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走向自觉的民俗基因

黄山一樵

汉代书法走向自觉的民俗基因
□ 刘 志
[内容提要]
1、汉代书法是汉字书法艺术由"无意为书"到"有意为书"的重要发展阶段，这种"有意为书"把书法艺术带入自觉发展阶段，书法意识的自觉是建立在广泛实用性基础之上，并从实用中剥离趋向审美层面时实现的。
2、汉代书法的繁荣是以书法的民俗化倾向为基础的，这种倾向的拓展又得益于开放性的社会教育，特别是以书取士体制的实行。汉代书法发展明显带有民俗性、群众性的特点，由此造就了汉代书法广阔的发展空间。
3、汉代书法表现形式主要有简牍和碑刻两种，这两种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
[关键词] 汉代书法 自觉 民俗 文治

中国书法艺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谓又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书法创作与理论不断向纵深拓展，创作流派的多元并存与理论研究的边缘并蓄使书法艺术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展览热的兴起和数以百万计书法爱好者是这一繁荣景象的具体体现。书法理论在考据、风格、史学、美学、技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书法本体、方法论之探讨，为中国书法学的构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其他文艺学科研究的日臻完善和成熟，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又成为书法学学科研究的一个亮点。作为人文科学彼此之间边缘结合、交叉组合而孕育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文艺民俗学，也是我国近年文艺界的热门研究话题，文艺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民众文化生活形态进行透析和预测，并立足于解决文化生活形态所表现的文化现象、文化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特定联系。由于这一独特作用，它成为人们用来研究古典文艺及解剖历代文艺事象的一种新视角、新手段。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拟从民俗这一角度来探讨汉代书法走向繁荣和自觉的原因。笔者以为，从民俗这一视角来观照书法艺术，剖析书法事象，对于拓宽书法艺术的研究领域，夯实书法史料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艺术源于实用：

文治是汉王朝统治 的主要形式，这一形式刺激了书法艺术 的繁荣，也把书法艺术推向"自觉时代" 汉代从西汉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06年)到东汉灭亡(公元220年)前后经历了400多年的时间，四百年对于浩瀚的历史长河来说只是倏忽瞬间，但她却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留下了璀璨夺目的一页，这不仅表现在汉代开启了书体发展的新体例，而且推动书法发展步入"自觉阶段"，使书法艺术真正从实用的层面剥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

汉代书法的兴盛得益于"黄老政治"和新儒学的推行。汉初君臣从秦亡得出的教训是?quot;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用刑太亟?quot;(1)故极力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2)坚持"固民之欲而不扰乱，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3)的执政方略，实行轻徭薄赋，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上。虽然西汉王朝的许多制度都是"汉承秦制"，但在文字的使用上却一反常态，一改篆书通用文字用笔繁琐、拘谨、速度慢之流弊，而是吸纳秦诏版那种自由风格，变用笔"裹锋前行"为"逆入平出"，由圆润变方折，结体由长趋扁，形成了"汉隶"的独特法则。汉隶较之秦篆，书法线条出现了有律动"波磔"，这意味着"人的生命过程、运动过程在书法作品里开始找到了线条的对应，……而且是一种规律与自由之间的吻合"。(4) 汉隶所表现的这种书法风格是在汉初文字的广泛应用中变化发展的。隶书书写不象金文铸刻工序那样繁杂，只有书和刻两道工序，并且隶书在空间的施展上自由度要比篆书大得多，特别是隶书所特有的蚕头雁尾，其波磔的挥洒原本就是一种人的心理运动和情态的延伸。对于刚打下腐朽的秦朝江山的汉朝君臣来说，思想上的统治比什么都重要，因此"黄老思想"及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为了宣传这些思想及国家的典章礼仪，汉初古籍都用隶书抄写，隶书以其自然发展之势，成为西汉的流行体?quot;高文典册，契约书信，无不使用隶书"。(5)后来，汉武帝还设立学官五经十四博士，诵讲今文经典。由于这种经典是供官办太学讲授所用，文字内容的庄重性和严肃性要求书写必须精确，这些经典理所当然成为隶书书写的范本，这有利于隶书的纯正。由于隶书简洁流便、起伏变化的线条适合表现个人情性，故得以广泛流传。

