄。 （注：李垣，《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三五，页17a—19b。）因为其对文化的贡献，马裕家族和其他三位藏书家（其中两位是浙江的盐商鲍士恭、范懋柱）各获赐得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为奖赏。（注：《清高宗实录》卷九五八，乾隆三十九年，页22b—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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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到的只是一部份商人家庭，习惯提供款待与资助士大夫。一本有名的扬州手册——《扬州画舫录》，陈述了十八世纪时长江下游的有名文人，只有极少数和扬州盐商家庭没有关系，只要说他们这种联系对彼此双方都有好处就已足够了，因为士大夫从商人得到物质的帮助，而商人同时也藉其与士大夫的关系获得社会名声，藉著赞助各类的文化活动，扬州盐商无论其出身如何，实已被认可是真正的社会菁英。事实上，洪家正因已意识到其社会地位的不同，所以禁止其他的盐商家庭成员参与洪家所赞助的文会。（注：《扬州画舫录》，卷十，页14a。）



　　虽然因为缺乏详尽的资料而无法统计出有多少比例的盐商家庭成员成为士大夫，然而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呈现出他们社会流动的一般趋势。例如拥有筱园的程家，自十七世纪后半叶始富有，程家财富的奠基者——程量入是个相当有能力的总商。（注：关于程家早期的历史，参见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三三，页24a—b，卷三四，页7a—b。） 他把事业交给其六子中的长子程之韺，程之韺对平定三藩之乱贡献良多，因此获赐五品服的荣誉，更重要的是他的五个兄弟中有三个具有功名身份，一个举人，两个秀才。这个家旅的社会变质开始较早，到了第三代造就了两个官员，程文正（原文误记为程文政）在康熙三十年（1691）中进士，且坐到二品工部都水主事者；程文蔚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举，当了知府。前者留下了诗集与文集。他们的哥哥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总商。虽然在《两淮盐法志》中并未提到他们其他的几位兄弟，但是很肯定地他们都受到父亲程之韺相当好的教育，因为他父亲花了很多心血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得到功名。第四代也造就了两位官员，一个是程梦星，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一位是程梦蛟，他透过捐纳得到广平府通判。前者较早退休，并建造了筱园以款待文人雅士；他个人也以诗闻名。（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六，页14b。）第五代程家造就了一个全国知名的文人与藏书家——程晋芳（1718—1784），他花了三十多年建造了搜藏五万卷的图书馆，直到家计困难时才出卖了部份图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1）时他中了进士，并为编修《四库全书》入翰林。死时是一贫如洗，负债累累，他的好友诗人袁枚，在他死时还烧了他所欠下的五千两借据。（注：《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三三，页7b。）事实上，程氏家族非常庞大，如程之韺有十二个儿子，三十多个孙子，更不说有众多的曾孙。在传记中并未提到的也许比起有提到的一样重要。然而，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在这家族三代之间，盐业只传给其中的一支；而且其中也有后代是非商非士或官员者，过著如同袁枚所形容的恣意于“声色犬马”的生活。（注：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四部备要本），郑二七，页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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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绝非例外，其他的总商家旅，如江家也有类似的社会变质的过程。江国茂出生于歙县，晚明时秀才，清初他放弃举业而成为扬州的盐商，当朝代交替时提供了他致富的大好机会。他死时并未能完全实现的企图，（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六，页6a—b。 ）直到他的儿子江演成为总商后他的家族才致富。（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四，页10b—11a。）同时江演的其中一个儿子，继承他成为总商；江演另外一个儿子因为怡亲王的举荐而成为嘉兴知府（译注：即江承玠）。（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四，页11a—b。）第四代江家造就了一群文人、艺术家、艺品鉴定家和官员，最有名的是江春，他不但是个诗人而且在十八世纪前半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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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贡献了许多捐输报效，有助于乾隆年间诸多战役所带来的财政问题，因为他的努力和他献计逮捕到一位逃跑的宦官，因此获得了布政使衔，这对一个商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也因此被称为“方伯”（书信中对布政使的敬称）。虽然他是个商人，但他的诗集为当代人所争相兢购，且与全国知名的文人齐召南（1706—1768）和马曰璐齐名。他的嗜好就是箭术与斗蟋蟀，他用昂贵的宋代形式骨灰缸来饲养他的蟋蟀。他建立的康山别业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皇帝还曾亲驾莅临过。如史书中形容他：“春雅爱交游，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馆其家，家有厅事，容百人坐，坐常满暇。”（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五，页15b —16a。）他曾招待皇帝六次，且两次代表两淮盐商恭贺皇太后生日。 最后，他参加皇帝所邀请所谓的“千叟宴”。但是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时因为他的花费与报效过重，以至于缺乏营运资本。皇帝念在他过去的服务，由内务府库中借发帑银三十万两给他，扣除还给朝廷百分十之的利息外，仍可以维持他的事业。因为年老无子嗣，晚年他的年收入一万六千两，这已比他过去的收入少了很多。