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盆景（附多图）

徽水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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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派盆景的中心位于“山水翕聚”的浦口南――卖花渔村，这与苏派、扬派、川派、南派、海派的中心位于人口集中，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华的城镇闹市是大相径庭的。卖花渔村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海拔三百多米，为一四周高、中间低的小盆地。在这深山大坞之中盛开如此一枝盆苑奇葩，是有其客观可能和历史渊源的。那么，徽派盆景在新安大地是如何形成了又是怎样发展的呢?
　　(一)自然条件　卖花渔村位于新安江上游的南岸沟谷腹地，村名因地形似鱼状、人以卖花为业而得。据1997年底统计，全村185户，806人。近有“洪川八景”(《洪氏宗谱》)，远有黄、白二岳；新安江及其支流婉蜒伸曲于山谷盆地之中，犹如一条青丝带，缥缈掩映于群山之间，奇峰秀拔，风景绝妙。自古以来赢得许多羁人过客留恋，曾为诗仙李白醉倒，也使戏剧大师汤显祖叹绝，新安山水秀甲天下。白石岩　(今清凉峰自然保护区一带)“松怪柏”、“蟠曲如龙”(民国《歙县志·舆地志·山川》)。这大好的山水，清奇古怪的松柏，为盆景创作提供了自然范例。那千姿百态、高不盈尺的黄山松，铁干龙鳞、枝　瘦叶簇、色绿形俏、神清韵妙，无疑是徽派盆景造型的最佳楷模。高居危峰、臂枝下垂的黄山“拢龙松”，宛如附石大悬崖式天然盆景神品。直到晚清至民国期间，洪岭的盆景艺人，还屡赴白石岩深山，从南北两坡攀登清凉峰，挖掘天目松、珍珠黄杨等百年古桩，速成制作自然式盆景，毫不夸张地讲，苏、沪、杭一带的许多黄山松古桩，大多出自徽州艺人之手。洪岭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壤深厚肥沃，这些都为盆景植物的快速生长及树桩的培育，提供了扬、苏、沪、杭一带不可比拟的优越自然条件种类繁多的观赏植物，正是制作树桩盆景必不可少的材料资源。仅据过去的《歙县志》、《绩溪县志》、《休宁县志》、《旌德县志》、《黄山志》、《浮生六记队》、《授时通考》等史籍记载，可供观赏的植物种类达三百种之多；在明清两代用于盆栽和制作盆景的植物就有黄山松(天目松)、梅花、蜡梅、徽州桅子　(山桅子)、映山红、南天竹、黄杨、对青竹、凤尾竹、三友柏(桧柏)、景天、万年柏(九死还魂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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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条件　徽州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后属越。战国属楚。秦属鄣郡，都尉治歙。后汉仍属丹阳郡。建安十三年，孙权分属新都郡，晋属新安郡。宋齐因之。梁末分置新宁郡，陈省新宁，仍属新安郡。隋开皇九年，平陈，省新安郡，始改置歙州，治休宁县。大业三年，改歙州为新安郡。义宁元年，始移治歙县。唐武德四年，置歙州总管府。贞观元年，复曰歙州，属江甫西道。五代初，属杨吴，后属南唐。宋属江南东路。宣和三年，改为徽州。元至元十四年，升徽州路，属江浙行省。明太祖初(1357年)，改兴安府。吴元年，改徽州府，直隶南京。胡按：朱元璋于元至正15年(1355年)，受小明王韩林儿任为都元帅，次年攻占集庆(今南京)，称吴国公；元至正24年(1364年)，称吴王。他本奉小明王龙凤正朔，小明王死后，始于1367年称吴元年。次年称帝，国号明，建元洪武，都应天　(今南京)。又据1995年新编《歙县志》“建置”章载：“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改兴安府为徽州府，直至清末。]……康熙六年，分属安徽省。领县六：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嘉庆重修一统志》)。由于历史上徽州属新安郡，郡治位于歙县，故徽派盆景又称新安派盆景。　徽州保界山谷，险阻天成，兵革少到，与外界交通多赖水路，加之山青水淑，风物宜人，民俗古朴敦睦，因此在历史上成了躲避兵灾的场所。东晋、宋、齐、梁、陈的都城位于建康　(业)(即今日南京市)，另外为了躲避战乱，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江南，深入偏僻的徽州定居。北人南徙以“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　。‘黄巢之乱’，此三期为最盛”(《歙县志·舆地志·风土》)。