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土楼行（请您欣赏）

黄山眼镜哥

新安江是古徽州文明的摇篮，是歙县人民的母亲河。曾是古徽州府所在地的歙县地处皖南山区，山是闭塞的屏障，水却是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就是古徽商的黄金通道，是连接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天堂”之地的纽带。新安江山水画廊两岸生态环境极佳，呈现高山林、山中茶、低山果、水中鱼的立体生态格局，与掩映其间的粉墙黛瓦的古村落、古民居交相辉映，是画里青山，水中乡村，构成一幅美妙的山水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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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水库烟波浩淼，峰峦叠嶂，千余座岛屿犹如块块翡翠镶嵌在明镜之中，水碧山黛，风景旖旎，以“绿色千岛湖”之美誉蜚声中外。2005年末，中央电视台举办魅力名镇评比，在近两千个名镇中，不到50年历史的千岛湖镇令人瞩目，被评为旅游名镇。
    千岛湖人气旺的优势是一库得天独厚的碧水，这容量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人欢笑，给人心酸；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人幸福，给人悲伤；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创造了财富，也给人带来了苦难；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这里的老一辈们无限地追念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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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还知道这段历史吗——美丽的千岛湖，是50年前修建新安江水库大坝形成的。足有三千个西湖那么大的水库，淹没了淳安的贺城、狮城两座古县城，茶园、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还有数不清的古村落。不夸张地说，当年淳安人口集中的富裕村，都在水库底下了。
刚解放，华东电力极度缺乏，当时上海的全部电力是30万千瓦，浙江电力仅仅4.1万千瓦。新安江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这也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电站。共和国从此有了一个辉煌的大坝，华东工业从此有了充足的电力，生产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也就此起步了。
建水库必须先移民。当时，除了远离新安江畔、生活在高山峻岭上的贫困山民，11万多户、44万多淳安人，50%以上离开了故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最大的水库移民迁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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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谭震林拍板确定新安江实施一级开发的方案。1956年国务院批准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两个月后，在建德铜官建设新安江电站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启动，同年11月，淳安县茶园紫峰乡芹坑村作为第一批移民迁往桐庐县横村乡孙家村落户，当时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全球最大的水库移民大迁徙序幕就此拉开。
    在那个自信心大得没边儿，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信心高度膨胀的年代，老实巴交、听话的淳安人只有服从，不会讨价还价，结果出现了二十九万多山农大移民的悲壮场面。1973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权威的一份总结报告上，在深思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教训中，沉痛写下了“目前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移民数据和正确的分析资料！”这一句话凝聚着多少问题，发人深思！
    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新安江水库移民处于一种既主动又非自愿的运动式的迁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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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山被淹，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间的事，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行军式的转移，无序的流徙，许多人甚至身无分文。迁移再迁移，疾病、饥饿、死亡、赤贫，纠纷，告状便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常态……这就是在那个非常时代普通人在‘国家行动’中的命运。而共和国由此有了一个辉煌的大坝，华东工业也因此而有了充足的电力……这是一座大坝的历史，但也是几十万新安江人的悲壮移民史。
半个世纪过去了。午夜梦回，我常常想，中国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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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至1960年，动迁移民30.6万人，其中后靠安置7.9万人（淳安4.3万人，歙县3.6万人），远迁安置22.7万人（安置在浙江省12万人、江西省10.7万人）。其后在1962年至1970年前后，原迁安置在浙江省淳安、建德、开化、常山、衢县、金华、龙泉、云和、遂昌等12个县的新安江水库浙江省移民中又有数万人因没有切实可行的移民安置措施，迁移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原因，有组织或者自发投亲靠友等形式二次迁移至江西、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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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跃进式的转迁，超常规的安置，使得移民缺田、缺地、缺山林、缺房、缺粮，住草棚，从此积累起大量难以破解的难题。
1959年，移民进入了高潮，对安置地不满意，或者被血吸虫吓坏了，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倒流”浪潮。到1967年，回来的人达到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点点闪闪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像星星一样布满了水库四周和山凹、山坞。
那些被移民的惨状吓怕了、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这叫“后靠移民”。搬家没几日，水就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他们住窝棚，种非法的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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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了。1966年，也是新安江库区移民灾难沉重的一年。那年暴雨不断，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没有搬迁的4100户、1.93万人，被迫逃洪。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库移民，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屋顶一个个浮起来，庄稼全部淹没，真是哭天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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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国家的需要，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家族被拆开，30万淳安人迁往各省各地。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同样被连根拔除的，还有淳安的古迹和传统。　　家家户户的祖坟都沉入水中。
　　有着千年历史、被称为“文献名邦”的淳安县城，准确地说是两座城沉没在水底。1949年之前，分别叫做遂安城(狮城)和淳安县城(贺城)，新中国后，两城合并为一座城，官方话语中统称淳安县城。此外，沉在库底的还有茶园、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以及上千个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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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具体执行移民工作的负责人不断告诉即将背井离乡的人们：“全国都进入共产主义，吃饭哪里也不要你们担心，这次移民你们农具、家具什么也不要带。”　　村民们很容易就在这番话下激动不已，但也不免还是有顾虑，“过共产主义，也得要睡觉，床少不了，过共产主义，也得要坐下吃饭，桌凳也需要。”
　　当县移民办的负责人看到村民们坚持要带着床板和四方桌远走他乡时，非常生气，“全国人民都会支援我们，让我们一起过上共产主义”“床和桌子根本没必要带，要有‘无产移民’的果敢和决心。”
　　这一时期，新名词不断出现，比如“编连队”“大行军”“新长征”等等，新安江水库水位不断上升，那些本来心存侥幸没有远迁的村民，从低处迁往高处山腰，现在不得不再次移民，携儿带女挑着担子远迁异乡。对于那些多次搬家的移民来说，“政府叫走，第二天便可上路，真可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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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移民带来的后果是缺钱、缺房、缺粮。移民缺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根据浙江省民政厅1961年的调查显示，迁往建德县的1798位新安江移民，共损失农具和家具24061件，平均每人损失14件，“移民中饿、病、外流、死人的情况今年还常有发生。”　　“无产”移民引发了重新迁徙，更在苦中加了“黄连”。新安江工程现场设计组组长潘家铮在一篇文章中曾说：“不幸的是大跃进和‘五风’干扰了正常移民工作，岂止是干扰，简直把移民工作推上了绝路，移民经费一减再减，最后只剩下每人120元，而且这里面又拿出盖楼、造厂，不知有几块钱真正用到移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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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江水库形成后，淳安30万亩耕地被淹没，由一个余粮县变成了缺粮县。2004年，时任水电部部长钮茂生到淳安视察，他感叹：“原来是鱼米之乡，现在米没有了，鱼也不是他们的了，留下那么多问题和困难。”　　建国初，淳安曾是浙江省最富庶的甲级县。移民工作启动后，“那些年新安江沿岸尽现挑箩筐背包袱，扶老携幼的流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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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地的干部群众，也不乐意接受库区移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种国家行动。安置地的农民把田地几乎是白白地划送给移民，一亩田国家也就只给100元左右的补助，其他什么也不给了。老社员补偿少，新社员损失大，双方都有怨气。新老社员由此而聚众闹事，打架械斗。　　除了人际之间的斗争，来自自然的威胁也同样令人恐惧。作为移民主要输入地的开化县，很多移民来到后患上血吸虫病，青壮年面黄肌瘦，挺着大肚子，有一个叫汪畈村的地方，一下子死了50多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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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最远的，到了新疆石河子。逃洪的人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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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