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士川人

梁 衡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我向来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当然，读文章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读。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好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千百年来，中国流传着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靠什么？靠它的思想含量、艺术思想、人格思想和政治思想！它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岳阳楼记》已经成为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从《古文观止》到解放以后历届的中学课本，常选不衰；从政界要人、学者教授到中小学生，无人不读、不背，这说明它仍有现实意义。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教我们怎样写文章；二是教我们怎样做人；三是教我们怎样做官。

　　

   我们该怎样做文章———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在中国古代，文章是官员政治素质的一部分。“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缺一不可。古今有三种文章，一是官场应景，空话、套话，人们很快忘记；二是有一点思想内容，但行文不美（如大量的奏折、记、表等），人们也已经忘记；三就是以《岳阳楼记》为代表的既有内容又有思想的好文章。

《岳阳楼记》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在下评语前，我们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标准。概括地说，可以叫做“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一文是指文采。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写应用文、公文。文者，纹也，花纹之谓；章者，章法。文章是一门以文字为对象的形式艺术，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则，并通过这个法则，表达作者的精神美。中国古代文、言相分，说话可以随便点，既要落成文字，就要讲究美。诏书、奏折、书信等文件、应用文字也一样求美。古代是把文件写成美文，而我们现在是把美文改成了文件，都一个面孔。

“二为”是写文章的目的，一为思想而写，二为美而写。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文章有“思”无美则枯，有美无“思”则浮。

“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层次的美，或曰“三境之美”。古人论诗词，就有境界之说。我现在把文章的境界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景物之美，描绘出逼真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谓之“形境”，类似绘画的写生；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叫人留恋体味，谓之“情境”，类似绘画的写意，如徐渭（青藤）；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让你口服心服，谓之“理境”，类似绘画的抽象，如毕加索。这“三境之美”，一个比一个高。

“五诀”是指要达到这“三境之美”的方法。我把它叫做“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识。这一切，又都得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达。

这就是“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之法。

以这个标准来分析《岳阳楼记》，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它原来暗合作文和审美的规律，所以成为一篇千古不朽的范文。

请看全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士川人

全文共有六个自然段。

    第一段，叙写这件事的缘起。以事起兴，作一个引子，用“事”字诀。第二段描写洞庭湖的气象，铺垫出一个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气写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诀。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形境”过渡到“情境”。连用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形象。然后推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伤感情境。连用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乐情境。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声绝响，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的是“理”字诀。这个道理一下讲透了，这个标准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还要永远管下去！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出了一种超时空的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情美、理美三个层次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情境”之效，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形美、情美、理美、文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就是“四美具，二难并”(“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指贤主、嘉宾难得并具)了，是一种高难度的美。

　　2． 两类作者，两类文章

    虽然我们给出了“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就像数学课上，并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一做题人人都可得一百分。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这些作者一般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很难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觉民、梁启超，现代如毛泽东等人。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他并不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有些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政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出思想之美，很难做到“四美具，二难并”。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万里挑一。

    因为有两类作家，也就有两类文章，“道德文章”和“文人文章。”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政治家的“道德文章”。政治家为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文人文章”，求“美”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美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因为文章第一位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这倒给我们一个启示，每一个政治家，都有条件写出大文章，都应该写出大文章。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作者简介：

    梁衡，曾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作品有：《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新闻三步曲）；散文集《觅渡》《名山大川》《人杰鬼雄》《红色经典》等；学术论文集《为文之道》《继承与超越》《走近政治》。有《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有《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多篇散文入选中等学校课本。

士川人

士川人

矢量书法字范仲淹《岳阳楼记》全文排版图片[矢量图,CDR]

士川人

张一一：范仲淹不是《岳阳楼记》作者?

中新网2月23日电 争议作家张一一屡有惊人语，日前他再次发声，称传诵千年的名篇《岳阳楼记》作者并非范仲淹，文正公不过欺世盗名之辈。本网选登其文章如下。

张一一文章内容如下:

张一一先生近日闭关读史，竟是有许多惊人发现。除去“屈原断袖”之外，张一一先生另还独家发掘到一惊天大秘密:名动天下的《岳阳楼记》作者，其实并非欺世盗名的范仲淹君。

那么，《岳阳楼记》的真正作者是谁呢？答案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岳阳楼记》中开门见山提到的那位“勤政爱民”的滕子京(又作滕宗谅，很有些先见之明，取希望“祖宗原谅”之意也)君。滕矢初腾格尔滕海滨范小天范小青范文芳范冰冰范跑跑等俩前贤的后人们休得恼怒，且听张一一先生这就一一为大伙儿传道授业解惑。

世人对滕子京的了解，大多来自《岳阳楼记》中对他肉麻的歌颂，但历史上的滕子京在贬官之后，真正做到了“不以己悲”吗？而且，他真可以仅仅用一年的时间，便把偌大的一个岳州城(今湖南岳阳)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历史上的滕子京，真是这样的政绩斐然、爱民如子？