死后他的名园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时一度被卖掉，因为皇帝的建议，所有盐商集资五万两将该园承置作为商人会馆（clubhouse）（译注：原史料记作为公产）， 这批钱正好可以供给江春那喜好瓷器的养子从事营运的资本。（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十七，页4a—7b。）虽然他曾风风光光地高居总商一职，但是他似乎羞于让后代知道他行盐的旗号——江广达，除了袁枚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中曾提到此名之外，其它的地方都见不到他的个名字。（注：《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五七，页6b—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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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江家的规模我们无法得知，但是江春的兄弟及其子中有十五人成为诗人、艺术家与艺品行家等。江昉是他的亲堂兄弟，不但是位诗人，而且是位特异的画家。（注：《清画家诗史》，3b ， 页48a。）江兰（d.1807），也是他的堂兄弟，专精于瓷器及散文， 并曾任河南巡抚及兵部行走。任巡抚时因为行政疏失而被罚俸五万两。为了仍能得到朝廷的恩赐他再次捐输了三万两用作水灾救济及公共建设。（注：《国朝耆献类徵》，卷四九九，页24a—29a。）江恂也是江春的堂兄弟，官至芜湖道台，他所搜集的金石书画，甲于江南。（注：《扬州画舫录》，卷十二，各处。）江恂之子江德景（1751或1752—1793，译注：原文误为江德重），乾隆四十四年（1779）殿试高中榜眼，坐到御史。他是一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注：《国朝耆献类徵》，卷十七，页51a。）十五人中的其他人， 依照《扬州画舫录》的记载他们不是诗人就是艺品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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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记载不乏关于身份较低商人之社会流动，特别是李氏的家族史中透露了传统伦理教育及家庭内价值观的变化。李家的奠基者李茂在十七世纪中叶致富，（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三，页26b—27a。）在他四个儿子中，三个坐过官。长子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随后成为知府；第二个儿子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为试用举人，随后在北京当“行走”；（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八，页20b—22b。关于功名录，见于李天佑与李天祥名下。）最年轻的在朝廷买了个小官（鸿胪寺丞）。（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页8b，捐官名册，见李天祚名下。）李茂的盐商事业传给了第三子李天祈。因为李天祈天性人厚，他在地方救济事业就耗费了六万两。在李茂死后分家产时，长子与次子都报怨李天祈过度挥霍，后者因此拒拿自己的那份遗产，结果其他的三兄弟都很富有，唯独他一贫如洗，他的小弟将一半的财产分给他，但仍然被他拒绝。接下来的几年，李天祈自称是“懒仙”，并曾作四言绝句描述自己的心情：“门外一湾流水，窗前几树梅华，兴至典衣沽酒，闲来扫叶烹茶。”他的第二个太太胡氏后业成了寡妇，靠他持家以抚养二子成人。在她死时告诫他的小儿子李道南说：“（虽贫）还是读书”。（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六，页19a—b；卷五一，页10a—b。）此后李道南的厅堂就是以他母亲最后的留言来命名，他最后在乾隆三十六年（1759）时中进士，他在退休至过逝时任乡村教师。他和他的哥哥除了教育亲戚之外，拒绝与有钱人以及他们从事盐商的堂兄弟来往（这位堂兄弟是李天祈续弦后所领养的义子）。李氏家族只有这一房转型成小官和士人。（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页12b—13b。李道南的堂兄弟中至少有三位透过捐纳获官，李宏汉，一位知府；李宏汧，一位知县；李宏潞，刑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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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也许可以代表盐商中顽固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曾经造出户部尚书曹文植（1735—1798）以及内阁大学士曹振镛（1755—1835）的曹家，也许可以代表最谨慎和最实际的两淮盐商。虽然曹家在曹景宸（1707—1776）的父亲曹世昌时，已在河南的东南部经营盐业贸易，但曹家直到他这代才致富；（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附录，〈先文敏公行状〉，页1a。）当曹景宸的兄弟成为生员时，他决定要作一个全职的商人，为了就是如他所云的“一儒一买，自当分任其责”。（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卷十九，〈先大夫枫亭公行状〉，页6a—12a。 ）因为他在扬州非常精明干练，一些年后曹景宸建立起自己庞大的财富，以致其父亲退休时可以衣锦还乡。虽然他早年时已是小康之家，但他们坚信家庭分工的策略。因此他要大儿子去扬州学习从事盐商，要二儿子在歙县管理家计，而全力培养聪明的小儿子曹文植从事举子业。经年地与长江下游的士人联系后，曹文植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二十五岁的龄高中进士，这正是归功于这种家庭分工的策略。（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卷十九，〈祭程恭人文〉，页12a—14a。）曹文植在五十时任户部尚书。他即使在仕途一路平坦时，自己也像他谨慎的父亲一样，要他的大儿子到扬州跟堂兄弟学作盐商，（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卷十九，〈祭程鹤林表弟文〉，页22b—23a。）而把自己的小儿子曹振镛带在身边。（注：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嘉庆五年〔1800〕刊本），附录。）因为北京和长江下游绝佳的文风，造就了曹振镛于乾隆四十六（1781）时考中进士。他最后在道光十年时爬到顶峰，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过世。约有四分之一世纪戡称是皇帝的亲信，又是最有权势的阁员（minsters）。