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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商帮最有实力的是山西的晋商和徽州府的徽商。这两个群体约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崛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商人集团。从经营策略上,两大商帮并无太大差别,无非都是官商结合,各得其所。只是晋商的商票、股权分配模式颇有现代价值,而徽商的儒商和红顶商人身份更具中国特色。不分高下。
不过在名气上,晋商和徽商间有一个被忽略的不同--他们身后的女人。徽商妇,作为徽州历史上最为卑微又悲壮的角色,为这段辉煌的地方商业史画上一个尴尬的注脚。迄今林立的牌坊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之一,它与徽商一起,被记入历史。而晋商妇,因为没有太多可考的实证,数百年后,便面目模糊了。
徽商妇成为对应徽商集团的另一个群体的象征,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
这与徽州的地理特征及传统习俗有密切的联系。地处高山深谷的徽州,农业收成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口粮,为了活命,男人们不得不背乡离井,"以贾代耕"。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徽商发展的黄金阶段,也就是明清时期,徽州成了一个高移民的输出地区,70%以上的成年男子要离乡从事商贸经营。当地有句俗谚说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就是徽州男人的人生轨迹。另有俗谚云:"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是说徽州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他们往往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之说。《新安竹枝词》更形象地描绘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发财之后的徽商奉行忠孝节义,回乡大兴土木建造家园外,大肆修建祠堂与牌坊,兴办义学和义庄,以强化宗族制度。
其中以牌坊最具特色。中国的牌坊有点类似于西方的纪念碑,是一种起表彰作用的建筑,表彰那些用儒家价值观念所判定的优秀人物。树牌坊,在古代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也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而徽州的牌坊中,以表彰妇女贞节为最多,几乎占到一半,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
据记载,自唐宋以来歙县建有的牌坊达四百多座,至今留存下来的仍有104座,居中国各县之最。徽州现存牌坊中有一处尤为著名,它在东距歙县十多里的棠樾村,是一个由明清时代的七座牌坊组成的牌坊群。村子东端的甬道上,七座牌坊有序地排列,像一本保存完整的宗谱,供穿行其间的现代人,细细品味。它们属于居住于当地的鲍氏。
鲍氏是徽州最古老的宗族,在徽州是人望所归。这七座牌坊,由忠、孝、节、义四方面的内容组成,最中间的义字坊,是牌坊群中最重要的一座。它表彰的鲍志道、鲍漱芳父子,在清朝乾嘉年间,先后担任两淮盐务总商长达数十年,显赫一时。
七座中就有两座与贞节有关。其中一座叫"吴氏节孝坊",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是为了表彰族人鲍文渊的续弦、嘉定人吴氏的"模范事迹"。她22岁远嫁到棠樾,29岁开始守寡,直到六十多岁死去。在漫长的三十多年里,吴氏先是独自将丈夫前妻的孩子抚养成人,后又修了鲍家九代的坟茔。族人深受感动,为她立了这块牌坊,上刻"节劲三冬"和"脉承一线",前者是颂扬她的贞节不二,后者则表彰她尽心养育继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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