汉王朝把工作中心转向"文治"后，特别注重汉隶的普及和识认工作。汉武帝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鲁恭王在山东曲阜扩建宫宅，拆除孔子故居时，从墙壁上发现古文《尚书》、《逸礼》、《论语》、《孝经》等典籍，皆由先秦古文所书。但因这些古书与用隶书传抄的今文经典迥异，从此出现了一场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长达200余年的经学之争。当然，这场争论的焦点不在文字本身，而是经书的内容和经义的解释。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一、使人们开始注重文字学的研究：二、打破了汉隶的神秘感，并找到了汉隶与秦篆的渊源关系，大大提升了文字传播的注意力和速度。汉宣帝时，张敞第一个受命研究古字；汉成帝时命人搜求天下遗书，刘向、刘歆父子等先后担任对那些新搜集的图书的整理工作；平帝时，?quot;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人，令各记字于庭中"。
汉朝君主注重文字的考证和普及工作为汉隶的发展和审美意识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氛围。为了加快文字的普及，汉朝君臣不但要求对今文典籍以规范、精确的汉隶书之，而且常常刻石树碑，供世人辩识正误。

邕以经藉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石单，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巷陌。 (6)汉朝前后数百年，文字的普及和规范是推行"文治"在文化方面的重要体现，这种优良传统不只在西汉得到重视，而且在东汉仍方兴未艾。这种对汉语言文字的情有独钟，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简化字革命"，恐怕其热衷程度是其他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汉代既是文字学产生的重要时期，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是这种对汉语言文字的情有独钟，人们一步步把汉隶由规范推向审美的境界。假说如西汉初对文字的书写要求还只是停留在精确的话，那到了孝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册于碑"后出现"车乘日千余辆，填塞巷陌"的盛况恐怕就不仅是识字的问题，人们被蔡邕之书风所倾而不禁"观视及摹写"所折射的俨然是对审美的高层次追求了。

审美的需要既造就书法名家，也将书法推向自觉时代。东汉时代是书法艺术由实用层面向审美层面跨越的重要时期。那时不仅帝王将相，还是王妃宗室都热衷于书法。孝和帝刘肇的邓皇后六岁能写隶书，立为皇后后，各地珍贵的贡品她都不要，"但令供纸墨而已"。特别是汉灵帝刘宏，少年登基，贪玩、好猎奇，喜好鸟篆，曾经"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帝王将相如此，天下民众莫不如此，从对汉代器皿、瓦当的研究来看，当时的民宅已广泛流传以吉祥语或祷颂词作文字装饰刻铸在瓦当上的风俗。从官方到民间对文字的钟爱，反映出了当时民众对文字的审美追求，然而从深层次上看，这种行为无不反映着群体生活流程中孕育着一种共同的行为选择性模式，在时空上表现为一种普遍的长期?quot;社会存在"。这已经是一种民俗性很浓厚的生活习尚了。对文字的审美追求，也造就了象蔡邕、刘德昇、张芝、师宜官、仇靖等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师。西晋卫恒说张芝"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7)许多书家练书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他们书就的《熹平石经》、《西狭颂》、《张迁碑》、《礼器碑》等不朽之作以及民间数以万计竹木简作品，无不是中华书法艺术之瑰宝。 　　书法创作的实践为理论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8)"夫书肇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惟笔软则奇怪生焉"。(9)这些充满哲学思辩和自然哲理的真知灼见无不反映出人们对书法艺术所达到的理性认识高度。书法家、书法作品、书法理论的出现是书法艺术走向自觉的主要标志，中国书法艺术由此跨进了"自觉时代"。