我们不妨看看史书上是如何书写滕子京的。据《宋史》记载，滕子京之所以会被贬往岳州，盖是因为他在任泾州知府期间“费公钱16万贯”(古时一千钱为一贯)，除去分赃给“诸部属羌”以及“馈遗游士故人”之外，仍有数万贯下落不明。此事经网友爆料引起检察机关重视之后，宋仁宗亲自派人前往泾州查账，然而滕子京仗着“朝中有人好做官”，竟公然把账簿全部销毁，造成“死无对证”。滕子京的这种无赖行为让朝廷很是恼火，但经过当时还位高权重的好友欧阳修和范仲淹的一番“力救”，滕子京这位“无赖加巨贪”才只会被降官职一级，轻轻贬往岳州，得以继续为非作歹。

而另据后来的一位大文学家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滕子京在岳州任上，其实并没有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景象。而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也根本没有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相反，他巧立名目四处搜刮钱财，所谓“重修岳阳楼”，只不过是“能臣廉吏”滕子京抓“形象工程”和搞“第二收入”的一种手段，政治上得资本，经济上得实惠，好事都被他一个人给占全了。在岳州任上，滕子京挂羊头卖狗肉故伎重演，疯狂地在民间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古时一千文为一缗)，这回滕子京学乖了，涉及到钱的事情再不委托下属去办，而是亲力亲为，就像大兵相声里所说的“董事长总经理秘书会计出纳包工头都是他一个人”，如此一来，自然是“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

了解到历史上真实的滕子京之后，我们就不难逐渐看出《岳阳楼记》此文实为滕子京自个儿所撰的一些端倪:

第一，滕子京与范仲淹都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考取的进士，两人惺惺相惜交情匪浅，而滕子京既然能高中进士这一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功名，且能得到范仲淹的赏识和肯定，滕子京的文采想必也自不凡(可能还不在一代文宗张一一先生之下)，显是具备能创作出《岳阳楼记》这一千古名篇的基础条件。

第二，《岳阳楼记》之前，范仲淹压根就不曾到过岳阳楼。而仅凭借滕子京给他寄过去的一幅传说中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所谓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一些诗文，就凭这一些间接的二手三手材料，范仲淹便真有那么天大的本事，能把自个儿安静地关在家里，一顿闭门造车，最终敷衍出后来脍炙人口代代相传的《岳阳楼记》？

第三，署名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发表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没几日，同年秋，滕子京便被调任当时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作知府。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又被调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任知府，不久卒于任上。

综上，《岳阳楼记》不过是滕子京鼓吹自己政绩的一种“曲线升官”策略，虽然《岳阳楼记》的大部分篇幅貌似都在描写岳阳楼周遭的景致，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滕子京唯一想表达的核心关键词，还是“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11字真言，这才是滕子京最想传达给朝廷的有效信息和真实声音。

滕子京搜索枯肠挖空心思把《岳阳楼记》写出来之后，心下十分地得意。但他深知倘若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未免缺乏公信力，而且“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传到江湖上去只会遭同僚耻笑，思量再三，想想还是只有忍痛割爱，只能用别人的名字发表，而这一最佳人选，自然非自己相交莫逆而又名震朝野的范仲淹莫属。范仲淹收到滕子京用他口气写的《岳阳楼记》之后，心领神会，一看这《岳阳楼记》写得确实也还不错，不愧是当年同科进士的水平，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其实滕子京的这一招，在我国当代文坛已是相当地普及，一些新人出书了，出版社或者书商为了卖个好价钱，于是便会疏通各种人脉，找一些所谓名家写序或者作评论，但是真正的名家大多分身乏术抽不出时间啊，于是出版社和书商们这时就会把滕子京先生的那一招“瞒天过海”和“移花接玉”巧妙地借鉴过来，先找枪手把序言或评论用名家的口气写好后，发邮件过去给名家确认下，如没有太大的原则问题，只需给名家送上几瓶茅台或者几条芙蓉王之类啥的，名家便会慨然应允署上自己的大名堂皇发表。如此说来，滕子京先生对推动我泱泱中华之美丽出版事业，竟也是居功至伟贡献卓越。(张一一)

士川人

作家张一一质疑《岳阳楼记》非范仲淹所作引争议

中新网2月25日电“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以“忧乐二字关情”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可以说是代代相传脍炙人口，作者范仲淹被认为是封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一千年来一直被历代百姓所讴歌和赞颂。然而，一度曾因质疑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断袖”而备受争议的湖南籍青年作家张一一昨日凌晨竟于博客撰文发难，并煞有介事引经据典指出“《岳阳楼记》作者并非范仲淹”，文章一出即引发争议。

