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不敢扶老人与名人找大师

观众教育

百姓不敢扶老人与名人找大师

11月，四川达州市民江先生向媒体喊冤，声言自家孩子明明做了好事，看见一太婆上去搀扶，反倒被太婆诬赖说是被撞倒，索要赔偿医药费。媒体报道后，太婆也来喊冤。一出事关老人道德的罗生门讨论成为舆论热点。

8月，马云自曝与大师王林的合影，进而引发外界对这位低调神秘大师的“人肉搜索”。号称可以“隔空取蛇”的王林，被逐一扒出与多位文娱明星的合影，甚至一些官员都与大师有过交往。

一边是老百姓为要不要搀扶路边老太内心纠结，一边是众多名人为暗藏的欲望痴迷于求神拜师，这种几近群体化的躁动不安，显示出内心的焦虑普遍蔓延。

记者：从是否“被撞”到广场舞地盘之争，“大妈问题”在2013年话题不断。出现这样的现象，究竟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为什么日益受到强烈的挑战？

公方彬：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全国各地确实发生了多起老人讹诈的事件。但是，哪怕还有更多老人道德失范的个案存在，也不能由此把老年人污名化。这就如同尽管罪案比例更高，我们依然不能以个案、群案来污名和否定一代青年。

由于道德价值体系出现紊乱，人们难以找到稳定的价值体系、价值坐标和行为规范，内心的虚无造成行为上的反道德，内心的焦虑需要在现实中找到投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伦理道德的范式中，一直把老人当成道德的标识和引领者。一旦这一群体出现道德堕落的问题，很容易让人们以审丑的心态去炒作放大，并以此作为社会堕落的佐证。

与此同时，审丑的心态已经开始成为这个时代大众心理的一部分。比如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里面呈现的价值观甚至让美国学者都感到难以置信，却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连有关郭敬明早年抄袭的异议也被彻底淹没，反而被有的自诩“前卫”的媒体追捧为新一代商业精英。

可以想象，一旦社会都热衷于迎合和满足这种审丑欲望时，原本存在的欺诈和丑恶遭到几何倍数的放大，社会的信任度必然降低。长此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人性中还有美的存在吗？

记者：相对于普通人的这种道德焦虑，很多成功人士的精神世界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安逸。比如，“王林大师”的持续发酵，让我们看到像马云、赵薇这样的成功者，似乎同样在热衷寻找“神秘力量”。在所谓的上流圈子里，这种心态和举止已经成为很流行的现象。

公方彬：在精神世界中，其实并不存在名人或草根的区别。能否找到精神归宿，不决定于社会地位高低、知名度大小。就像品德修养，这是一个无限的运动，有始无终。即便是官居高位的掌控权力者，一旦精神缺失，也会发生蜕变。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已的困境，走出困境都需要找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点。一些成功人物热衷追寻某种 “神秘力量”，恰恰说明社会主流或主导精神的缺失。

上升到更高层面看问题，我们党同样也面临着信仰危机的挑战。过去，革命阶段有牺牲，而牺牲带来神圣感，进而形成和强化信仰。当下，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信仰的强化就成为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建构好符合时代的精神大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为急迫的重大命题。

记者：为什么人们总体上的感觉是，当下的社会道德低于以往？当下社会的道德焦虑，为何似乎越来越严重？

公方彬：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打破旧的轮回的过程中。有人可能会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不是有过一个道德高扬的阶段吗？分析起来，当时出现的“道德复兴”基于两大原因，一个是特有的政治支撑着特殊的道德，即政治思维与政治话语系统塑造了一种异于传统，也异于西方道德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另一个是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吻合，人们被紧紧拴在一块土地、一个工厂或一个社区，不流动的社会构成了中国的熟人道德——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失信直接影响着生存。

改革开放后,道德体系开始出现紊乱，原因在于构成特有道德的支撑基础瓦解了。世界政治生态因冷战结束而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导致两大价值系统和两大话语系统乃至思维方式并行的状况彻底改变，其中我们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弱化，这必然影响着我们的伦理道德系统。庞大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更将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进而将熟人道德推向陌生人道德。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没有适应这种不无紊乱的变化，直接导致价值坐标的紊乱。

歙南正义

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