二、民俗化倾向：

开放的社会教育，特别 是以书取士体制的实行，使书法朝民俗化 发展，并为书法酿造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0)稍学过西方艺术史的人都知道古希腊以裸体、健美为表现对象的人体雕塑艺术特别发达，这主要与其崇尚裸体运动有关。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为了达到征服另一城邦或保护自身的目的，古希腊统治者对士兵从小就要进行折磨性训练，不论男女，在竞技场上都裸体进行比赛。古希腊法律明文规定，"体格有缺陷的婴儿一律处死"，甚至规定结婚年龄和生育的最佳时间，"老夫有少妻的，必须带一个青年男子回家，以便生养体格健全的孩子"。(11)在全民性竞技赛上，对于三次获奖的运动员要塑本人的裸体雕像以供世人瞻仰。这种民俗不但造就了古希腊雕塑这一中心艺术，而且还诞生了以裸体为表现手法的人体绘画艺术。
汉代书法"文字热"的兴起，特别是以文字为装饰内容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们对文字(书法)的审美追求的自觉，这种广泛应用呈现出群众性、民俗性的特点。而书法发展的民俗化倾向主要得益于汉代开放的社会教育和"以书取士"体制的实行。
汉代以前，掌握文字书写功能的只是极少数从事占卜记事的贞人、卜人，能识字的也只有奴隶主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出现过"百家争鸣"的艺术氛围，孔子也身体力行并提出了一些教育主张，如"兴办私学"、"有教无类"等，但由于战乱频繁，孔子的教育主张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到了秦代，由于"书同文"的需要，对文字的识读和书写要求非常严格，对学童和臣民必须具备读写能力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但由于秦的"焚书坑儒"政策，制约了文字的进一步发展，这时的教育仍处在一个受压抑的时代。到了汉代以后，汉王朝把统治的方式由"武治"转向"文治"，此时汉皇帝对吏民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文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quot;。虽然"九千字"说法曾有多位学者提出质疑，但汉字的识读和书写技能作为入"史"或"吏"的关口，那是事实。文中记载更有意思的是，不论"吏"或"民"，如"字或不正"都要受"举劾"，汉代对民众的素质要求可算是苛刻的了，这也足以证明当时文字的普及程度和范围是很深广的，教育的对象也是面向广大民众。

而对于汉代所学内容，在王国维先生的《汉魏博士考》中亦有记载："汉时初学之馆，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quot;《仓颉》、《凡将》、《急就》等篇目显然是初学者的识字范本，要踏进官吏的门槛，就必须对这些课本的字烂熟于心，写出的字要有"书法"味，这也是汉代选吏的最低的门槛("此一级也")。

当时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汉书.贡高传》)"以书取士"的实行大大刺激了教育的普及和人们书法审美意识的提高。作为一条跨入官吏行列的捷径，平民阶层以此寄子女以厚望，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为书法朝艺术化道路迈进拓展出一个广阔的空间，也使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字热"，识字写字成为社会的一种良好风气，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民俗事象--文字民俗化。

将文字纳入审美范畴在汉代是首开先河的。以前的金文、钟鼎文之类文字应用只是纯实用范畴，用于占卜、记事之类，而在汉代，记事已有竹木简、石碑和纸帛等专门的记事材料，将文字刻于砖、瓦当、器物或雕于栏杆、门窗之上是汉代文字审美向书法作品作为纯粹的欣赏品递进的重要前奏。从西汉京师仓出土采集的瓦当来看，瓦当大都刻铸有可识性文字，并且文字内容基本都是些吉祥用语，这与汉以前朝代瓦当饰物多为花纹鸟虫饰相比，是文字在应用中的一大进步。
汉代瓦当沿袭秦制，但广泛采用文字为饰，是瓦当铭文艺术的鼎盛时代。瓦当的使用范围也从宫殿扩展到官署府弟，以及祠墓。从瓦当上的文字来看，有一字当，?quot;关"、"卫"等，也有十几字当，如"天地相方与民世世永安中正"等，但极大部分是四字当。从内容来看，有记宫殿、官署名称，也有记事，而大多数为吉语、祝辞，如"长乐未央"、"长乐未央延年永寿"、"千秋万岁"等等。⑿
到东汉时期，文字装饰不但在瓦当上得以广泛应用，而且在日常器皿或在婚娶嫁丧、节庆活动中普遍用上了祝祷词，这种民俗传统一直承传至今。

从这些民俗事象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二种社会心态和二种审美趋向："以书取士"的实行使民众在识字学书上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平民子弟为了挣脱寒门，当他还处在学童时代就在父母的指引下开始苦读苦练，直到少年、青年，以至耗尽毕生精力，但他们学习的必须是符合大众审美、阅读需要的工整、严谨一路的书风，所以笔法表现得含蓄、精练；以文字装饰为目的文字书写者，由于所写内容是祝辞为主的，其着眼点是装饰，因此必然要求书写美观、大方，具有可欣赏性，这种书法表现出的鲜明特点是自由、豪放。在这种情境下书写，线条表现力要比书写公文、记事丰富得多。这两种心态和审美趋向最终衍化为两种不同的书法风格和书法走向，并出现了新的书体。前者书写风格朝工整一路发展，以后出现了楷书，后者则由于书写速度的加快致使线条简化，后来演变为草书、行书。