他的政治见解保守，但是个性廉洁。其他曹家的成年男子要不是拥有官衔的盐商，要不然就是下层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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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篇幅的限制，在此无法将其他盐商的家庭作一简述，不过我们可以保守的说，平均商人家庭经过二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事业上几乎当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术方面，最终是从政，结果使得商人家庭的商人成份愈来愈淡。这样的社会变质过程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因为除了勤勉聪明的条件之外，还要有好运，才能在上层的科举考试中成功，并且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然而，值得注目的是人数约三百人或更少的运商和场商的家庭，在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间，居然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八，各处。同时期全国进士人数的总数是16，067人。参见房兆楹、杜联诘，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哈佛燕京学社，1941），表页15—16，若科学地估计这时期中国的人口，则两淮盐商家庭中举的高比例是很明显地。）这是因为除了有一流的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外，盐商家庭的子弟也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这可以从当时专为其子弟创办的三个书院山长（？）都是名士可知。（注：例如，安定书院的山长就包括了有名学者杭世骏（1696—1773）、名诗人与戏曲家蒋士铨（1725—1785）以及重要的史家与诗人赵翼（1723—1815）。梅花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就是当代著名的古文大师姚鼐（1723—1815）。见嘉庆《扬州府志》（嘉庆十五年〔1810〕刊本），卷九，各处。）除了科举的管道外，盐商家庭成员也可以透过盐商捐纳获官，程梦蛟和江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总计顺治元年至嘉庆七年间（1644—1802 ）有180个盐商家庭成员透过捐纳得官。（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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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商中有相当多数的人虽有智识的天份，但是因为科举考场运气不佳，或是他们宁愿过著较悠闲的生活，所以选择了作文人而非当官。上层士大夫当然可以打入政治权力的结构中，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因之超过其他族人。然而，严格说起来文人虽非统治阶级，但是也有其正式的社会力量，在《儒林外史》中有钱、好斗又狂妄的匡超人，即使像他这样的人也会惊讶佩服穷诗人牛布衣这样的人，仍然能够操纵政学界，让他这时才了解到在官员和上层士大夫这样迷人的社交圈外，还有另一种名气团体的存在？（注：该书之第十七章与十八章。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于当时衡量社会名声最重要的标准不是钱，而是政治和文学的名声，盐商家庭的社会流动也就是循著这种单一而且几乎是固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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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资本累积的问题上，我们很容易地理解像盐商家庭这般大量消费以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的生活形态，对他们的家庭资源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沉重的消耗。对一个富有家庭来说，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等同于那些把自己塑造如同文人一样，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都只不过是寄生虫。当然如果有人当官之后是能够增加家庭的名声，但不必然地就是家庭的财富。实际上，盐商出身的官员往往是品味甚高的高消费者，而非财富的创造者。一个官员若是来自中下阶层的家庭，他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身份来改进家庭的经济状况。若是一个从盐商家庭出身的官员，因为意识到他的社会出身，他会极端地注意到提高自己家庭的名声，所以很自然地程家和江家退休后会致力于赞助学术，或成为藏书家或艺品行家。这绝不是偶然的，像曹振镛出身富有的盐商家庭，却可以廉洁一生，所以他死后可得到人人想要的谥号（文正）。他们的生活型态和社会流动，并不有利于资本的累积；相反地，他们把大量的可生产资本投入到各种非经济性的用途上。

观众教育

研究两淮盐商够长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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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研究盐商的宗族运作可以发现到，他们家庭财富和资本的稀释实则发生的时间恐怕还要更早。在中世纪欧洲甚至到现代的英国仍然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对保护财富以集中的形式实有很大的作用，但在中国早自汉朝此制度就已破坏。过去的两千年之间家产通常都是诸子均分，至少自宋代以来与自己亲族分财产，已成了被大声颂扬的美德。现今的研究显示两淮盐商也无法免俗。事实上，除了文学和政治上的成就外，要想在地方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想在一生中赢得美名，最重要的就是作个平时兄友弟恭的孝子，而且要注意照顾亲戚邻里。像曹景宸这位两淮盐商中非常实际的人物，也曾两次分家产以助贫人及亲族。因为他不是经济个体，而是传统中国社会下的产物。他曾告诉他的儿子说：（注：《石鼓砚斋文钞》，卷十九，页10b。）

　　孝弟，根本者，根本不修，则枝叶何由而茂。……处伯叔兄弟之间，事在克己。人生富贵何常？祖宗后嗣果有盛于吾者，则世业不坠，人之盛即吾之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