他们南渡前是佃客、部曲制生产关系的代表，这些南迁的北方人士，包括部分缙绅仕宦、名门望族之家，擅长殖财牟利，具有营商的传统和习俗；同时他们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制作技艺带来徽州，又将传统的北方仕族文化与土著的山越文化相互融通，逐渐形成了具有代表中原文化和古山越文化双重特色的新体系。北方地区的风俗习惯也随仕族的南迁带来徽州，如南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春分日，民并种戒火草于屋上。”此俗歙县亦然，　《歙县志·物产·药属》载：“谨火，即慎火，一名景天，花淡红繁碎，又名佛指甲，又日八宝，有盆养屋上以避火者，今罕见。”可见徽州风俗源远流长。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多，在交通稍微便利的开阔地带，乡里集结成城镇，为适应都市生活需要的一切行业都在迅速发展起来，建筑、树艺、盆栽以及　石玩、盆景等闲雅生活的必须内容，也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江淮之间，主要指扬州、苏州、杭州一带传来徽州。后来由于地方闭塞、交流的限制，加之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盆景艺术的发展与其他地区形成一层隔离，逐渐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徽州有藏镪百万的富商巨贾，以富称天下，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实力。徽人经商致富始于宋朝，正如宋人李以伸在《新安续志·序》中所云：“物产之伙，流布四方，号曰‘富州’。”到了明代中叶，垄断两淮、两浙盐业，牟取巨额利润，已经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明·无名氏《歙县风土论》)。乾隆皇帝6次巡幸苏扬，徽商的接驾排场，已非王侯贵族可比，耗资动辄数以千万计，可谓挥金如土、散银如水。且看两淮盐总，“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歙人江春是何等气派，徐坷《清稗类钞·园林类》记：“高宗巡幸大虹园　(为江氏私园－－胡注)，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荫，惜无塔耳’！江闻之，亟以万金赂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庇材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至，果砖石所成，询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清稗类钞·豪侈类》又载：“汪石公者，两淮八大盐商之一也。石公既殁，内外各事，均其妇主持，故人辄称之曰‘汪太太’。太太当高宗幸扬时，与淮之盐商，先数月在北城外择荒地数百亩，仿杭州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惟中少一池，太太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三仙池一方，池夜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大赞赏，赐珍物，由是而太太之名益著。”又据扬人汤殿三《国朝遗事纪闻》录：“扬州之富，以淮南盐商名。商之著者凡八家，而黄氏妇　(扬人称为黄十公太太)居其最。高宗之幸郡也，诸商皆争自输金为御供，凡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故上谓：‘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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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驾还京后，有皇子晏起以误读，上责之曰：‘汝欲逸乐，何不作淮南商人子，而必生吾家耶’又车驾之在扬也，建行宫于城北天宁寺，寺去小金山约三里，故时临幸焉。山在水中，像京口金山，惟遥视数里外，于夕阳薛荔中，见城楼一角，近视则无物，上意憾焉。商人黄氏妇闻之，即日就桑园隙地建大屋，鸠工庇材，一夕成　(拆城内大屋，凡用瓦、木工数千，排列传递)，即今日之三贤祠也(扬州至今犹有以　。‘一夕造成三贤祠’为谚者)。翌日，上登月观瞥见之，惊闻近侍日：‘何其速焉’?近侍告以黄氏妇所造。上叹曰：‘富哉，商人乎?朕不及也’！三个一夜而成，足见江氏、汪氏、黄氏雄厚财力之一斑；四则铁事表明，连皇帝老爷也自叹弗如。徽商经营的范围包括盐、茶、木、粮、漆、丝绸、布匹、陶瓷、纸、砚、墨、刻书、典当、旅店、钱庄、海货等行业；徽商数量之多，占本区人口十之六七；    “寄命于商”、“以贾代耕"，所到距离之远，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日本、高丽、南亚及西洋各国　(明·黄宗曦《南雷文定》)。