三、民俗心态的变迁：

从简牍到碑刻的风行， 是汉代书法在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和时代精 神映照下由"无意"到"有意"的嬗递 如果说汉代追求文字装饰还只是一种表层民俗的话，那汉代由简牍向碑刻的发展就不是一种显性的民俗事象，而是在不同的民族心路历程、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映照下一种隐性的深层的民俗了。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可以说，任何艺术首先是建立在实用基础之上的，没有作为实用的这一实践范畴，也就不会产生艺术。中国书法也是这样，汉语言文字的产生首先是记事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由于方块字本身隐含着长短、正斜、揖让、疏密等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以?quot;肇乎自然"、"各象其形"、"计白当黑"等审美思想，文字书写逐渐从实用层面上升到审美层面，而后与实用剥离而走向艺术化发展轨道。

汉代初期，竹木简和帛是主要的记事材料，但由于帛成本较高，制作工序复杂，价格昂贵，一般平民百姓难以消受，因此，竹木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从历年出土的竹木简内容及风格分析，竹木简的书写者多为以下三个社会阶层：

一是贵族阶层。主要书写具有规范意义的严谨一路的帛书和简牍，主要内容是诏书、国家政令、大事记和一些经典书籍等，书写材料以帛书为主，简牍只占少数。

二是平民阶层。他们的身份主要是受雇于贵族家庭或官僚机构的"写手"，抄写的内容大都是经文、典籍、记帐、簿册之类，他们的书写风格要比贵族自由、洒脱，线条较为流畅自然，常见有行书笔意。

三是徒隶阶层。主要是一些还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囚徒以及戍边士卒，他们抄写的多是一些普及性的、比较琐碎的或翻版需要的典籍、史料，特别是囚徒和士卒，人员集中，可用来完成一些工程量比较大的抄写活动。由于他们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在文字识读和书写技巧上都较差，风格上体现为草率、粗俗，当然其中许多简牍也不乏天趣之美，但这阶层所抄写的竹木简，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从这三个阶层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汉代书法的全民参与性即群众性这一显著特点，第一阶层贵族是汉隶的规范者，是"正"的范畴；第二和第三阶层由于所处的地位和书写心态不同，他们的书写活动则呈现了与"汉隶"相逆的发展态势，即线条简化、流动化，是属于"逆"的范畴。这种民众的"逆"体现为对汉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叛，这为汉隶由单一书体朝多种书体发展提供了可能，官方--隶书，民间--隶楷行草书以一种"复线形态"延伸，到东汉末年，简牍碑刻已诸体皆备，基本奠定书法体例的格局。在这?quot;复线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发生书法创新的基因却在第二、三阶层，艺术创新的源泉在于人民大众。

这种书写的全民参与是中国封建史上一次也是唯一的"全民习字运动"，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文字的识读和使用，而且他们"厚死重葬"，把简牍作为随葬品，这也是汉代文化现象的独特之处，这一风俗在西汉犹盛。据资料统计，现在出土的竹木简70%以上是西汉时期的随葬品，时间跨度从西汉初年到新葬时期，出土地点遍及河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甘肃、青海等10余省，这一民俗的生成从更深一层看，反映了西汉普遍的民族心理及其时代精神。西汉时期"黄老思想"和新儒家学说是统治阶级统治各阶层的思想工具，而"黄老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字。他认为宇宙的生长变化过程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他这种发展变化的循环观点要求人们在自然万物面前要"无为"。"无为"即无欲、无智。有了"无为"便可达到"无不为"的理想境界。它的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到政治主张便是保守的、退缩?quot;小国寡民"的治国策略，甚至主张恢复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quot;的原始社会。在人的立场上，他认为贵贱祸福"、"生死"是相生相成的，是循环的。到西汉中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大兴谶纬之学，谶纬大兴。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生命理念支配下，西汉无论贵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认为生死是可以轮回的。因此生前既有的财富都要拿一些作为陪葬品，以期来世过上好日子，而在"以书取士"时代产生的对文字的崇拜，更使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和通向仕途的"金腰带"。可以想象，西汉的贵族和平民将竹木简作为随葬品，必?quot;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的政治潮流在支配着他们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只有竹木简而无其他贵重物品的平民墓，尤其反映出他们对"来世"、"入吏"的理想追求。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国力昌盛，民殷国富，帝王将相、皇室官宦学书之风兴盛起来，尤以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为最。但那时所兴的不是竹木简，而是丰碑大碣。"东汉时，刻石风气高涨，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者，遍于郡邑；勋臣贵胄，勒石纪功，布之海内；降而至于平民，亦群起立碑以彰门庭。"(13)四川《夏承碑》、(14)云南昭通县的《汉孟孝琚碑》的出土，更说明这种风俗?quot;流染远疆"。

