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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角度解读徽州
——重读李平易“文房四宝”小说
黄立华
二十多年前的1985-1987年间，徽州土生土长的作家李平易在《上海文学》和《钟山》上相继发表了以“文房四宝”为题的短篇小说《巨砚》、《断墨》、《白纸》和《空笔》，当时徽州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正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李平易的小说也自然被当作一般性地展示地域文化的文学来看待〔1〕，记得当时人们谈论时也有人把它们归于流行的“寻根文学”的作品，从表面来看，这些认识和评价都有一定道理，这四篇小说都以徽州人为主人公，其中的故事都发生在徽州，而“笔”、“墨”、“纸”、“砚”又都是与徽州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的东西。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段时间，徽州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受到了越来越热的关注，所谓的“徽学”几近成为了自上而下普遍重视的“显学”，各类诸如“灿烂”、“博大”、“丰富”、“精深”等等好词不吝地从各种级别的专家的口中涌出，而李平易也不时被人们认为是最早用小说展示徽州文化的作家，从而也应当属于今日徽文化宣传大好局面的功臣。
就我所了解的李平易而言，面对这样的评价，他也许会啼笑皆非。也许从一开始，人们，特别是徽州人，他们就没有真正深入了解李平易的小说，而李平易除了小说本身，他也不再对徽州文化言说什么，问题就这么留了下来。这也才有我们今天重读的必要，才有今天从另一种角度解读的可能。
2004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安徽作家方阵”的丛书，其中有李平易的一本《故乡与异乡》，书中有一篇《故乡与异乡》，作者用它来作书名，可见其在作者心中的分量。在文章中，作者写道：“一个正常人同他的故乡当然有一种无法割断的血脉关系。可是我必须承认，自己灵魂深处有一种同这块土地格格不入的东西，正是这点东西，使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已基本无法改变的我。”还有: “虽然我写的有关故乡的文字是冷峻的甚至是嘲讽的，可是偏偏人家说我笔下流淌着徽州风土人情，假如今后我有帽可戴的话，大概也只能戴上一顶‘乡土作家’的帽子，而这却是我当初最为不屑的。”〔2〕李平易是小说家，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什么徽州文化的“讴歌派”或“反思派”、“批判派”的标准去切割他，但我们却必须真正了解他笔下的徽州故事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在听腻了多年的对徽州文化的空洞的、肤浅的叫好声中，我们有必要去领略一个真正带有自身生命体验的徽州人的真实的艺术发现和精神颤栗，去感受他通过文学作品而抒发的“梦魇与激情”。〔3〕
四篇小说中最早发表的是《巨砚》，刊于《上海文学》1985年12期，其次是《断墨》，刊《上海文学》1986年4期，然后是《白纸》和《空笔》，均刊于《钟山》1987年4期。从1985年12月到1987年8月不到两年的时间，李平易完成了他的四篇作品，可以看出他当时脑子里比较集中地装着有关徽州历史和文化的故事和想法。这些想法来自于他长期生活在徽州这块土地上的心理与情感的郁积，他不是因为当时徽州文化渐渐为外人所重视而去搜罗地域风情以便为外界作展示甚至作跟风似的炫耀，而是由于自我心理释放和情感宣泄的需要，将抑制得很久的内心的情绪表达出来。
那么这种情绪到底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回到小说。小说虽然以“物”为名，而且这些“物”均非一般之物，而都是非常具有文化内涵的“文物”，也就是具有多种价值的“古董”，这就难免让我们有些读者只把眼光停留在这些“物”上。其实，作者真正要表现的是人，而那些物不过是用来表现人的命运的道具，而且当我们深入了解到这些人的故事和命运都是那么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就更会理解这些道具的独特分量。