正如《歙县志·舆地志·风土》所载：“四乡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沿江向有‘无微不成镇’之谚。”徽商的崛起与强大，特别是商业资本的日益雄厚，商业经营的大规模开展，使徽州经济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至明清的中国商业史上，徽商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徽帮与山西带结为经济界的两大壁垒，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恰如明人谢肇制《五杂俎》所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豪商巨富们通过种种不等价交换手段，攫取巨额商业利润，过着王公贵族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诚如《歙县志·舆地志·风土》所记：“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阁里相望。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词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下焉者则侈服御居外，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己耳；奢靡之风习始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今其所遗仅残敝之建筑，可见当年宏丽骄惰之习。再看他们的馆舍庭园建筑是何等富丽堂皇，艳极一时。据清人李斗《场州画舫录》载，徽州人在扬州仅明清间营建修缮的园林名胜就有：汪廷璋之筏园，汪玉枢之南园(九峰园)，汪应庚之万松岭，易谐之抱山堂，郑超宗之隐园，郑赞可之嘉树园，郑士介之休园，吴均之青棠观，吴氏之吴园，洪氏之大、小洪园(虹桥惰楔)，黄氏之易园、容园、别圃、四桥烟雨，马曰馆之小玲珑山馆，汪氏之康山退园、秋声馆、水南花墅、深庄、是园、东园、西园曲水、紫玲珑馆，徐赞侯之晴庄、墨耕学圃、交翠林等；同书记载，客居扬州的艾人骚客、书商墨贾、丹青高手、达官显贵、盐茶世家达二百人之多。难怪　《五石脂》作者陈去病叹道，“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之殖民地也。”徽商自明清来到扬州，大大增加了扬州的富裕繁华程度，成了扬州城的主宰者。 著名古典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也认为：扬州、苏州等地的许多名园都是由徽州的砖、木、竹、石雕刻匠师们建筑施工的。　徽商们将商业盈利的巨额财富，投入捐纳、捐输、建祠堂、修坟茔、立会馆、设义庄、置祠产、购族田、叙宗谱、订家规宗法、开学堂书院义学试馆等等。一方面，他们力求向封建官僚转化，通过“急公议叙”、“捐纳”、“读书登第”等途径，求官谋职，或跻身于缙绅之行列；另一方面力倡程朱　理学，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总之，使商人、官僚、地主结成三位一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或驰儒而张贾，或驰贾而张儒，一张一驰，叠相为用，不万钟则可千驷；商贾之后，不乏跻身科场、力博功名之辈，以致科举登榜者蝉联不绝。 徽州强宗望族，不惜将雄厚的商业资本，变为政治资本；反转过来，政客官僚又可荫庇其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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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硅墨、旧石坑之砚。对徽州文化的发展也有着较大的作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这种政治、经济间的良性循环，使徽州的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于重视智力投资，明清两代有相当一些徽州人成为封建政权的权相重臣，位极一时，如朱升、许国、赵吉士、程敏政、曹文埴、曹振镛、汪由敦等；更培育出了一代文学家、书画家和其他学问家，如汪道昆、程大位、丁云鹏、潘之恒、渐江、戴震、王茂荫等。这些达官显贵、巨富硕儒，为了光宗耀祖，流芳千古，不惜重金树碑立坊，营建宅第、词社和私家园林。如唐模的檀干园，是一处典型的供宗族休想游玩的江南山村郊园；该园为许氏富翁所建，模仿杭州西湖风光，建有三潭印月、湖心亭、苏堤、白堤、玉带桥等名胜，亭台楼阁、津梁轩馆、叠石理水等，都颇有神韵。私园如西溪南的“老屋阁“，是为三进庭院式住宅，占地340平方米，有侧有400平方米的花园，广植花木；左侧为一方池塘，养荷蓄鱼，供人观赏垂钓；池畔建绕绿亭(1456年建)。