　　《岳阳楼记》实为范仲淹“托名”之作？

　　张一一认为，在写《岳阳楼记》之前，范仲淹从不曾到过岳阳楼，仅凭传说中滕子京给寄过去的一幅《洞庭晚秋图》和前人有关岳阳楼的一些诗文，这些“间接的二手三手材料”，“范仲淹断不可以闭门造车，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千古雄文”。

　　张一一文章还揭露指出，范仲淹“托名”《岳阳楼记》的情形，其实类似于现在看到的许多署名名家所作的序言或评论之类，“都是出版社和书商这边找托儿以名家的口吻写好，发给所谓名家确认下，如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只需奉上两瓶茅台酒或者几条芙蓉王，名家便会慨然应允署上自己的大名。”

　　历史上的滕子京曾经是“贪官污吏”？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在《岳阳楼记》的开篇，我们就不难看到一个果敢练达、勤政爱民的“能臣廉吏”形象，但张一一却认为“这恰恰是滕子京的奸猾之处，这一千年以来，我们都被他给骗了”。张一一在《<岳阳楼记>作者并非范仲淹》一文中旁征博引《宋史》和司马光《涑水纪闻》指出，滕子京之所以会被贬谪到巴陵郡(今湖南岳阳)，是因为他在做泾州知府期间贪污公款16万贯(古代一千钱为一贯)，而滕子京之所以要“重修岳阳楼”，也不过是为了搞“形象工程”和抓收入的一种方略，“这一回，他又如愿以偿地赚得盆满钵满”。

　　张一一文章认为，署名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发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后没几日，同年秋，滕子京便被调任时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作知府，“这就不难看出《岳阳楼记》的公关作用，滕子京最想表达的其实就是‘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那11个字，这是他唯一想传达给朝廷的有效信息和真实动机，只是后人不知就里，反而围绕‘忧乐’二字大做文章，反倒让托儿范仲淹给出名了，这可能是滕子京当初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该篇博文还振振有词指出，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的同科进士，“滕子京既然能高中进士这一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最高级别的功名，证明他的文采一定不错，具备写出《岳阳楼记》这一千古名篇的基本条件，只是他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不适合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只好忍痛割爱让名气更大声望更高的好友范仲淹捡个便宜了”。

　　学者：鼓励讨论，但司马光之说不足以采信

　　对于张一一质疑《岳阳楼记》并非范仲淹所作一事，记者为此采访了国内学术界的几位著名学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陆姓学者表示，把一些大家都关心的文化人物、文化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这说明我们的学术界在思考，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进步，是一件大好事，无疑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但单就《岳阳楼记》的作者归属和滕子京的历史问题而言，主编有《资治通鉴》的北宋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光的观点却并不足以值得采信，“司马光是范仲淹和滕子京的政敌，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向来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排除司马光会掺杂个人的感情和利益因素在里头。”

　　而另一位署名“candy”的网友则意颇笑谑地回帖表示，“对于这些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应该把最近风头正劲的涉嫌猥亵妇女的学术界泰斗文怀沙请出来主持公道”。

副官

我看那个姓张的自己也在学自己写的东西里而的样子——借各种名义炒作自己，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名望，并由此而让自己飘然显世，其道德作风败坏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原因非常简单：即，一个作家，那你就应该做好你自己的事，将自己的文章写好了就成，干吗要去做那些对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对于那些已经远去了的沉积在历史上的文章，想知道它究竟是谁写的，这应该是史学家们的事，关你一个小作家鸟事？说轻了是不务正业，有失众人期望，说重了象这种利欲熏心的人就不应该再坐在用作家的位置上，长久下去，只会引诱他人走向文学上的深渊。
可恨极了，如果那个姓张的所谓作家在我的面前，我一定会质问他，写此文章的真正意图和目的，让他哑口无言而无地自容。
文坛上出现这样的所谓作家——骨子里更应该是那种厚颜无耻的卑鄙小人，可憎到了怒发冲冠的程度，忍不住要骂一句：
你他妈拉个巴子的，算什么东西，瞎了狗眼了，敢在这里胡说不道？

副官

恨未消：
谁也不能否认，身为北宋名相的范仲淹，在文学上的造诣，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所谓青年作家，他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多少？俗语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他这样的做法，到头了只能害人害已。我们更应该保持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清醒的头脑，不因为他的几句疯言疯语而左顾右盼，历史上象这样的跳梁小丑还少吗？这样的人、事应该予以抨击，但这样也许是真让这种人达到了另一个目的：知名度提高了，他娘的，真恨不能一棒打死这个王八蛋，除了会给别人添乱，他还会干什么？不知道这作家二字，是怎样加到他的头上去的？这该死的蠢货，就算不拉出去毙了，也应该让他去西北的大沙漠里了此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