《巨砚》的故事很简单。它写了一个走乡串户的古董师知道了一位乡间病瘫老妇有一方硕大的砚台，于是就竭力说服老妇人出手，老妇人既不拒绝、也不答应，而是不断地与古董师就巨砚的话题闲扯，在古董师越来越感到不耐烦的过程中，老妇人却沉浸在由砚台钩起的回忆和联想之中。这种回忆和联想对老妇人是这样的珍贵。她由砚台想起了她的青春、她的丈夫、她的由苏州随丈夫嫁到徽州的经历以及她和丈夫在砚台上相拥而卧的往事，那美好的一切与眼前这因病而瘫的现状有着多大的反差啊。老妇人对古董师的到来充满了渴望，虽然古董师满脑子有关砚台商业价值的心理与老妇人借此而勾连起的绵绵回忆也有着巨大的反差，但这并不妨碍二人各取所需地对话，也许老妇人在这一刻才暂时摆脱了久已枯槁的病瘫生活，而重新回到了当年有着生气和憧憬的时光。不难看出，老妇人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只留在了过去，现在的生命对她只有物理学上的意义，不同于植物人的就是她还留有回忆，而只有这回忆才间或使她这她这艰难活着的病体发出常人的光亮，但这光亮却只是过去的余光，那方砚台也正是收藏这过去的光亮的黑匣。
《断墨》和《白纸》的故事与《巨砚》有着某种相似，前者的主人公杨三相和后者的老德高依然是悲剧故事的主角，只是与之相关的“黑匣”变成了墨和纸。杨三相这位清朝最末一代翰林家中的最后一位清客一世潦倒、碌碌无为，但却以珍藏的半块断墨及其背后的故事支撑自己虚妄的人生，他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寄托于过去，而最终被人揭破那收藏的墨，不过是后人伪造的赝品，杨三相的旧梦便瞬间破灭。其实，更深刻的地方在于，那墨即便就是真的，杨三相的现实生活也早已失去生命的光辉，那以往的美好的一切谁知道是否只是他“心造的一个幻影”。而《白纸》中的德高画师虽然在当地官员眼中已被视为“市宝”级的人物，他的画很可以为“对外宣传”赢得效益，但他自己却清楚官员们的所求与自己真正的渴望却是相差甚远，而临死时终于悟到自己一生追逐的“晴江涌雾”画卷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它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已成现实的又并非真正属于自己，他就在这种残酷的醒悟中结束了生命，而把一摞显得耀眼的白纸留在了渐渐显得幽暗的屋子里。
与前三篇有所不同的是，《空笔》中主人公莫有言据说是“莫相公笔”制作的传人，按现在的说法应当是属于“非遗”的传承人的身份，其身价应是不同一般，但他却早已改弦易辙，一行“真莫氏者莫言笔”的表白，把自己与制笔的行当分割得一清二楚。作者没有向我们叙说莫有言为什么不愿言笔，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其中必定隐藏着他不愿言及的辛酸，此不言恐怕胜过多言。也幸亏莫有言不再弄笔，他现在的生活才这样有滋有味、充满些许生气，否则，谁能料到他不会成为又一个病瘫的老妇人、或者整天颠三倒四的杨三相、或者郁闷终生的老德高？这里作者把人物可能的悲情往事留给了读者去想象，应当说在艺术上也是避免与前几篇雷同的需要，以虚当实，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更大。
纵观四篇小说，李平易笔下的徽州真是令人感到十分的压抑，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外在的风情和表面的精致上，而是把穿透的目光投向了人，投向了徽州人的内心世界，从小在徽州幽暗的老屋子里长大的李平易太熟悉、太了解徽州乡间的那些男男女女和老老少少，他除了知道他们居住的村庄、房屋和他们家中的古董、宝贝以外，更知道他们心里的愿望和憧憬、以及与大时代脱节而产生的失落和伤感，他天天在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脉动。他每天品位的都是这个顶着“灿烂文化”光环的地域里“因袭的沉重、保守势力的顽固同珍贵文化遗产的那种相向对立的双重性”〔4〕，这个敏感而多思的作家最终选择用“冷峻和嘲讽的文字”将它们表达出来。
这里的很多人家祖上都曾有过值得炫耀的历史，或是官场的风光、或是商海的显赫、也或者是科场的得意，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无数快意人生的浪漫故事，那到处留下的屋宇、牌坊、匾额以及祠堂时时都在向人们提示着这一点，更重要的还有那看不见的流淌在血脉里的自豪和荣耀，久而久之，这些就变成了一种基因，一种生活的信念和原则，对过去的沉湎与陶醉几乎成了唯一能许让多人感到兴奋的理由。他们不再憧憬未来，也不在意外面的世界，他们就靠着“笔”、“墨”、“纸”、“砚”还有其它的古董和宝贝把玩和缅想过去的时光。