该村还有吴鹤秋的“果园”，志称为江南才子祝枝山、唐六如规划设计，原有一大塘一小塘，树有柿、批把、花红、梨、枣、杨柳；花有芙蓉、蔷薇、梅、橘、石榴、牡丹、月季、海棠、桂，惟白玉簪树高约三丈，此特别之花也。其景有六：仙人洞、观花台、石塔岩、牡丹台、仙人桥、芭蕉台。在园内池中设一叶小舟，摇桨可观花枝深处，泉石幽邃，差称胜境，一时誉为徽州名园　(吴吉祜《丰南志》)。又如雄村之非，”乾隆间曹文敏筑以娱老，园中有欲榜斋、得此三房、排春榭、听雨窗、广寒梯、春风领袖亭、学圃、旷如亭、玉照轩、证一亭、摄云磴、水香台诸构“(《歙县志·舆地志、古迹》)。此外，还有稠墅的修园、桂溪的继园、隆阜的曹家花园、溪南的砚子园等。徽州风俗“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亳不紊”(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致使社祠遍布、牌坊林立，以西溪南村推算，仅歙县就有祠堂数千座、碑坊百十座。南宋迁都临安，偏安一隅，内府盛行的花石之风也波及徽州，一些富商文人附庸文雅，到处搜集奇花异卉，如“邑西棠坞有滇茶一株，枝饫霜雪，巨斡匏枵，色如青铜，花时行人瞩目，烂若霞绮“(《歙县志·杂记·拾遗》)。玩赏花卉盆景也成为他们自命高雅的一种风气，如吴天行”远致奇石无数“，吴砚山《案头惟时花数瓶，旧书数种，以供清赏”(吴吉祜《丰南志》)。    凌仲礼“莳名花修竹，掩关自娱”(《沙溪集略》)；吴用良“舍后治圃一区，命曰玄圃。居常艺花卉、树竹箭，畜鱼鸟充韧其中。每得拳石、馋岩、蟠根诘屈不啻珊瑚木难”；(明·汪道昆《太函集》。香谷逸叟方尚瑛“选胜筑室，于居之西端构‘忘乐园’，亭台池沼备具，编篱种竹，杂植梅桂，诸花艳冶，四时花香不断”(《方氏会宗统谱》)。清歙人徐履安率先设计制造人工喷泉，为假山堆砌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样，徽派盆景同徽州砖木竹石雕刻一样，因古典园林建筑装饰的需要，以及城镇生活的必需，而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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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条件　徽州在历史上素有　“东西邹鲁”的美称　(明·赵访沪《学田记》)，以经商创业，赖文章立身，乃程朱理学桑梓之邦，道学渊源之所在。　徽州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从汉末开始迁入，仕族文人南迁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与徽州土著文化融为一体，焕发出奇异的光彩。诸如文学、戏剧、医学、建筑、版画、国画、篆刻、印章等都在全国独树一帜，自辟宗派，在全国学坛艺林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歇人罗愿在《新安志·风俗》中所云：“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　徽州崇尚读书，“道脉薪传”，儒风独茂，科甲蝉联；文人高士，抱节明经；“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嘉靖《婺源县志·风俗》)；“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颇多；“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万历《歙县志·风士》)。徽州既是封建社会晚期的夜明珠，也是地主和官僚缙绅的乐园，更孕育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新安文明。　徽州在明清间文化相当繁荣，设有许多学堂，讲学蔚然成风，培养了一大批封建人才。徽属6县，康熙年间共有书院54所，社学562所，县熟5所；宋代进士624人，明代进士392人、举人298人；清代进士226人、举人698人(《徽州府科节录》)；甚至出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许承尧《歙事闲谭·科举》)，“同胞翰林”，(《歙事闲谭·文苑》)“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一科同郡两元者”(徐卓《休宁碎事》)等盛况。单以歙县为例，居科名之先者有状元唐皋、金榜、洪莹、洪钧等；主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国理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实等；大经济之业者有唐文风、正茂荫、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吴是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恒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歙县清代文学家张潮在《歙问·小引》一文中所记明代文坛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游黄山之事，犹为生动。