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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3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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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古不在延安期间,中组部的工作主要由副部长郭洪涛主持。在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近一年间,组织部内部机构变动不大,但人员有出有进。组织科科长金维映去抗大担任女生队队长,原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王观澜接任科长。干部科科长乐少华去抗大学习,科长由王鹤寿接任。
这时,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一座小院里办公,组织部的下设机构也很简单,只有三个科,即组织科、干部科和地方工作科。人手很少,各科都有自己的职责,严格按分管的范围办事。
1937年7月,卢沟桥的隆隆炮声,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大学教授、工程师、留学生心向共产党,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聚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这些热血青年中,有一大批是各地的地下党员,他们到达延安后,先向组织部报到,在组织科接转组织关系,干部科审查、分配工作。组织科长为王观澜。他们在接转、审查组织关系时十分认真、严格,并且铁面无私。
西安事变后,王观澜在中学时的恋人徐明清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委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她以西安北大街幼稚园园长的身份为掩护,与办事处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很熟悉。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停在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车上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女子走下来,拎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后不禁吃了一惊,大喊一声:“小李!”
来人是江青,原名叫李云鹤。
徐明清与江青是在上海时的好友,也是曾经一起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同事。
早在1933年时她们就相识。当时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在上海参加创办了晨更工学团。这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以及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1933年初夏一天,剧联田汉的弟弟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长得俊俏,性情也很活泼。她就是江青。徐明清那时的名字叫徐一冰,只比江青大三岁,但政治上却比她成熟得多,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田沅介绍说:“李云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晨更工学团谋点事。”
徐明清问江青:“识字不?”
“会,还会唱歌、演戏。”江青回答。
这时候晨更工学团正好缺教员,徐明清就把她留了下来,说:“那你就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吧,教他们唱歌,辅导店员识字、读书。”
工学团里的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生活很艰苦,她们三人同住在小楼顶上的阁楼,小阁楼只有一扇窗,没有床,只是在地板上铺着草席睡觉。可是江青也不在乎。但当徐明清和江青熟悉起来后,发现她在外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们也相处得不错,可一回到小阁楼里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一天问她:“小李,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呀,相信我,你就说吧。”
江青迟疑了一下,随即坦率地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徐明清。
原来她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木匠家庭,父亲有钱后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老婆,她是庶出的,小时候就常受父亲殴打,12岁时跟随母亲跑到济南投奔姐姐、姐夫。为了生计,她报考了管饭吃的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结识了颇具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一年多后,她在北平演出受挫,不得已返回济南,随后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1933年2月,经人介绍,19岁的江青也入了党。但7月由于叛徒告密,她被迫逃往上海。在上海,她投奔到田汉的门下。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后,田汉便让弟弟田沅介绍她来晨更工学团工作。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与团中央的交通员乐于泓在兆丰公园见面时,乐于泓已被特务跟踪。在公园门口,乐于泓发觉有人跟踪,低声说了句:“情况不妙。”就与江青分开走,他飞快地从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进租界,甩掉了特务。而江青却没那么幸运,一跑就被特务们在另一个大门口截住,就这样她被捕了。
江青被捕后,既没叛徒指证,也无任何证据,关了两个月,警察局多次审讯,但从她身上捞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只好允许保释。在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出面作保下,江青被释放了。
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时,由于叛徒出卖,被警察局押走了。在陶行知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她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受到严刑拷打,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批准她回家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她病愈后再次回到上海。因为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委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决定派徐明清等4名同志前去西安工作。
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这时江青已回到了上海,并且化名蓝苹,因演出话剧《娜拉》一炮走红,后因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结婚,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徐明清来到了江青的家。碰巧江青不在。她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徐明清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员们话别。在火车快开动时,她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仔细一看,认出她就是江青。可此时的江青却与徐明清的想象相去甚远,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江青见着她,拉着她的手,急切地问道:“一冰,你上哪儿?”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徐明清告诉她。
听到这话,江青似乎很伤感。徐明清看着她这副黄瘦的模样,叮嘱她:“小李要多注意身体啊。”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声,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
两人没说几句话,火车就要启动了,两人依依分别了。
此刻徐明清万万没有想到江青也追寻在她的后面来到了西安,真是又惊又喜,惊讶的是她怎么孤身一人跑到西安来了?!喜的是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她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告诉徐明清说:“我这次北上,就是专为找你的。”
“快进屋,进屋谈。”
徐明清领着江青进了幼稚园自己的房间,两人亲热地谈起了别后之情,得知江青与唐纳已离婚了,并且她随后在上海演艺界的一些情况,最后询问她:“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急切地说道。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介绍信,就是指上海党组织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说:“没有。”
“没组织关系,这可就不好办了啊!”
“有你在,就会有办法的。”江青说。
徐明清问道:“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里面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出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这些表明她确实是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还不能证明她是个党员。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说:“不要着急,我想想办法。”
随即,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第二日,徐明清和江青坐了辆黄包车,来到了在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徐明清正好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办公,忙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递上自己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然后,她告诉他们说:“这事由博古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他便答应了。”
第二天,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住了。7月下旬的一天,她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欣喜地告诉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第二天,江青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前去延安,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结果,一行人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他们到达洛川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这里开会。这天晚上,正好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夫人朱仲芷介绍,江青认识了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随后,她就跟随他们到了延安。
在延安,江青被安排在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名字时,她没有写“蓝苹”,也没有写“李云鹤”,而是写上她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然而,她尽管经过了组织部部长博古的面试考查,但由于没有组织介绍信,她来到延安组织关系却接不上,只好等候进一步接受调查。
9月中旬,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也离开西安,到达延安,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第二天,她去报到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并且是中学时的恋人、中组部组织科科长王观澜,不久两人就结婚了。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是请客人们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顿饭。
得知徐明清也到达了延安,正为接转不上组织关系发愁的江青立即跑来组织部招待所找她。见面后,她对徐明清说:“我要求到抗大学习。我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我是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但没有党的组织介绍关系和证明人材料。组织上还在审查。真是急死人了!”
徐明清同她一起去找王观澜,王观澜答复说:“没有组织关系介绍信,我们不能随便接转关系,你要有证明人。”
“一冰就是我的证明人呀!”江青说。
“你没有介绍信,她一个人说了不算。”王观澜接着又说:“我说了也不算,你还是等候组织的调查吧!”
结果,就是组织科长的妻子做证明人还是不行。
但是,中央组织部对此也没有不闻不管。为证实江青的党籍问题,组织上要求接触过她的人写出证明材料,组织科派人找过徐明清和其他人,请他们各自写出证实江青情况的材料。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过党领导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徐明清在和江青接触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党员。因此,她在证明材料中没有提及江青入过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党员之类的文字。结果,江青在延安待了两个月,还是恢复不了党籍。
江青多次找到组织部,将自己入党经过写成材料。中组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江青入党介绍人了解。对方写了证明材料。
几经周折,江青才在延安接上组织关系,并恢复了自己的党籍,11月进入了抗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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