李平易的童年在徽州的乡间长大，在他后来发表的一些具有明显自传特征的徽州生活题材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他几乎每天都和病瘫老女人、杨三相以及老德高、莫有言们生活在一起。这些作品有《荒亭》、《欢乐时光》、《爱之涩》、《进入秋天》和《糖醋排骨、冬瓜面及其它》等等。这是上世纪6、70年代的徽州，这时的徽州早已失去以往的繁华，地域的偏僻、交通的不便，更加上人们思想的保守，使这里更显得封闭与沉寂。但李平易又分明感到这里的人是那样充满灵气和智慧，他们中许多人都很有文化，对徽州以往的辉煌都如数家珍，只是他们只能对以往如数家珍，而不能再去创造让他们的后人如数家珍的历史了。我曾经有过一种比较残酷的想法，我也曾以此揣度过李平易的心理，那就是这块地方的人们如果不是因为过去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他们的家中如果不是拥有那些个值钱的古董，他们的脑海里如果不是存留那些感到荣耀的记忆，他们后来也就是现在的生活也许会变得更有生气和活力，也许会把他们的灵气和智慧用于新的发现与创造。其实在李平易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经济社会已经属于相当滞后的状态了，“穷则思变”的法则却没有在这块“锺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得以显现，问题是，这里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能并没有什么危机，他们至少以为，他们拥有的过去足以让他们在现实中感到充实和自信。李平易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经说过：“尽管我知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谓真理，大量的所谓风俗小说像是裹着一层又一层衣服的空心人，岂但是没有心，就连文学的血肉也是没有的。易使我受到感动的是鲁迅那样直指人心的作品。”〔5〕这就不难理解，李平易为什么要以冷峻和嘲讽的文字去表现他体验到的生活，他在用他的笔直指徽州人的人心，希望他们在不切实际的梦幻中早日醒来。
不错，徽州的历史确曾有过辉煌，徽商的成功确实是曾经让人羡慕，徽文化的繁荣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些成就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也与特殊的历史条件相关联，但徽州先人的勤劳品格和开拓进取精神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说，徽州先人留给了他们的后代有什么遗产的话，那么最重要的要数这些东西，他们的有出息的后代也只有继承这些品格和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新的业绩和辉煌。如果一味沉湎于对先人留下的物的留恋，每天热衷于对物的罗列和朝拜，甘作病瘫女人、杨三相和老德高而不觉，那就只能渐渐窒息自己的生命，丧失对于未来的憧憬，慢慢地像杨三相一样将自己也变成古董。这样的话，过去的辉煌历史就不仅不是开创新生活的有益资源，反而变成了束缚人们前进的负担。正如陈墨先生在谈及徽州和李平易小说时所指出的：“你的想象是一回事，而真到了那块地方则又是一回事；你去那儿观光旅游是一回事，而在那儿生在那儿长又要在那儿老则又是一回事”，“在这些小说作品中，每篇里面都有一件古董，同样每篇里面都有一个（或一群）身体或精神残疾的老人，每篇都是‘物’对于人的压迫和统治，每篇都有‘过去的光辉’对现在的生活的虚幻的照耀”。〔6这就把李平易当年创作“文房四宝”小说时的心理感受和体验说得非常透彻。只是遗憾的是，他的良苦用心并未被人们深刻体会，这种独特的艺术灵光早已被潮水般的另一种对徽州文化的声音所掩盖，而且这种潮水般的声音到现在依然响彻不停。我一直以为，在竞相强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使出各种方法来自我宣传和推销，这都可以理解，但我们一定要有对时代、历史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清醒的认识，要有理论上的自觉和艺术上的穿透，要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这就需要我们从多种角度去思考我们面临的问题。正是本着这样的心态，我才想到去重读李平易的小说，不知我的重读，并且得出的是上述这样的认识，是否有点煞风景？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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