“王合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稗吴来者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相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菊、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合州先生大为称赏而去。”  　总之，由于徽商的资助，宗族的奖励，舆论的推祟，爱才的风尚，悠久深远的文化陶冶，造就了徽州灿烂的文化；而花卉盆景则是富商、文人雅致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再看国画、版画、砖木竹石雕刻对徽派盆景的影响。　新安画派与徽派盆景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徽州沿称新安，画家以多且精见胜，据史料记载，仅明代就有165人之多，不乏丁云鹏、郑重、程嘉燧、李流芳等丹青大家；从祠堂楼阁到民间小居，其中堂壁间多悬挂山水、花鸟、人物画幅，多有题跋署款，古色古香，颇有书画故乡之感；但形成独特的新安画派，并对以后的徽州文化艺术产生较大的影响，则是从渐江上人(江韬1610一1664年)的探索开始的，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新安画派的前期诸家，其画风看似清简淡远，实则伟峻沈厚；或者淡而神旺，简而意足；或者境界开阔，笔墨凝重；不乏山林野逸、荒寒幽淡之气韵，深蕴朴实精炼、苍劲浑厚之精华。后期新安画家的风格则逐渐变清简淡远为浓茂苍秀，青绿设色，格调清新。徽派盆景的风格变化也与其大体一致，由过去梅桩的古朴、奇特、浑厚，逐渐发展到今天松柏的“台式”、“云片”。究其原因，一方面新安画派影响盆景艺术，另一方面是此二种艺术的共同性导致的。盆景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凝固的音乐、有生命的艺雕，追求完美的意境；两者的创作规律也是较为相似的，都来源于自然而优于自然；画家那种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的严谨创作态度也是盆景艺人必不可少的；此外，新安画派的作画技法，主要指松、梅花、柏等的“根、千、枝、叶布局，与徽派盆景的根、干、枝、叶处理也不乏相似之处。徽派版画与徽派盆景也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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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丁云鹏等第一流的名家作画，又有技艺冠一时的虬村黄氏名工雕刻，所以徽派版画鲜艳夺目，精丽绝伦。根据周芜先生编著的·《徽派版画史论集》提供的资料可知，在明清两代，由徽派刻版名家绘制镑刻的善本书插图中，·可见到附石观果盆景，(黄近阳刻《重绘玉簪记》1589年)盆栽棕榈、兰花、石玩(黄应澄绘、黄应瑞刻《状元图考》1608年)，附石梅桩十天目松盆景(黄一彬、黄桂芳刻《青楼韵语》1618年)，山石盆景(谢茂阳刻《幽闺记》1607年)，丛林式、附石式盆景(汪成甫等绘刻《吴骚合编》1637年)，卧干式天目松盆景等(鲍承勋刻《秦楼月传奇》1644年)。这些插图的盆景，诸如梅花十天目松、棕榈、兰花、菖蒲等植物，在徽州山区都极为常见。因此，一方面可将其看作是明清时期徽派盆景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为徽派盆景的进一步完善起范本启迪作用。其根、干、枝、叶的布局，无疑对徽派盆景的制作有所借鉴。此外，那种粗犷沉雄、苍劲古拙之风也为盆景艺人所崇尚。　砖、木、竹、石雕刻与徽派盆景艺术也有密切的联系。砖、木、竹、石雕刻是徽州古典园林建筑的重要基石，它与花卉栽培、盆景制作技艺共同支起优美古典园林之大厦。　砖雕是在特制的青砖上，雕镂出各种各样题材的精美、生动、细腻、繁复的浮雕画面，被镶嵌在门罩、门楼和墙壁上。有神情逼真的人物、翻翻如生的虫鱼、蔚为壮观的山水·婀娜多姿的花草等图案。明代砖雕呈粗扩、古拙、朴素风格，其方法一般都是浅圆雕或浮雕，借助于线刻造型，构图少透视变化，但强调对称，富于装饰性趣味。发展至清代，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注重情节和构图，透视层次加深，出现了许多精雕细琢的珍品。这种取质简朴，镂刻精细的砖雕艺术，具有秀丽灵巧、清新淡雅之美感。