这种浸染着浓厚功利色彩的习俗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首先，经过王莽改制后，刘秀重振汉朝雄风，为东汉酿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公元一世纪窦固、窦宪对匃奴之战，重树国威；班超出西域，更显示了东汉王朝的洋洋大国风范。此时，在新儒家学说薰染下的建功立业思想占主导地位。东汉皇帝对有功之臣也常赐"立碑述功"之嘉奖。甚至每打一场胜仗，也要"刻石勒功而还"。(15)其次是"写字热"的风行。东汉时，身处庙堂的帝王及后妃、王室大都喜爱书法。前面所提汉灵帝刘宏就是这样一位痴迷者，他还经常性开展各种书写擂台赛?quot;大赛结果，师宜官以八分为最，获得金牌。"(16)他还令蔡邕书写《熹平石经》立于太学内外，以至观摹者云集。帝王的嗜好也使天下百姓群起而效之，"于是节日庆祭，无不立石雕版书幅以示庆忌"。(17)贵族平民书丹凿刻成了他们展示书写技能、表现自我的一个最好机会，这是碑碣之风兴盛的主要因素。最后，新儒家学说特别是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在东汉末年流传。儒家思想的渗透，使东汉贵族平民彻底地从"无为"、"退让"那种压抑自我欲望的黄老思想中摆脱出来，进取心、功利意识逐渐占据人们的头脑，这是从"无我"到"自我"的转变。自我意识的增强使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于是喜好树碑立传以?quot;留芳千古"之意愿。这是碑碣风盛的思想基础。

树碑立碣的风俗就书法史而言，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极大地舒展了书写者的书写空间和表现手法，为书法理论的产生和书法意识走向自觉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碑碣的流行，包括纸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竹木简施展空间狭窄、线条表现力差的局限，丰富了笔法的横向和纵向拓展，从而使人们对字的布白、贯气等艺术表现有了认识上质的飞跃，对"势"的追求成为时人共识。"任何民族的文艺，都是该民族审美经验、审美判断、审美理想等精神形态的具体体现。"(18)《石门颂》、《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充分表现汉代雄浑威仪的时代精神和阔大敦厚的盛世气象的碑碣书风成为中华文化艺术史上的一曲千古绝唱。时至今日，仍为吾辈叹服不已。
汉代书法走向自觉是以文字的广泛应用和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为基础的，而中华民族的"文字情结"和"以书取士"体制是民俗传统对书法艺术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这种民俗传统保证了汉文字经过历代王朝沧桑变幻得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并得到不断的发扬光大，也使中国书法艺术成为世界文化艺术一门绝无仅有的艺术奇葩。书法艺术以它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独树一帜，我们有理由相信，进入二十一世纪，书法艺术将以她蓬勃的生命力朝理性王国迈进，也必将在这个世纪走向世界，走向辉煌。

注释：
(1)陆贾《新语·无为》。
(2)、(3)《汉书·循史传·序》。
(4)陈振濂《书法史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P28。
(5)、(16)汤大民《中国书法简史》，江苏古籍出版社，P74、P93。
(6)《后汉书·蔡邕传》。
(7)卫恒《四体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8)蔡邕《笔论》，同上。
(9)蔡邕《九势》，同上。
(10)、(11)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著,安徽文艺出版社,P80、P70。
(12)洪亮《瓦当铭文》，《书法报》1999年第34期。
(13)、(17)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P75。
(14)《夏承碑》，立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宋元礻右 时(1086-1094)在资州(今四川资中县)出土，当时一字不缺。明代遭地震裂毁，知府唐耀重刻并定此为蔡邕书，明朝以后，此碑名气很大。无代王恽评曰："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虽蛇神牛鬼，庞杂百出,而衣冠礼乐已胚胎乎其中。"此碑因刻于巴蜀，与中原、齐鲁书风大异其趣，宋拓本现存上海博物馆，明刻石在河北永年县。
(15)《中国古代史》(上)，詹子庆、田泽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P250。
(18)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P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