而早期徽派梅桩也以古拙、遒劲、奇峭见长，强调无对称轴的平衡，几乎没有透　视变化，多陈列于高楼深院的门旁两侧，以作装饰，树桩高大挺拔、浑厚伟峻；后期的徽派盆景才追求构图、写意、透视、传神及淡雅之美，树桩主干为一弯或半弯，灵巧别致，适于室内几架陈设。此外，在徽州还发现了楼空砖雕盆架，非常罕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黟县宏村、西递的明清古民居、祠堂、书院的门楼、门罩及八字墙上，尚完好地保留有徽派盆景图案的砖雕作品，可谓形态各异，妙趣天成；其中有游龙式梅花、疙瘩式银杏，三台式罗汉松，附石式兰、竹、芭蕉，自然式黄山松、菊花、寿星桃等；花盆形状有葵花式、海棠　式、仰钟式、竹节式等款样；陈列的几座有长方石几、圆石几、雕花石座等种类；毫不夸张地讲，它们是明清时期徽派盆景的真实再现。　徽州多石坊牌楼，勤劳的石刻艺人，在长期的锥镂创作实践中，日积月累，精益求精，独树一派古傲、浑厚、凝重、庄严的风格。以青石　(如黟县青)为材料，拟人状物维妙维肖；飞龙吼狮逼真传神；既有雄浑壮实，也不乏细腻明快。如歙人刘铁笔，曾以三年时间，为江村江嗣苍刻“白石牌楼一具以赠，方广七寸，中楼山水树木、桥梁楼阁；其间窗户，修不盈黍，尽能启闭；外环石阑，玲珑洞彻，细极毫发”(江爱山《橙阳散记》)。这种简朴之风、灵巧之气也是徽派盆景所崇尚的。石雕艺术为石质几座、花盆的镂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徽派木竹雕，在遗存的明清建筑中，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每每为海内外专家叹绝。艺人们雕花琢朵则富丽华贵，镂禽镌兽则形神兼妙，既有繁琐的雕镂，又有洗炼简洁的装饰有庄重肃穆，也不乏雍容典雅。雕琢与洗炼并重也是盆景创作必不可少的。在黟县等地的古民居内，木雕的盆景图案也　为数不少，植物种类不外乎松、竹、梅、柏等；笔者收藏有一幅晚清木雕，长20厘米、宽25厘米，画面的左侧矮几上置有高瓶芍药插花，中间为低瓶梅花插花，右侧高几上为长方卷沿盆，栽兰菊并附太湖石，朱红设色，描金处理，颇有推意。此外，与木雕相配套的漆艺也是徽州的一大特长，早在南宋时就有“徽漆”之说，新安名工巨匠黄大成，在明隆庆间(1567－1572年)，不仅将漆艺传播至吴越一带，而且著有《髹饰录》存世。
    总之，徽派砖、木、竹、石雕刻艺术与徽派盆景艺术风格，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共同组成徽派古典园林的精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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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洪氏宗族　从《洪氏宗谱》及调查核实的材料获知，徽派盆景的形成和发展与洪氏宗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明确地讲，洪氏是徽派盆景的创始人，卖花渔村则是徽派盆景诞生和成长的摇篮。　据《新安名族志》载：洪氏在唐德宗朝(780－783年)为河北黜陟使，因议罢方镇兵，而左迁宣歙观察使，因家于婺源之官源。这同笔者走访盆景老艺人，核实所得知的祖籍是一致的。八十高龄有六十多年从艺历史的洪月田老人(1986年病故)告诉笔者：“婺源之洪、绩溪登源之洪均为一家”。浯村《洪氏宗谱》“总系”中，前六世的记载如次；“一世祖礼部尚书郎辉公，字万光，幼有敏志，日诵千言，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807年)拜礼部尚书郎，由宣城麻子乡，徙居吴江，子一，延。　二世祖绩溪知县延公，字长春，唐文宗太和元年　(827年)授绩溪县令，莅任公廉，导民以德，甫七旬以老倦谢事，民攀卧不忍公去，公因感民爱戴之深亦缱绻不忍别，乃即绩治之南十里筑室买田为居计，子孙安焉，名所曰洪村，年及八秩而终，子三，谅、诚、诗。　三世祖谅，字伯大，号云庵居士，以交学名绩溪，构楼授徒数十人，奉亲尤尽其礼，乡称孝友先生。黄巢掠新安，偕弟避兵于歙之篁墩，乱定后还绩溪故址，寿终六十有七，娶汪氏，子二，器、宇。　诚，字伯实。唐乾符六年　(879年)因巢寇乱徙歙篁墩，继迁浦口南十里，顾山)11怀抱，土腴泉洁，遂定居焉，娶叶氏，子二，毕、文。诗，字伯文，读书好礼，当巢平之秋暨兄诚同迁浦口，娶叶氏，子一，华。四世器，字德通，进士第，授梅州通判，转授泉州同知，卒葬汪村前，娶汪氏、端木氏，卒葬同处，子一，成。五世成，子四，文一、文三、文四、文五。六世文一，字必渊，驰声学问，立行淳古，子一，斡丞。文三，字必闻，子一，判薄。文四，字必达，性资贤敏，子四，海、淮、汉、泗。文五，字必信，号梅窗居士，嗜经史，善吟咏，尝于居右建/楼数楹，植梅百本，作梅花百韵以自道。寿终七十二，葬后山，娶柳氏，卒葬同处，子一，厚。”总系中赞二十一世祖宗仁公有“花香草色，风雅宜人”之句；赞宗义公有“栽花植竹，桂馥兰芬”之语。



　　从掌握的材料来看，凡洪氏徙居吴江后居住过的地方，包括绩溪的仁里，歙县的洪岭与篁墩等地，都不乏关于梅花、黄山松盆景的记载。据清人沈三白《浮生方记》载：1788年应绩溪县克明府之邀，由武林　(今杭州)乘船，沿新安江溯流而上，至绩溪城，又去城三十里，名仁里，有花果会，十二年一举，每举出盆花为赛。余在绩溪适逢其会，欣然欲往，……入庙，殿廊轩院所设花果盆玩，并不剪枝拗节，尽以苍老古怪为佳，大半皆以黄山松”。应当指出，要形成十二年一举花果会的风俗惯例，绝非短时间可成，且与庙会同时并行，恐怕至少要百年以上的历史，才能沿袭成俗。又据　《绩溪县志·食货志·木之属》(1699年)载：“松，铁干龙鳞，可以供盆玩”；“柏，一树扁、侧、翠兼者，名三友柏；又一种盆栽与松为偶”。可见在三百多年前，绩溪登源一带已有黄山松和松柏合栽盆景。50年代在大仁里学校，还存有明代中期的五盆柏树盆景，其中二盆分别题名为“一缕烟”、“仙人撑伞”，均为曲干造型，每株自根至顶蟠回曲折，刚柔并济，颇具造型功力。另据《黟县志·地理志·物产·木之属》(1659年)载:“松，有一种来自黄山者，屈曲矮小，以盆养之可供清玩”。可见，明清间徽州一带培植黄山松及柏类盆景是比较普遍的。在洪岭，花农则长期以卖花为业，遍采野桩，包括黄山松、紫薇、榔榆、南天竹、珍珠黄杨、刺柏等，经过整形培育，然后挑运城镇，甚至数百里外的城乡；沿途叫卖，加之地处汪洋港边上，地形如鱼状，故被邑人冠以“卖花渔村”之别名，足见花农终年之辛劳和艰难。洪岭栽梅始于唐朝，迄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种类与太湖之滨的吴县有着内在的联系；宋代形成以绿萼为主的梅花特色，当时梅花嫁接技术已经较高，有梅尧臣《吴正仲求红梅接头》诗为证:“君家梅溪上，但见梅花白。我家梅花红，求枝寄归客。剪接如交情，本末不相隔。明年举酒时，醉颊生微赤。”(《群芳谱·花谱·梅》)。因此，大量长途引种梅花已有可能，但徽州尚以绿梅为主，恰如南宋田园诗人范成大在《石湖诗集》中所记:“新安绝少红梅，唯碎厅特盛，通判朝议召幕僚赏之，坐皆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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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徽州司户参军”的范氏亦赋古风一首，又于元夕赏碎厅红梅赋诗三首，可见红梅当时在徽州还是比较稀少的。范氏在为官之暇还携同友好赴歙溪探梅，亦见当时野生梅花还是颇多的。直到明清时期，通过花农的不断引种和精心培育，才形成以绿梅为主、多品种的徽梅格局和徽梅桩景风格。据《歙县志·食货志·物产·果属》载:“梅，四乡皆有，嘉种甚稀。水南浯村善植梅，但以花品之异夸胜赏。而于梅实之美如东洞庭之雪梅，堕地即碎，食之无渣滓者绝无，也宜枝接，若子种则核大肉薄，以全邑论，绿萼华之实差胜。”由此可见，当时果梅亦有，繁殖多赖嫁接，也合常理。这里“水南浯村”，明清属三十六都五图，《歙县志》“全歙总图”标明，梧村位于新安江南岸，与夏坑、大梅口、瀹源、瀹潭相毗邻；《洪氏宗谱》“总系”中有“诚公辟瀹源以裕后”的赞语；因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讲，浯村即梧村，也就是现在的卖花渔村，且以植梅为主业，茶叶、粮食为补充，梅以花胜，而果梅则逊色于太湖之滨的东洞庭山。　那么在洪岭有哪些梅花品种呢?“梅花佳种，《广群芳谱》备载之，谓重叶绿萼、玉蝶尤为人所尚。今邑南浯村所产凡谱中所载皆有之，而以朱砂、檀香二种为贵。盖绿萼、玉蝶以清丽胜，朱砂、檀香以香艳胜也”(《歙县志·食货志·物产·花属》)。足见当时花农有目的地培育、搜集梅花品种之多了。徽人唐宋以来，就有种梅、探梅、赏梅、吟梅、画梅、艺梅之传统，善于在古典园林中用梅花组景，或松、竹、梅组成“岁寒三友”，或梅、兰、竹、菊结为“四君子”，仅《歙县志》记载就有“古梅窝”、(南宋1265－1274年前后吴龙翰住处)、“梅花初月楼”(元末1341年前后，朱升住宅)、“梅轩”等以梅称著的名胜。清代则出现了由罗聘、妻方婉仪、子允绍和允缵、女芳淑等开创的“罗家梅派”，有“瓣香绝枝属君家”之盛誉。徽梅品种繁多，不仅有绿萼、宫粉、玉蝶等常见种类，更有一批独特的徽梅品种。如　‘徽州台阁宫粉’、‘洪岭宫粉’、‘洪岭二红’、‘素白台阁’、‘徽州檀香’、‘徽州骨里红’、‘徽州野宫粉’、‘银红台阁’、‘雨山朱砂’、‘黄山黄香’、‘雨山宫粉’、‘粉妆台阁’、‘送春’、‘六萼玉蝶’、‘六绿尊’、‘二绿尊’、‘黄山野梅’等。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梅花研究权威、北京林业大学陈俊愉教授率梅花品种考察组经实地多次鉴定后估计，徽梅品种不下四十多个，并认为徽梅是当地花农经长时间培育出来的；并在歙县的上丰发现数百年古龄的梅花数十株。直到现在，在歙县、休宁、祁门、黟县、黄山等深山大谷之中，仍有野生梅花分布，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野生种质资源，对今后的杂交育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阅《中国梅花品种图志》)。徽州人善植梅，这在明、清园林界是公认的。据《扬州画舫录》载:“吴履黄，徽州人，方伯　(即歙人江春一胡注)之戚，善培植花木，能于寸土小盆中养梅，数十年而花繁如锦”。又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时间1127－1279年)载:杭州“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园，皆植奇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也”。由此可知，在八百多年前，临安一带就有天目松、桧柏、梅花等规则式盆景。临安与歙县仅天目一山之隔，到徽州水陆交通颇为便利；因此，比较客观地讲，徽州出现游龙梅桩至多也不会超过八百年的历史。另一根据是《歙县志·舆地志·古迹》载:“古梅窝，在向杲，吴龙翰居之，有古梅突兀连理而茂，龙翰因以为号，尝作古梅赋自况。”笔者认为:“古梅突兀连理”即为主干凹凸相连的"之“形弯曲，亦即龙梅；“向杲”在西园一带，离县城约十里，直到现在尚有百年的黄山松、松柏树桩盆景；吴龙翰，字式贤，宋咸淳(1265－1274年)中贡于乡，授迪功郎，编国史院实录，当在临安为官。由此也证明:前述推断是公允可靠的(参见《徽梅的历史、现状、品种及盆景造型，载于《中国园林》1990一4。）此外，休宁吴儆(南宋人)著《竹洲记》，其梅隐庵中也有梅花桩景的记载。他曾在浙江的鄞县、江苏的泰州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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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条件　徽派盆景的形成和发展，与水路交通条件是不无关系的。徽州地处山区，与外界沟通多赖水路。其一，经新安江顺流而下，可直抵杭州，再经长江、运河，与苏州、扬州、泰州乃至更远的北方区域发生经济、文化联系；沿海南下，可通闽、粤；沿海北上可达山东、燕京等地；溯长江而上，可抵湘、鄂、蜀、滇诸省。其二，由绩溪的徽溪和乳溪顺流而下，入青弋江、长江与江南重镇相关联；其三，祁门一带由阊江人江西之鄱阳、饶州；此外，祁门至景德镇、歙县至临安均有旱道。徽州地少人多，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什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因谋生之需要，商贾占十之七八，执技艺者当然也包括以卖花为业的盆景艺人。渔村位于浦口边上，在以舟楫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代，徽州人通过新安江的水路，抵达杭州；继之，再赴苏、扬。“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之殖民地。故徽那大姓，如江、程、汪、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大通"(陈去病　《五石脂》)。当然，这个洪氏也不能排除渔村洪氏的可能。

    扬州与徽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就连穿衣着衫也是“歙近维扬”(《歙事闲谭》)；而扬州相传在唐朝就有盆景艺术，宋、明、清三朝，扬州均为经济重镇，徽商经营盐业也多在维扬，这也为两地文化艺术交流，为盆景艺术在徽州落户、发展提供了诸多方便。综上五个方面所述，洪岭有着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又有徽商这个坚实的经济后盾，再加上深厚的文化根基，且具备交通之可能，徽派盆景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是必然和可能的了。徽派盆景的起源应是在洪氏徙居吴江、出任礼部尚书郎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将盆景这种高雅的艺术从扬州或苏杭带到徽州，并在绩溪、歙县，主要是在洪岭进行再创作，发扬光大起来，并在南宋创作出规则式游龙桩景，然后自铸古朴、奇特、刚劲、凝重、浑厚的风格，标异于盆苑。随着明、清两朝徽商的称雄，发展到鼎兴时期。百年古桩，逢春生华；师法造化，归朴返真。艺人们深悟绘画构图之三昧，汲取砖、木、竹、石雕刻之精华而自成宗派。当然，传入的形式或者是少数样品，或者是制作技艺、莳养方法，或者是图样款式，加之洪岭“山川怀抱、土腴泉洁”，梅、松、柏、榆等盆景植物生长良好，盆景艺术就在洪岭这块　“钟天地之灵”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起来。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为盎景艺术的发展拓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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